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公元13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成吉思汗亲族（“黄金家族”）的扩张大潮的话，到了下个世纪，这股突如其来的浪潮已骤然退去。由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四大汗国”之中，窝阔台汗国早在刚刚进入14世纪不久就被毗邻的察合台汗国吞并。后者不多久也陷入分裂，西察合台汗国的实权逐渐落到了“跛子”帖木儿手中。至于立国最晚的伊利汗国（在今伊朗一带）则在1335年宣告灭亡。而被俄罗斯人愤恨地称为“鞑靼桎梏”的金帐（钦察）汗国也在14世纪中后期陷入一片混乱，在廿年（1360—1380）内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4位汗。其国势一如乌兹别克谚语之感叹：“骆驼的脖子被砍断了⋯⋯”

短短数十年内，无论是在波斯（今伊朗），还是在罗斯（今俄罗斯），蒙古征服者在获取他们梦寐以求的富裕与奢华之后，赖以成功的尚武精神便日渐衰退，变得与征服地人民相差无几。既然过去征服者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已烟消云散，被征服民族隐忍在心的反抗情绪必然抬头——他们迟早会意识到，自己至少可以占据人数上的优势——最终他们会起来反抗，并获得胜利。

即便是作为“四大汗国”宗主的“大汗国”——元朝，同样也难逃这一劫数。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声中，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元政府急忙派出精锐部队“阿速军”前去镇压，谁知主将临阵，居然喊一声“阿卜（yab，走）”就带头拨转马头逃之夭夭⋯⋯昔日纵横欧亚的蒙古铁骑既已腐化到如此地步，若干年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起兵北伐，自然如入无人之境了。

公元1368年闰七月二十七日，马可·波罗眼里世界上最繁荣的大都市——大元帝国的京城大都（“汗八里”，今北京）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着。从市民的脸色上就可以看出，一场空前的灾难就在眼前。皇帝妥懽帖睦尔刚刚得到消息，明军统帅徐达已率大军攻占了近在咫尺的通州，不消几日便能打到大都城外了。是战是降是走，已经到了必须抉择的时候。史书记载，一位名叫伯颜不花的宦官苦劝皇帝坚守京城：“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可是这番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天夜里，大元皇帝妥懽帖睦尔率宗室逃离了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大都城。同年八月初二日，徐达、常遇春等所率领的北伐明军，从通州出发，由大都城东面的齐化门攻入。不到一天时间，明军占领大都城，扫清了元朝留在这里的残兵败将。历史上一般以此作为元朝的结束。

当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首都易主并不代表旧王朝的军事、政治势力立即随之消失，因此历史上的不少王朝都会带上一个或长或短的“尾巴”。其中长者如东晋、南宋，都延续国祚超过百年。不过，元朝的情况和这两者还不太一样。所谓“元亡实未始亡耳”。其“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在大都之战中，一没有战死，二不曾投降，而是全须全尾地向北退走，继续在他那个称为“大元”的朝廷里当皇帝。朝鲜半岛的《高丽史》就有这样的记载：“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遣使来告。”其中将元朝退居漠北的政权称之为“北元”。这一称谓也体现了小朝廷失去“正统”的实际情况，因此之后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明朝立国之初，北元在军事上仍旧不可小觑。其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与太尉李思齐各统领10万大军驻扎在山西、甘肃，太尉纳哈出率20万大军驻辽东，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则驻守云南。至于甘肃以西及青海、宁夏一带大片区域，亦尚在元廷控制之下。那位扩廓帖木儿又叫王保保，实是明朝的劲敌，连明太祖都感叹其为“天下奇男子”。

从社会底层完成人生逆袭的朱元璋自然知晓“除恶务尽”的道理。明军挟攻克大都余威，相继夺取山西、陕西。王保保本来准备率部偷袭北平（明朝改“大都”为“北平”），结果回援半途中了明军埋伏，只领了十八骑仓皇遁去甘肃。北元方面从此“不敢窥北平”。

明军北征捷报频传，大大鼓舞朱元璋“不灭不已”的信心。1370年春天，明军东西两路出兵，“使彼此自救，不暇应”。西路军再胜王保保，仅战马就俘获15000匹之多，“奇男子”在甘肃也无法立足，只得避走蒙古帝国旧都和林。东路军更以十万之众，进逼妥懽帖睦尔栖身的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正当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妥懽帖睦尔患痢疾病死（四月二十八日），终年51岁。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故汉文史籍中称其为元顺帝。明军随后打破应昌，迫使北元汗庭从此退居漠北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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