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六月，楚郑联军在楚国令尹子囊、郑国司空子耳的率领下，先集结于訾毋（河南鹿邑）准备伐宋，然后于六月十四攻入宋国，包围了宋都商丘，并从商丘北门（桐门）发起了攻击。

宋国国君宋平公在楚郑联军对自己发起进攻后马上遣使向盟主晋国求救，但这个时候的晋军还在中军将荀罃的率领下与侵扰晋国西部边境的秦军纠缠中，一时间抽不出多余的精力来援救宋国。

因此，晋悼公派使赴卫国、鲁国，请这两个离宋国比较近的盟国出兵，协助宋国抵挡楚郑联军；而卫国国君卫献公最先响应，在得到晋国使者传达的晋悼公的援宋指示后，卫献公立即命上卿孙林父率领卫军主力南下援宋，并驻军于宋国的襄牛（河南睢县），以牵制楚宋联军对宋都商丘的进攻。

楚军统帅子囊得知卫国出兵援宋的消息后，便让子耳派人回郑国去传信，请郑国再派一支军队北上攻打驻守襄牛的卫军，逼迫卫国撤军；自己则继续率军攻打宋都商丘。

郑国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派出去随楚军作战攻击宋国了，在国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动的军队；如果再费劲精力地派第出二支军队去和襄牛的卫军作战，那对国家的府库和军械压力实在是太大，郑国承受不起。

于是，郑国执政正卿、当国子驷召开了郑国五卿会议（六卿之一的司空子耳此时在率军伐宋去，不在新郑），商议二次出兵之事。

当时，参会的少正子展一反常态地建议子驷（子展与子驷政见不合，经常相互拆台）——听从楚国吩咐、继续出兵攻打卫军。对子展的配合态度子驷很诧异，但郑国的国力实在困乏至极，子驷考虑如果再出兵的话，两线作战的负担没办法承担。

子展又进一步补充说，现在郑国只是国力困乏，总还没有亡国；如果同时得罪了楚、晋两个大国，郑国是个什么下场，大家都清楚了。

对子展的这个回答，子驷觉得确实很在理，而一同参会的郑司马子国、司徒子孔、令正子蟜也没有其他异议，五卿合议最终一致通过——再次出兵协助楚国、攻打襄牛的卫军。

因此，子驷想尽办法从郑国的贵族大夫和国人们手中征集了所剩不多的贮备物资和军械粮草，再从国内的守军中抽调了一些士卒，以大夫皇耳为主将，率领这支拼凑起来的临时军队去攻打驻扎襄牛的卫军。

皇耳率领的这支仓促之间组成的郑军，不但战斗力十分拉胯，就连士气也不高，抵达襄牛后不久就被孙林父所率的卫军击败，皇耳本人也被卫军生擒；子驷的强行出兵冒险行动遭到了彻底的惨败。

而因为这一次的仓促出兵，子驷从国内所强行征集的郑国贵族大夫和国人们的大量财产、物资，几乎全部折损在和卫军的作战过程中，郑国上下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因此，襄牛战败之后，郑国国内（遭受巨大损失）的贵族大夫和普通国人们对执政以来刚愎无能、丧权辱国（戏之盟就是实证），还恬不知耻、一意孤行的当国正卿子驷反感厌恶到了极点，对他独揽大权的强硬执政风格更加地痛恨（要是这次打赢了卫军、获取了大量战利品回国，那倒也罢了；可子驷的胡乱决策实在是让大家都损失巨大，这个就不能原谅了）。

可提出听从楚国之命、二次出兵攻击襄牛的卫军，虽然是身为正卿当国的子驷下达的命令，但这个建议其实是少正子展首先提出来的；可子展其实是郑国亲晋派，并不和亲楚派的子驷一条心，他却为什么在子驷召集诸卿商议出兵时，要率先提议应楚国号召，出兵攻卫，而不顾郑国国内物资匮乏、士卒疲惫的实情呢？这件事，暂且先留个活结，等在后续合适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开。

在孙林父于襄牛击溃郑军偏师的同时，子囊、子耳所率领的楚郑联军也有了新的作战动向——他们率军于七月间离开了宋都商丘，改为向鲁国西部边境地区发起进攻。名义上，楚郑联军的撤兵理由，是得知了鲁国响应晋悼公的君命，准备出兵援宋，因此楚郑联军‘先下手为强’，主动攻击鲁国，以威慑、压制还未出兵的鲁军。

其实，子囊、子耳放弃继续攻打商丘、改为向鲁国进攻的真实原因是：军队实在打不动了，宋国士卒的防守国都行为坚定无比，而楚郑联军的作战欲望又十分低迷，没有拿下商丘的必胜决心；且子囊害怕晋军随时会来援，到时候被宋军、晋军来个里应外合反包围，那可就糟了。

而郑国军队方面，原本是准备跟在楚军后面捡个软柿子捏，但没想到宋国是个冻柿子，硬的很；又加上得知攻击襄牛的偏师被打得大败而逃，军械物资丢弃无数，这就更让商丘城下的郑军愈发没有了作战意志。

