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四川省广安县人，诞生了一个日后在四川风光无两的人物，他叫杨森。
杨森出身于四川的陆军速成学堂，在成为叱咤一时的地方军阀之前曾经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曾响应辛亥革命、参与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作为一名典型的旧时代军阀人物，他个性“好战”也十分“能战”，杨森一生颇具有传奇性。他提倡妇女解放，把女子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可自己却又妻妾成群，一生娶了12个老婆。
从杨森的第三个妾刘谷芳算起，之后杨森所占有的女子，都是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强取豪夺得来的，所谓的“婚姻”都是畸形的、变态的。
他对老婆们竟然一度实施军事化管理，惹得所有人都对他战战兢兢、不敢犯上。老百姓私下开玩笑说：“杨军长，提倡妇女要解放，娶了几个小婆娘！”
据说他还是江湖团体“袍哥会”的一名舵主，为人讲义气、大胆改革追求时新，又具备传统封建人物特征，可谓是民国时期一代枭雄奇人。
一、投机取巧 崭露头角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做皇帝美梦。
袁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护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省份纷纷宣布独立并出兵讨袁。时任云南都督的青年领袖蔡锷便是这次运动的领袖之一。
杨森当时加入了蔡锷所领导的护国军，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
杨森虽是四川人，但最开始在滇军中作战，是蔡锷护国第一军第二梯团中校参谋。
护国运动取得胜利之后，蔡锷因病将四川督军的位置交给护国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其后，在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挑拨下，齐心合力护国讨袁的队伍迅速分崩离析，川军和滇军、黔军的对立在成都酿成巷战，结果是罗佩金所率滇军退守川南，黔军亦退出了成都。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的护法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滇军与黔军在唐继尧的调度下卷土重来，这次靖国战争最终使得川军倒戈、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败走川北。
1918年，杨森给上司赵又新写了一封信道：“我为川人，今以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便在新一轮川滇战争中转投川军，成为熊克武手下第九师师长。
1920年，在熟知滇军情况和各部作战能力的前提下，杨森凭借着“龙泉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表现而在川军中显露头角。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杨森所带领的第九师的进入泸州之后，在他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建设，这或许为后来他接管成都所进行的市政改革提供了经验。
杨森掌管泸州期间，大肆宣扬进步理论，提出“建设新川南”的口号，在基础设施方面，他兴办学校、修筑马路和体育场，又聘请卢作孚为教育科长，使得泸州充满了革命的氛围。
事实证明，作为旧军阀人物的杨森在进行新城市建设方面表现得颇为积极，无论他接管地区的时间长短，总是在这个地区的现代化市政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921年南方政府的垮台使得熊克武督军的身份尴尬起来，四川地区的实际掌权者变成了刘湘——这位军长昔日与杨森一同就学于陆军速成学堂、后来又一同在熊克武手下工作。
杨森在刘湘当政这段期间接触到了吴佩孚，凭借一张身穿猎服“执鞭随蹬”的照片得到了吴的赏识。
二、督理川军 意图“统一”
有了吴佩孚作为靠山，杨森在川军内部吃了败仗后投奔吴佩孚希望能够东山再起，恰逢北洋政权为直系军阀掌控，吴佩孚为图谋四川地区也为杨森重整军队返回四川做准备。
1924年，杨森终于在赶走熊克武领导下的川军第一军后在吴的帮扶下越过刘湘被指派“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实际上成了四川地区的负责人。
这时候的杨森在掌控成都的时候或许根据他治理泸州的经验，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城市“新政”，其中包括：修建马路、开辟公共体育场、设立通俗教育馆等，并再次聘请泸州时期就合作过的卢作孚作为成都通俗教育馆的馆长。
杨森虽然管理成都的时间不长，但他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不少改造， 其中他主持修建的春熙路直至如今仍作为成都著名的商业街而繁华着。
那时成都的东大街一带虽然是商业中心，可这条路却始终是拥挤的窄街小巷。杨森进入成都后命令士兵强制拆除马路两旁建筑，此举导致民怨沸腾，当时成都很有声望的清朝遗老“五老七贤”曾经试图代表民意，向杨森进言修路弊端。
杨森蛮横回答道：“ 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五老七贤在杨森面前碰壁，从此在成都慢慢销声匿迹。
杨森在成都强势修路的举动虽然是一种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可是他强拆民宅的行为却严重伤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这使得他在成都的治理并不深入人心。
