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卧床不起的周总理已经无法进食，全身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之际，周总理依然坚持工作，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他还多次询问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并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表示关心。

1976年1月7日，总理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吧……”

（周总理与世长辞）

这是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月8日上午，周总理与世长辞，全国陷入深深的悲痛中。

回顾总理的一生，时刻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周总理不但是革命家，更是军事家，其一生多次被两大阵营授予军衔，有中将也有上将，每一次都被委以重任。

一提起军衔，想必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军人肩上的那些星星标志，军衔作为军事制度的体现，其等级设置跟军队规模、职务等级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周恩来中将军衔）

众所周知，我军是在1955年才正式实行军衔制的。

其实在战争时期，我党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只不过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暂时无法实施。

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中央军委就曾明确指出我军要实行军衔。

当时朱德总司令和彭老总也曾一起向毛主席提出亟待解决军队制度的问题，一个多月后，在中央军委的批准下，八路军总司参考老蒋军队的编制区分，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

（彭德怀和朱德）

只不过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被迫停止。

第二次是在1946年1月31日的“政协决议”后，在老蒋接受了和平相处的情况下，为适应当时的形势，我党很快就做出关于军队整编的决定，然而评衔工作还未开始，老蒋就翻脸不认人，发动了全面内战。

评衔工作一再被耽搁，直到1955年1月，中央才公布了关于我军军官服役的条例，决定在同年10月1日实行军衔制。

当时在初步评选工作中，毛主席被提名授予大元帅，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为元帅，只不过在讨论阶段时，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

（毛主席）

他还对负责授衔工作的中央领导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后来为了评选工作的进行，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三人为响应主席的号召，也都主动放弃了元帅军衔。

因此，周公出现佩戴军衔的情况，均出现在建国前的几段特殊时期。

1920年11月，周公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在考察了工人及学生运动，大量阅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后，开始追崇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年春，周公经人介绍，加入了建党小组，成为我党的创建人之一。此后他积极参与各类党内活动，并担任中共旅欧部书记。

（周恩来（左二）与入党介绍人留影）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决定举兵北伐。

然而就在他一心想要统一国家时，却遭到心腹陈炯明的背叛。

陈炯明是个大军阀，于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广东都督。此人虽然手握军权，但是没有多大的野心，为保存实力，他总是不愿干冒险的事。

因此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很是不理解，还不断以“联省自治”的由头多次阻挠北伐的进程。

（陈炯明和孙中山）

最终于1922年6月16日，与孙中山彻底撕破脸，并指挥手下炮轰总统府。

经此一事，孙中山清醒地意识到，想要革命成功，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于是他决定办一所军官学校。

1924年1月，孙中山任命老蒋为筹备委员长，负责筹建陆军军官学校一事。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的学校终于成立，孙中山任学校总理，主持学校主要事务，同时委任老蒋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因学校位于广州黄埔，大家也就习惯称其“黄埔军校”。

（早期的黄埔军校）

1924年又是两党合作关键期，广州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后，因急需大量人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指示，决定送周恩来等一批干部回国。

刚到广州不久，周公就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些军事指挥工作。

1924年11月，周公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被孙中山大元帅府授予中将衔，时年26岁的周公，将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学校师生的好感。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留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健全的军衔制度，因此周公的军衔并未在军装中展现出来。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职务和军衔都很高，加之他总是以诚待人，所以黄埔前三期的学生，不管后来混得多么风生水起，看见周公都毕恭毕敬。

1925年1月，周恩来出席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由于周公平时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因此，这次东征的主力军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其英勇作战的精神感染着广大工农群众，第一次东征很快就取得胜利。

7个月后，黄埔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该军的政治部主任，其政治思想在军中得到推广。

（周恩来（前排中）与梅县商会欢迎东征军代表合影）

1927年3月，在领导上海工人都三次武装起义后不久，老蒋就决定用暴力手段清除我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为反击老蒋，8月1日，周恩来和叶挺、贺龙、朱德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与反动派彻底决裂。

此后周恩来的才干得到中央的认可，从1928年，就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在白区工作时期，周恩来成立了中央特科，主要负责抓捕叛徒特务、搜集情报等工作，并努力扩建根据地，为红军的发展指明方向。

（周恩来（右三）与红一方面军合影）

时间来到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放下成见，决心一致抗日。

刚开始关于部队整编问题，老蒋始终不同意我党将陕北红军单独编成一个“路军”的要求，其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我军的发展。

直到上海沦陷后，前线战事吃紧，国军已经难以抵挡住日军的侵略时，老蒋才同意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的兵力。

