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高树勋秘密处决石友三。
写到这里，儿子问我石友三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石友三"，单看这三个字还真有点像日本人。我当然知道石友三是什么人，但现在的年轻人就未见得都知道了。因此看，用些笔墨介绍一下石友三实属必要。
石友三者，男性，地道中国人。
流氓军阀出身，"磨擦"专家。
1937年为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
1938年为国民党十军团军团长，后委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夏，蒋介石又委以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该人产地不详，生年不详，毙于1940年11月某日。
邓小平对石友三的评价：
"石友三流氓成性，反复无常，反共也最坚决。"
蒋介石交给石友三的任务：
"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
毛泽东的指示：
"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
石友三出洋相：
一群青年打篮球被他发现，"这些小伙子抢一个球，过会儿不闹起来？副官多买些给他们。"副官不敢不从，买回来很多球给场上的每人发一个。这个故事后来人们乱加在别人身上，那实在太冤枉，实际上是石友三出的洋相，事情就发生在1940年初。
石友三是蒋介石反共的炮灰！
石友三是蒋介石反共的牺牲品！
蒋介石的抗日是逼出来的，或者说他当时的抗日是逼出来的。如果说，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全国人民，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不逼他，1937年他是先抗日后"消灭"共产党或先"消灭"共产党后抗日是很难说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何时何地，要"消灭"共产党这个念头是从未变过的。1938年8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蒋介石便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的方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个《限制异活动办法》，按照其中精神，在统治区内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敌后，则以"合法"、"统一"的名义，限制我党我军及抗日群众团体的发展。同时还派兵向敌后我军寻衅进攻，制造磨擦，妄图向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收复失地"。胡宗南就是此时对我陕甘宁根据地大举进攻的，给我边区政府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1938年8月，他又指令鹿钟麟带着"反共"、"收复失地"的任务来到冀南，担起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大任。可以说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在抗日上还是下了点真功夫的，国民党部队在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上确实打了几场好仗，对侵华日军给予了一定的抗击。但蒋介石更是个反复无常的流氓军阀，国难当头，不思集中精力驱强虏，放着流芳百世抗日民族英雄不当，偏要与同胞的共产党发难，结果怎么样，凄凄惨惨去了海岛。
1940年1月，蒋介石觉得鹿钟麟的力量太单薄，便把石友三也派到了冀南，让他当上了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本来就是个"反共"顽固分子，临行前蒋介石又密授"在万难中拿住冀南，以对付八路军"法旨，与鹿钟麟一见面，两人就一见钟情，相见恨晚。
鹿钟麟说："友三兄，听说你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的还不错嘛。"
石友三说："你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呀，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
写到此处，石友三的流氓面目就昭然若揭了吧。
石友三反共比之鹿钟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公然袭击我抗日武装力量，捕杀我抗日干部及家属，还与日军勾结，聘请日军军官吉田当顾问。蒋介石后来要杀他，一方面是他损兵折将未完成"拿住冀中，对付八路军"的使命，另一方面与他暴露通敌事实，给国民党带来不好的名声不无关系。蒋介石虽说"反共"不择手段，但在当时全国人民通力抗日的大势之下，也不愿落个国民党公开与日寇勾结通敌的坏名。所以石友三死在蒋介石之手实属情理之中之事。