虽然他是军事强人，人民暂时敢怒不敢言，但他在修路时成都一位文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副对联颇能反映当时人们的抱怨心态“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那天开车？”
市政建设只是杨森执政的一方面，他当上四川督理，手握军政大权，最渴望实现的目标莫过于统一四川地区，获得更大范围的权利。
但凡军阀，在其力能进取的阶段无不提倡武力统一，但若时过境迁到了自保的阶段，便退守宣布联省自治。迷信武力的军阀们企图凭借武装消除异己的愿望并不能时时得以实现。
杨森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25年响应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而在四川打响的“统一之战”初期取得捷报。但其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的失败直接影响了杨森在四川的势力，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抬高刘湘的地位，四川军阀的力量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
事实上，刘湘对“一、二军之战”后杨森在吴佩孚帮扶下地位的崛起一直怀恨在心，并暗中进行“倒杨”活动。
1925年9月，杨森战败，于同年11月份被逐出四川。一首打油诗对杨森这次的失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十万雄师出简阳，一王战败一王降；一王送出夔关外，回首西川泪两行。”
三、东山再起 投机革命
杨森离开四川后回到汉口，再次投靠吴佩孚。
汉口惠济路39号有一座杨森公馆，这是杨森曾经在汉口生活过的地方。
杨森在汉口住了大半年，但他并不甘心寄人篱下，时时企图回到四川东山再起。
1926年2月17日，杨森离汉口回川，临走时吴佩孚为他饯行，派军舰“镇峡号”护送杨森至宜昌。
杨森回到万县一带，号召曾经的部下带兵在此集结，他的部队迅速扩张到十余个师，人枪七万余众。
在川东十余县集结起来众多士兵的杨森显赫一时，但要供给如此庞大的部队却绝非易事。
为了解决军饷问题，除了加征以往各种名目的赋税之外，杨森还设法在万县巧立名目增加其他税收，如对过往船只抽过境税以及强迫人民缴纳种植鸦片的烟捐，饶是如此搜刮民众，各部门仍不能按时发饷。
下层军官在杨森穷兵黩武的政策下十分不满，有这样一首歌谣为证：“讲武当兵都不好，战祸乱全川。追随（杨森）五六年，渴不饮，饥不餐，鄂省把兵搬……夜无被盖，操无草鞋，实在痛心酸……”
1926年12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杨森在北伐军和北洋军阀之间摇摆不定，充分显示了旧军阀投机革命的本质。
一方面，北伐是民心所向，当时的流行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在杨森部队官兵中传唱着。
另一方面，杨森对北洋政府的吴佩孚仍抱有幻想，依依不舍吴曾经给予他的四川省长职位。
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在与北伐军决战汀泗桥的时候给杨森发电报请求“援鄂”，杨森虽不敢明目张胆响应吴佩孚，但私下里却盘算着以北伐之名行“援鄂”之实，顺便扩张他的军队在鄂西一带的势力。
杨森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响，吴佩孚很快便溃不成军，北伐军至此攻克汉口，革命势力在长江流域弥漫。
四、北伐结束 反共拥蒋
蒋介石北伐以后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关系破裂，以杨森为代表的军阀们，革命两面派的面孔终于充分暴露出来。
蒋介石的叛变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撤销了蒋介石军事委员长的职务。
1927年4月9日，杨森发电报祝贺武汉这一决定，电报内容如下：
“奉大会有日通电，衹悉任命新膺，长材独运，仰宏猷之懋著，闻吉讯之欢腾。”
但在同一天，杨森、刘湘等四川军阀又联名发表了一篇内容截然相反的“青电”，这封电报的主旨是拥护蒋介石，指责共产党为“异党”，污蔑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为挑起阶级矛盾，对武汉国民政府撤销蒋介石职务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且，这份四川军阀们的联名电报还公然宣称要“采取措施”进行对国民政府“合力制裁”。
武汉国民政府对这两份电报内容产生疑惑，回电要求彻查“青电”真伪。这时候的四川军阀们又采取相互推诿的手段拒不承认青电是他们主动发表的声明。杨森更是指使部下抢先一步发表声明说“青电”内容“措辞离奇”，“杨森军长系绝对革命之人，对于党权始终维护，对于中央始终服从，绝对不致有违背党的言论行动”。
然而，这种狡黠的做法无非是投机者惯用的伎俩，杨森在向武汉国民政府表忠心的同时也悄悄当上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1927年，杨森投靠蒋介石并成为蒋“非嫡系中的嫡系部队”，因为其时蒋介石正处于落魄阶段，杨森的加入对蒋有着非凡的意义。
1949年以后，杨森跟随蒋介石定居台湾。
纵观杨森一生，刀枪戎马纵享富贵，但也心狠手辣无恶不作。
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投机和谋略的枭雄，凭借着个人胆识和机遇，在台湾凭借和蒋介石的宗亲关系担任不少重要岗位。
结束官场生涯后，杨森不愿居住在台北市，在台北县新店镇稻子园买了一座山，修建起别墅，在此度晚年。他喜好古玩、字画，收存各式武器，同时他还爱好写诗，有收藏手杖的癖好。
1977年3月，杨森被台北三军总医院检查为肺癌，两个月后，93岁的杨森结束了漫长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