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 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 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
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 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 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 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 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 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 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 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 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
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 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 弛其禁, 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 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 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 (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 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 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 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
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 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 成到 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
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隆福寺藻井星图
隆福寺藻井星图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 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 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 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算每年 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 《授时历》, 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明史》卷三一《历志 一》)。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 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
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 6 月 21 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 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明史》卷三一《历志一》),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 , 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 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 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
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 105 卷，其余 32 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 46 种,137 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 有 40 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学等, 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 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 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 分为 360°，度以下用 60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 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 型模”(《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的规范。
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 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
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西方传教士传授时刻意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 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 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 不定主意。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 100 余 卷 , 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德米特里o萨哈夫罗维奇
在《西洋新法历书》基础上修订的《时宪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