"有剥削就有反抗"，有制造磨擦的人，就有反制造磨擦的人。蒋介石虽然功于心计，但如何是毛泽东的对手？有人说共产党玩蒋介石如玩三岁孩子；有人说蒋介石的算盘从来都是毛泽东给拨的。无论怎么说，蒋介石终归成了共产党的手下败将。
1939年8月，抗大一分校的首批学员正式毕业，八路军总部指示，我所带的二营全体学员均分配到一二九师。遵照校领导命令，我带全营学员来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办完一切移交手续，李达参谋长把我叫到一边：
"国富同志，想不想留在一二九师？"
"作梦都想！"
"还想不想当骑兵？"
"作梦都想！"
"好，就这么定啦，你到骑兵团任参谋长吧。"
嘿，这简直是天大的美事嘛，我乐得直想跳高，直想冲李达的脸上咬一口。我当时到底跳没跳，咬没咬，做了什么反应我"高兴"的表示实在记不清了，总之我会有所表示的。
告别骑兵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虽然我的骑兵团在河西走廊惨遭灭顶之灾，悲壮之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但对骑兵的眷恋和渴望从未淡化和减少。两年多之后，经历了痛苦的磨练之后，我又有机会重返战斗前线，重返骑兵，这如何不让我喜形于色、兴奋异常呢！
说真心话，前方作战与后方办学，我更喜欢前者。我是个静不下来闲着难受的人，时至老年也未曾改变些许。男儿建功在战场。我崇拜那些驰骋疆场奋力杀敌的将士，我喜欢"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生活。但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前提下：战争时期！
当时骑兵团团长是黄甲景，政委是廖光贤，政治处主任是旷银龙。受先遣纵队李聚奎司令员指挥。全团800多人，战斗连队4个，其成员均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
我的到来很让几位团领导高兴了一阵子。廖政委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哇好哇，骑兵团这回又行啦，有了你这个参谋长，事就好办啦。"后来得知，纵队政委肖永智将我的情况已向他们做了详细介绍。
廖光贤又说："走，我带你先去看看部队，然后再选匹好马。我知道你这人爱马如命，识马内行，一定要选匹好的。"
我随廖光贤政委来到训练场，看到战士们正在训练。嗬，青一色的黄马，气派极啦。"怎么样，还可以吧？!"廖光贤问。
我说："岂止是可以，太可以啦！当了这么长时间的骑兵，在河西走廊看过马步青有青一色的马队，红的、黑的、花的、白的……咱的马队一点不比他的差。"
"你知道群众叫咱什么吗？"
"叫什么？"
"黄马团！"
"嗯，很准确！"
在廖光贤的引导下，我在备用马中选了一匹高个裆宽的黄色公马，我为它起名"追风赶月"。
此时正是石友三在冀南最嚣张的时候。遵照纵队首长指示，我们在黄河西北的聊城一带，协同其他部队，对蓄意制造磨擦的石友三之类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纵队命令我团与步兵六八五团、七七一团协同出击，歼灭进占临清的石友三之顽军。接受任务后，我们与另外两团取得联系，制定了作战方案后，我带领先头连立即出发向临清奔去。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
"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的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给予坚决反击。"
3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致电朱、彭、刘、邓：
"对石友三应采取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政策，用各种方法引其出来而消灭之，这是无可救药的反革命坏蛋，争取方针已不再适用了。"
毛泽东为何发如此之狠心？因为对石友三，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已作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力求其表现友好或中立态度。例如1939年1月16日和25日，邓小平政委就两次与石友三会谈，刘伯承师长也三次与鹿钟麟、石友三举行会谈，甚至彭德怀副总司令也与其举行过会晤。同时，为表示我军诚意，我们还组织群众前往石友三部驻地进行慰问。我们宁肯让自己的部队吃小米，把省下的白面送给石友三的部队，并为他的部队送去棉衣和生活用品。在开始阶段，石友三表现得还算"够意思"，基本未闹事。1939年底，蒋介石为石友三加官晋爵、增拨大量武器粮饷，密授反共机宜。这时石友三真相大露，"合作本是权宜之计"。此时他认为自己己羽翼丰满，便顾不得"协议""诺言"，暗中勾结日军，公开向我政府及抗日人民进行袭击，仅1940年1月11日，就在青河县某村捕杀我地方抗日人员50多人。如此之人，如何还能忍让迁就。毛泽东发狠，朱老总发狠，刘伯承发狠，我也发狠。听说了那些事之后，我气得胳膊上的肌肉直跳，我提着马刀，咔、咔砍了两棵小树，心里说，石友三，你可别让我抓着，让我抓着，小树就是你的榜样。
