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诸君是否还有印象，在2018年左右，三四线城市楼市那波利好中，县城也波及其中，迎来了楼市狂欢期。而各地政府当时也出台了很多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的政策。

比如，安徽对自愿退宅进城农民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当地政府可给予一次性购房奖励或其他补助；四川鼓励支持农民进城购房，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给予一次性奖补。

其实说白了，目的都是为了去库存。山东说的很直白，商品房库存较多的县(市、区)可根据购房支出给予3%-10%的补贴。

为了解决农民脱离了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所面临的后顾之忧，财政补贴之外，各地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措施，比如江苏提出，对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当地招生入学政策安排其子女就读。

如今，县城再次站到了舆论中心，这次却承担了更加复杂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风口。

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取得重要进展。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于那些在一线城市或者重点城市的人们而言，县城的户口自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这却是成为“城里人”的最好时机。没有经历过这种城乡差别的人们，可以看看《平凡的世界》等年代剧中类似的描写。城乡之间的那道天堑，曾经隔断了多少有情人。

那么，为什么要取消县城落户限制，选择以县城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风口？

一方面，县城以其数量、人口和节点作用，在中国城镇化历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

数量如此众多的县城，承担着上接城市、下连乡镇的重要作用。

中国城镇化的下一程，县城将成为节点单位，是上接城市、下连乡镇的重要部门。2021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而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对于那些没有被大城市虹吸，不愿离故土太远的几亿农民而言，县城成为他们进城落户的最佳落脚点。

另一方面，以往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导致了城镇化水平良莠不齐，天差地别的现象。比如，有些城市通过行政规模的调整，扩大了城市所辖范围，提高了经济总量。但其中有些辖区则在人口和基础建设方面存在掣肘，发展水平同中心城区差距很大。与此同时，有些辖区则出现市政、住房和交通等设施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出现一些大城市病，这些区域就需要向疏解其非核心功能。

因此，当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1996年的30.5%提高到2021年的64.7%之际，城镇化建设就进入了精细化发展阶段，县城以其节点作用成为责无旁贷的主要载体——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城镇化建设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这一点也体现在《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于不同县城的发展规划中。

不同的县城依照区位和发展特色等标准被分为五类，分别是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

不同分类的县城则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大城市周边的县城，有着卫星城的优势，可以承接大城市发展利好。譬如最强县昆山，其发展同拥抱上海，背靠苏州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像莆田仙游县这样有特色产业的县城，则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形成规模。至于那些产粮大县和有生态优势的县城，则要保护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以及生态。人口流失严重的县城则以救助和帮助转型为主。

既然县城分类不同，那么对于房企而言，则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何通过县城建设，在精细化城镇建设中分一杯羹，既是当下面临房企的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