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恰逢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当时三方交谈之际，又提到了一个三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

志愿军什么时候撤离朝鲜？

毛主席在现场干脆利索的表示：

“鉴于朝鲜情况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基本上已经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

后来毛主席这一决定传回国内，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专程找到回国汇报工作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叮嘱他与王平（时任志愿军政委）做好志愿军回国的一切准备工作。

至此，志愿军回国一事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不过有趣的是，志愿军回国时还遇到了不少小插曲。

一方面就是朝鲜军民难舍难分，尽管朝鲜停战协议已经签署，但美国人是不是守信用，尚是一个关键问题，志愿军走了以后，美国人和李承晚又要兴风作浪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方面因素，就是经过多年的团结协作，朝鲜军民同志愿军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彼此难舍难分。

不管如何，志愿军回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杨勇唯一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能不能推迟几个月回国，因为要把志愿军回国的日子安排在1958年10月25日，那一天正是八年前志愿军出国的日子。

党中央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杨勇的请求。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志愿军回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毕竟数十万大军，大家是分批回国，只有杨勇、王平率领的志司是10月25日准时回国，至10月26日中午抵达安东，当时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代表团已经抵达了安东，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志愿军各部队回国以后，自然也是分别归属各大军区。

唯二难以确定的，就是杨勇和王平的安排。

杨勇、王平都是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按照级别对应，应该出任大军区正职。

当时，我们国家军区的设置已经从建国初年的六个大军区过渡到了十三个大军区，首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基本上都是上将军衔，除了新疆、西藏军区司令员、政委。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1957年，秦基伟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被任命为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是昆明军区首任司令员兼政委）

杨勇是1953年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此后就一直留在朝鲜战场上，陆续出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务。

正好错过了国内大军区集中调整这段时期。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让出了工作岗位，使得杨勇后来有机会接替他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杨成武是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十三大军区形成之前，杨成武就先后担任过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党委书记，副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

1945年8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华北军区后，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出任了华北军区司令员。

当然，以上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聂荣臻出任副总参谋长，以配合时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工作，至抗美援朝时期，徐向前任总参谋长，因身体原因未到任，所以聂荣臻以第一副总长代总参谋长之职务。

总参那时工作十分忙碌，加之又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聂帅因为太劳碌，甚至后来都累病了，华北军区的事儿基本上也就没有时间处理。

好在是杨成武当时以副司令员的身份，全面主持军区的工作，杨成武是晋察冀的老人，他后来挑起这个担子也属应当。

不过这样一来，杨成武也就不得不仓促结束在朝鲜战场上的征程。

杨成武是1951年2月接到入朝命令，要求他率军出发，由于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指挥机构已经被改建为公安军，剩余部分人员加强到天津警备区领导机构，所以杨成武当时只能抽调华北军区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力量，重新组建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部。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第20兵团总共下辖五个军，即第67、第68军，也是来自华北的部队（入朝后又经历过多次重组）。

一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回国休养，经彭老总点将，郑维山出任了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

郑维山是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被调到二十兵团的，本身也是属于华北出身的一员战将，他代理第二十兵团司令，也属于合情合理。

郑维山这个代理兵团司令，一直干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1953年5月，在停战协议快要签署的时候，郑维山听说南朝鲜李承晚故意搞事，所以搁置调令，专门留下打了一仗（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把南朝鲜军揍得找不到北，还彻底洗刷了60军180师第五次战役兵败的耻辱。

郑维山接到回国的调令后，接替他出任二十兵团司令员的就是杨勇。

据说郑维山指挥最后一战的时候，杨勇已经作为正式接任二十兵团司令员到了前线，可郑维山硬是要提出打完这一仗在回去，杨勇也很大度，不仅赞同郑维山，还主动向志司提出：

“我刚来前线，不熟悉情况，夏季反击作战前期准备和第一阶段作战都是郑维山主持的，就让他指挥完反击再回国。”

应该说杨勇接替郑维山出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决定。

无论是杨成武还是郑维山，他们都是华北出身的战将，二十兵团下辖各部队虽然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调整，但至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时，下辖的三个军60军、67军、68军都是华北的部队。

杨勇是出身于二野，老首长是刘邓，让杨勇去指挥华北军区的部队，能指挥的动吗？

这就要说到杨勇的一个特致了。

杨勇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团结人，而且能顾全大局，老首长邓政委就曾多次夸赞过。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番号的命令，二野下辖部队统一改编成三个兵团，兵团司令员的人选中，刘邓首长最先就圈定了陈赓、陈锡联，但对于第五兵团司令员的人选问题，一下子就犯了难。

当时，二野各纵队司令员中，具有兵团级能力的人很多，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是一个，一纵司令员杨勇也是一个。

王近山极富个性，六纵成为二野赫赫有名的部队，他的个性要占很大因素，是以王近山也觉得，自己能出任兵团司令。

可是刘邓首长后来选择了杨勇出任第五兵团司令员。

王近山一度非常不服气，曾去找老首长询问，邓政委直截了当的告诉他：

“你作战勇敢，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有战功。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作为一个兵团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杨勇比你合适。”

有很多事情足以说明杨勇善于团结人，顾全大局的特质。

1949年底，杨勇率领第五兵团追击宋希濂残部，并最终俘虏了他，宋希濂一度很气恼，所以被俘以后再很多事情上都不配合服从管理，大有一副不行就把我拉出去毙了的架势。

应该说当时在我军中，想把宋希濂拉出去毙了的人不在少数，但杨勇却尽可能的约束了部队。

一次，军中负责采访拍照的同志去给宋希濂拍照，宋希濂很不配合，双方爆发口角，事后杨勇不仅批评工作人员不礼貌，还专门把宋希濂叫来自己的营长，以兵团司令员之尊亲自道歉。

不仅如此，当时负责为宋希濂拍照的同志还专门去给他道了歉。

宋希濂大感意外之余，对杨勇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不仅如此，根据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记载，他的父亲原国民党军师长黄剑夫被我军俘虏后，刘伯承元帅亲自把他请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当时参加学习的绝大多数都是我军高级将领，对黄剑夫授课很不服气。

可没想到的是，当时在课堂上的杨勇从后面一排专程走到第一排，高喊了一声“起立”，并带头给黄剑夫敬礼，给予了黄剑夫很大的尊重，之后课堂上的纪律大为好转。

杨勇这件事给黄剑夫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专程写道：

“共产党人虚心求学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敬佩。”

也正因为杨勇有这样一种特质，所以杨勇不仅能出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后来还陆续出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杨勇顾全大局的风尚，还感动了朝鲜友人。

1958年回国以后，杨成武因要专任副总参谋长，所以主动请辞北京军区司令员，恰好当时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也因为病情原因主动请辞，北京军区一下子少了两员大将。

毛主席考虑再三，决定让杨勇顶上这个缺。

在欢迎志愿军回国的宴会上，周总理就跟杨勇打了招呼：

“把你派到毛主席身边，明天上任，要把你们的好作风带回国内。”

杨勇对这道命令确实很诧异，但生性平和的他对执行组织命令从来都不打折扣，后来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一干就是九年，为历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最。

也足以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杨勇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