至此，我一二九师首长下达了《冀南反顽战役的基本命令》，任命程子华、宋任穷为战役总指挥，集中10个团组成左翼纵队，集中5个团组成中央纵队，集中8个团组成右翼纵队，同时令杨勇、王宏坤两部外围钳制打援。我团编入右翼纵队，此次行动为整个战役的一部分。
战斗于5时打响。敌人事前未察觉我军行动，当我们发起进攻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所以我们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歼敌一个团，溃敌一个团。仗打得非常干净利索。这时纵队又来命令，今我骑兵团先行于在平一带，伏击前来救应的日军部队。我一听还有日本鬼子可打，更是喜不自胜，立即带领先头连赶到伏击地的王家楼附近。
日军未料到我军如此之快歼灭了清河之敌，所以当我们发现日军时，敌人并没有很充分的准备。这正好为我骑兵歼敌创造了机会。我命令先到的两个连队从左右两侧向日军发起攻击，同时后续部队在团长、政委带领下也相继赶到，于正面发起攻击。虽说日军较石友三的部队顽强些，但还是经不住我强猛火力和马刀的攻击，仅半个多小时就将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全部消灭，活捉了小队长龟田。缴获歪把轻机枪4挺、长短枪30余支，还有部分药品，并烧毁了敌人乘坐的两辆汽车。
这是我们首次与日本人交战，因此，这一仗我骑兵团在当地顿时出了名，百姓们说："黄马团厉害，不一会儿就把小鬼子打哗啦了。"因此杀猪宰羊敲锣打鼓来慰问。
有个插曲需要写进来。
打扫战场时，我们下马步行，走着走着，突然一双手将我的左腿抱住，低头一看，是个没死的日本兵正准备咬我的脚。毫不犹豫，我抽枪就是一枪。日本兵的脑袋再硬，还是没顶住枪子，就在他的牙将要挨到我的皮肤时，他拱了拱屁股，撒开抱住我腿的手，不动了。我还不解气，照着他的脑袋又踢了两脚。但这件事也提醒了我，打扫战场时再不敢粗心大意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骑兵团在聊城、临清一带先后与石友三部队进行了三次较大的战斗，在金滩镇歼敌1000余人，缴机枪13挺，步枪629支，战马20匹。在斗虎屯再歼敌900余人，缴枪500余支。
后来黄甲景团长和廖光贤政委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我代理团长，主任担任政委。据后来统计，我冀南八路军在此战役中全歼了石友三全部，毙敌6500余人，伤俘敌近万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多次战斗中，我军都查获了石友三与日军勾结的电报文稿，我们将此一切证据公之于众，蒋介石知道后恼羞成怒，本来损兵折将、动摇军心已在不赦，现在又有个通敌汉奸之实，更有了借口：杀！卫立煌、高树勋遵从"蒋委员长"命令，将一个副总司令、省主席悄悄送回了他"姥姥"家，也算为抗日除了一害。
国难当头，首要敌人是谁？日本小鬼子！抓住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蒋介石无事生非，石友三浑水摸鱼，顺便打一下，用东北话说，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或者也叫副业。主业还是打日本。这一段，主业收获也颇丰。
据粗略统计，我八路军冀南各部队及地方武装1937年歼日伪军近4800人；1938年歼日伪军2.96万人；1939年歼日伪军1万多人；1940年1月至5月，歼日伪军1.25万人。累计近三年的时间总歼日伪军5.7万余人，其中含日军旅团长常冈少将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击毁和缴获敌机多架，枪支弹药及各种车辆无详细数字，不敢乱说。总归一句话，我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敌后各种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以游击作战的形式，大力杀伤敌有生力量，有效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部队的抗日作战。同时我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壮大。
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使冀南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40年6月，一二九师进行整编，除原来的三个旅外，将冀南军区领导的各纵队新编为三个旅。
有一天，肖永智旅政委对我说："国富啊，准备让你去二十二团当副团长，有意见吗？"
我一听就急啦，"咋啦，我犯错误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骑兵，刚顺手又要换，搞什么嘛！"