因此，子囊、子耳在商议之后，一致决定从商丘撤兵，改为去捏相对更软的“柿子”——鲁国，也好弥补一下在这么久的作战中，所消耗的军械物资和后勤粮秣；所以这才有了之前楚郑联军放弃攻打商丘、改为向鲁国西境用兵的一幕。

楚郑联军侵入鲁国西境后，执掌鲁国朝政的三桓——季孙宿、叔孙豹、孟蔑（仲孙蔑）决定不与其争锋（也确实是打不过），因此在象征性地上奏国君鲁襄公后（鲁襄公时年才十三岁，还不能治理国政），便命令西境的诸邑守军坚守城邑、不出城与疯狗一般的楚郑联军交战，任其四处流窜劫掠（三桓：别看你现在闹得欢，等我大哥（晋国）来了，不打你个老六腚朝天）。

话又说回来，即使是鲁襄公已经成年了，在国内也没多大话语权，鲁国的国政，早就被三桓所侵夺攫取，从鲁闵公、鲁僖公之后，历任鲁侯都没有能完全掌握鲁国的军政大权。

鲁军坚守不出，楚郑联军找不到作战的对手，也达不成预定的作战计划，于是在鲁国西境郊外一番搜刮强抢之后，便意兴阑珊地在七月底后撤回师；因为这一次出征鲁国的收获（战利品）不多，为了弥补军资消耗，楚郑联军在回师途中，于八月初一又包围了宋国的萧邑，随即攻克了萧城，总算获得了部分物资补充（抢到东西了）；随即，子囊与子耳解散了联军的组成，自率楚军返回了楚国。

九月初，子耳在率郑军回师途中，因为不满于本次出兵的收获太少（商丘没拿下、鲁国坚壁清野、攻克萧城的战利品大多数又被子囊带回了楚国），于是，在没有得到郑国国内诸卿允许的前提下，子耳擅自率郑军又侵入了宋国的北境，再次对宋国进行劫掠，大抢一通后才撤军返回了郑国。

而回到郑国后，因为子耳多少带回了一些财帛物资，所以当国子驷并没有对子耳的私自用兵加以斥责和处罚，仅仅不咸不淡地数落了几句，命他下次出征时，切不可再如此自作主张、一定要听从国内得安排，也就罢了。

让子耳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下次’的机会了。

当初，在楚郑联军侵入鲁国西境、大肆骚扰劫掠的时候，执掌鲁国朝堂的三桓之一——孟蔑（仲孙蔑）就对郑国的这种穷兵黩武、不断对外用兵的行为十分痛恨，并断言：

“郑国不顾国力虚弱，如此穷兵黩武，恐怕很快就将遭遇灾祸！礼乐未崩之前（代指周室权威尚在之时，也就是周平王东迁前），即使是周天子，也经不起这么频频的用兵，更何况区区一个郑国呢；（假如真的）有灾祸的话，（造成这种局面的）郑国三位执政（指郑国当国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这三位卿士）将难逃一劫！”

就在子耳从宋国“扫荡”回来后不久，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成功驱逐了骚扰西部边境秦军的晋悼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好好地教训一下反复无常、见利忘义、欺软怕硬的墙头草郑国（其实是针对子驷、子国、子耳这几个亲附楚国的郑国卿士）了。

九月二十五，晋悼公率诸侯联军（缺宋、卫、鲁三国，因为他们此时已经和郑国展开过交战了）再次南下，对背弃了盟约、投靠并跟随楚国出兵攻打宋、卫、鲁三国的郑国展开新一次的讨伐。

联军出兵进展很顺利，很快就占据了郑国的牛首（河南通许），并重新驻兵于虎牢，还额外占领了郑国的梧、制二邑，和虎牢大营形成了夹角之势，以威慑、压制不安分郑国。

在中军将荀罃的推荐之下，晋悼公命下军佐士鲂率军驻守梧邑、新军佐魏绛则驻守制邑，其他将佐则分驻牛首、虎牢，摆出一副要围攻郑都新郑的态势，意在引诱郑国的盟友楚国出兵北上救援，而达到牵制楚军、消耗楚国国力、军力、民力的目的；而这次出兵伐郑，也是荀罃向晋悼公力主推行的“疲楚、耗楚”战略计划的正式实施起点。

以晋军在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二十五南下克牛首、重新入驻虎牢，并驻军梧、制二邑为标志，晋国以伐郑为手段，促使楚军被动出兵、来回奔波援救盟友，从而造成楚国陷入军队疲于奔命、国家消耗元气、国人无力负担，最终失去继续与晋国争霸、经营中原窘困境地的战略军事行动——“三驾疲楚之役”，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就在晋军大举南下、按计划实施“疲楚、耗楚”战略行动的时候，整个计划中的关键所在处——郑国，国内却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乱；如同鲁国上卿仲孙蔑所预言的那样，郑国朝堂上地位最高的三位卿士：当国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中，被仇敌击杀于议事的新郑西宫之内，郑国也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乱局。这到底是怎么以回事呢？

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郑国国内所发生的‘变乱’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