由于当时老蒋的军队已经开始实行军衔制，为了方便与“友军”沟通交流，我军的主要将领也被老蒋授予了军衔。

（蒋介石）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早在1935年，老蒋就给自己的军队实施了铨叙军衔。

而1935年这个特殊时期，国共两党还处于战争状态，老蒋肯定不会承认我军将领的身份，自然也就没有授衔一说。

因此到了一致抗日时期，我军没有铨叙记录，所以最终我方主要将领的军衔都是职务军衔。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几次去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都被周公婉言拒绝。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亲自出马，还当面表态：当好了副部长，好在两边调解。最终延安方面从抗战需要出发，同意周恩来正式履职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同时担任副部长的还有黄琪翔，但他的待遇可没有周公高。

（周恩来与黄琪翔）

因为曾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公虽然是中将军衔，但是却享受上将的待遇。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将的月薪是160元，上将的月薪是240元。

而经国民政府特批，周恩来每月都会领到240元的工资，可是周公一向勤俭节约，他把每月领到薪水都全部作为党费上交，自己则与其他同志一起，过着供给制的生活。

周公到武汉任职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筹建负责宣传的第三厅，以及发展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队伍。

当时郭沫若就是在周公的说服下担任第三厅厅长，带动了文化界、学术界等著名人士参与到抗战中，这些文人志士利用各种宣传方式来唤醒全民族的抗战意识，成为抗战期间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左起：周恩来与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在武汉合影）

周恩来在武汉不到一年，就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不仅动员人们参加抗战，还为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老蒋怎么都想不到，当初盛情邀请周恩来任职，到最后会为自己的“宏图大业”埋下隐患。

当然这一切努力，也离不开周公的个人影响力。

就连一向以傲慢著称的郭沫若都对周公特别钦佩和尊重，还特意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对周公的赞叹。

（周恩来）

在武汉工作时期，周公还勇于开辟国际统一战线，他曾指示长江局国际宣传组组长：要跟在武汉工作的国际记者保持联系，向他们提供及时准确的新闻资料。

而且周公广交国际友人，尽一切努力争取他们支援抗日。

周公的这些努力不仅有效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以后我党的外交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抗日战争刚结束，百姓重建家园的愿望还未实现，老蒋一边打出和平的幌子，一边暗中调兵遣将，企图筹划新一轮的内战。

1946年1月，为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美方特派代表马歇尔来华，进行所谓的军事调停。

（三人小组，右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

经过谈判，三方最终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各派出成员成立军调部，其中最高领导机构是“三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

这个三人小组由我方代表周恩来、蒋方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

由于三方代表中，马歇尔是美国五星上将，张治中也是陆军二级上将，为了体现对等，我方也临时任命周恩来为上将。

这一次周公佩戴军衔，仅仅是为了便于跟蒋方开展工作。

成立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以及军队整编等问题。

军事冲突方面主要由军调部下方设有的38个“军调小组”负责，这个小组也是由三方代表共同组成的，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问题，

（三方军调小组代表）

其中我方派驻到各地的军调小组代表，也被延安方面按照职级临时授予相应军衔。

关于军队整编方面，此后老蒋的整编部队，由军改为整编师，而关于我军如何整编，双方始终未达成一致。

老蒋自始至终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希望借和平谈判，趁机削弱我方的武装力量，为下一步的内战做准备。

果然五个月后，老蒋就撕毁了停战协议，对我军发起全面攻击。

然而1947年3月以后，战争局势发生逆转，老蒋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后，开始收缩兵力，实行重点进攻。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太大，我方不得不主动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

（周恩来与党中央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

这一时期，周公协助伟人运筹帷幄，指挥各路野战军与老蒋展开生死较量，自刘邓大军长驱南下后，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大决战的日子到来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参谋长的周公，工作变得异常忙碌紧张，每天都要到伟人办公室参与决策部署。

对于敌我双方的态势，周公总会反复分析，把敌方的兵力部署、部队特点，甚至指挥官的性格特征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每次签署作战命令前，周公都会再三核实，与毛主席共同研究后，再下决定。

除此之外，周公还利用个人影响力，分化瓦解敌方内部军事力量。就拿辽沈战役来说，当时困守在长春的东北“剿总”司令郑洞国就在周公的一封书信下，选择弃暗投明。

（郑洞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开始了长达26年的总理生涯。

虽然此后周总理再未担任过具体的军事领导职务，但是他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时刻挂在心上。

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敬爱的周总理仍关心着国家和人民。

深切缅怀无私伟大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