"不要急国富，情况是这样的：二十二团田团长有病，于政委几乎没指挥过打仗，二十二团又是旅的主力团，没有一个能指挥打仗的硬手怎么行啊？"
肖政委说到这里，我基本通了。那时冀南军区的旅团两层领导中，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懂指挥打仗，有些人年龄大或有病，不是学习就是住院，指挥员确实缺乏。而骑兵团我们几个领导基本都是硬手，走我一个影响不了战斗力。我一向是服从命令、顾大局的人，因此又当上了新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
1939年9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提出了个"囚笼政策"，意思就是利用据点碉堡与铁路公路的连接，封锁和分割我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小鬼子要"囚住我八路军"，我们就要拆他的"囚"。所以一二九师首长作出了破击交通线，使之无法形成"囚"的作战部署。刘伯承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邓小平说，那我们提个口号吧，叫"面向交通线"。所以，我们从1940年初至8月间进行了一场"面向交通线"的斗争。
1940年5月初，一二九师主力组织了一次白晋路大破袭，将日军经营的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150多公里，还摧毁了50多座大小桥梁，炸毁了敌一列火车，烧毁敌兵站及储备物资，歼灭护路敌军350多人，使白晋铁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此后一二九师主力撤出战斗，由王树声带领我新编各部队继续对敌铁路公路进行破袭。我们的任务是破环邯郸至永年、肥乡、广平、大名等段公路。这一带敌人碉堡据点180多个，可谓密如散豆。日伪军为了路。这一带敌人碉堡据点180多个，可谓密如散豆。日伪军为了保住交通线，白天进行反复"扫荡"，夜间频繁进行巡逻。因此我们白天要应付敌人的扫荡，夜间还要千方百计破路，十分疲劳，但大家的兴致特别高。
6月下旬的一天，王近山副旅长指示我团对肥乡至广平之间的一段公路实施破坏。这段路东南有河头堡敌人的据点，驻伪军一个小队和十余名日军，西北有沙窝敌人据点，驻日伪军各一个小队。
前一天夜间，我带领两名参谋和几名战士隐蔽在公路附近的青纱帐里，对路况、敌人活动规律进行侦察。中午回到驻地后，与团长、政委、参谋长一起制定了破击方案：团长和政委带领两个营与动员来的驻地群众实施破路，我带领一个连和重机枪营配属的一个排警戒沙窝据点的敌人；参谋长带领一个连和部分重火力警戒河头堡据点的敌人。
当晚10点多，我们分别进入预定地点。沉静的夜晚，挥锹抡镐的声音传出很远，两面据点的敌人很快就出动了。在沙窝据点附近负责监视的同志向我报告，据点里的全部伪军和大部分日军向我警戒阵地扑过来，大约有七八十人。听完情况，我让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20多分钟之后，敌人出现了，前面是伪军，后面是日军，行进速度很快。我命令：打！隐蔽在路两侧的战士们立即开火，猛烈的火力封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敌人也很顽强，退下去十多分钟，很快又冲上来。这次敌人的速度更快，企图以快速冲锋突过我阻击地段。但仍未得逞。敌人的第三次冲锋又开始了，我发现此次敌人走得很慢，但"剑"形火力很强。我想，不对，敌人可能在耍什么花招。正在此时，我们的背后响起了枪声，原来狡猾的敌人分兵三路，一路吸引正面我们的注意力，另两路企图从背后向我们偷袭。好在我事先为防止这一招，已做了安排。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便又退了下去。
这时我把连长叫过来对他说："你带一个排迅速接近敌据点，如能拿掉更好，拿不掉，就近放上一把火，造造声势，这里的敌人就没心思打啦。"按照我的布置，连长带着战士向敌据点奔去。与此同时，敌人又发动了新的冲击。这一次是日军在前伪军在后，火力比前几次更猛烈。这时我们的弹药消耗很大，人员也出现伤亡。此时看，我们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是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地形有利；劣势是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的武器优良，特别是敌人的掷弹筒威力很大，十分不利我重火力点安全。为此，我命令来个短促出击。日军拚刺刀比较顽强，但毕竟人少，而伪军最怕肉搏战，我们往外一冲，伪军就立刻后撤，日军见状，也跟着撤了下去。
这时敌人的据点放起火光，我知道连长他们得手了。冲锋的敌人见到火光开始回返，我们随后进行追击，约追出一里多路，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逃远了，我也命令战士们停止追击。
此仗我们打了两个多小时，毙敌80余人，有效地保证了破路成功。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