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史上的一个怪圈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改革是一个好词。但那是现在。
如果回到传统中国，你可能会意外地发现，所谓的“改革家”往往都是魔鬼……
一
商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少年读书时代历史课本里的一个故事让大拿至今印象深刻，说的是战国时期，某位改革者想变法，但担心民众对新法令缺乏信任，于是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召募能将此木移置北门者，赏钱“十金”。
这么简单的事情居然能得官府高达“十金”的赏钱，人们将那根木头围得水泄不通，面对着政府的布告议论纷纷，“民怪之，莫敢徙”。
眼见人们在一种疑虑不安的氛围中不敢应命，政府干脆将赏格提高到了五十金，这时终于有一个农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揭下了政府布告，完成了任务，结果当场就领到了政府的五十金赏钱，欢天喜地地走了，留下一群懊悔不迭的旁观者。……【1】
这个历史人物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出自《史记》，因为区区五十金，商鞅推出的新法令在民众中间获得了很高的权威，改革成果丰厚，使原本处于西鄙边陲之地的秦国成为强国。
“民无信不立”，商鞅的故事让一个价值观正处于塑造之中的少年心潮澎湃自在情理之中了。
历史课本里当然也讲到了商鞅的结局：等到秦国新王登基，在锐意变法过程中得罪了较多权贵的商鞅被诬指谋反，车裂而死。一个讲求信义的改革家，功劳如此之大，而结局却又如此悲惨，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商鞅一度成为大拿最景仰而又最为之悲慨的历史人物。……
作为教材，历史课本的单线条难以避免。真实的商鞅则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了。
关于商鞅的史料主要只有两种，一是《史记》，二是《商君书》。《商君书》不是商鞅本人的著作，只是其治秦时的法令和言论，另外掺入了其他一些法家人物的文章，但思想实为一脉。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商鞅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讲求信义的人物。他原本是卫国公子，由于秦国求贤，试着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先陈上一套“帝道”理论，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遂变为“王道”理论，孝公的反应稍好了一点，第三次，进以“霸道”理论，孝公大悦。【2】
显然，商鞅的理论原无定见，是可以根据人主之嗜而投其所好的。像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能把信义放在第一位呢？所谓“立木取信”，究其实，不过是一种诱使民众听从号令的手段罢了。
对历史人物不宜于细处苛求，商鞅真正让人可怕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他的经济思想。讲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把商鞅的经济思想归结为三个字，即“农战论”，这自然是没错的，《商君书》里明确说过，“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3】
“农战”，第一是“农”，第二是“战”，看来商鞅首先是一个重农的思想家，其次他重视战争，主张通过兼并战争使秦国富强。但这个印象很可能并不正确。
商鞅的口号是“农战”，实质其眼里只有“战”一个目标，他之所以重农，完全是因为农业生产成果可以供给军需，而农民又是士兵的主要来源。易言之，“战”是目的，“农”不过是为“战”服务罢了。
不仅“农”应该服从于“战”，为“战”服务，经济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必须以“战”为唯一目的。商鞅强调以国家法令提高士兵地位，又推出一系列奖惩的法令，其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能够充分保障兵源，可以更有效地驱使士兵效命疆埸。
因为眼里只有战争，商鞅还主张堵塞农战以外一切可以获得名利的手段，这样，追逐名利的人们就只好跟着商鞅的指挥棒，要么去打仗，要么为士兵提供充足军需而安心种地了。
以战争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用现代观点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理论。
辞书上关于国民经济军事化这一概念的定义是这样说的，“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国内统治和进行对外扩张，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军事目的，使国民经济沿着军事需要的方向发展。”
商鞅生活于约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时期，要不要争一下发明权自然是一句闲话了。
但毫无疑问，如果商鞅争到了发明权，那他打开的肯定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因为在商殃这里，人不但是工具，而且还只是君主扩张疆土掠夺财富的工具。
二
把人民当作大煎饼的古怪改革家
在汉朝的中间，王莽创立的新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过去中国人痛批王莽，因为他是野心家，依靠作伪篡夺了汉王朝的权力；到了近现代，称赞王莽的历史学家却渐渐多了起来，主要的理由就是王莽扛的是一面“新政”、“改革”的大旗，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即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他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4】
王莽改革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注定言人人殊。争论这样的口水问题，不如看看这位改革家究竟做了些什么。
王莽新政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妨举几个要点：
先看货币改革。新朝总共不过15年的历史，王莽推行的货币改革居然就高达五次！
改来改去，币制的复杂混乱必然导致百姓无所适从。王莽货币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钱币实际重量不断缩小，而面值却越来越大，例如“大钱五十”，实际重量只有12铢，却当50枚五铢钱使用，实为对民间财富的掠夺。
再看土地改革。王莽提出的口号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禁止私人买卖，土地国有分配，使耕者有其田。口号漂亮极了，看上去也的确是在锄强扶弱。但能不能把土地从广占良田的权贵们手中收回已经是一个疑问，而且即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谁能保证种地的农民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再看财税改革。王莽推行“六管”，就是要通过非经济强制力对六个方面的经济活动实行管制。国家不但全面垄断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垄断货币发行权，而且还要控制大城市的物价波动、民间借贷等工商业活动。
这样一来，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总剩余”大部分集中到了政府手中。通过这一政策，王莽的新朝政府等于成为全国最有权势的商人！
王莽的所谓改革，动了太多人的奶酪。上层贵族豪强对其土地政策不满，对底层百姓许诺的“人人有其田”则由于官吏的怠工和腐败，也难以得到落实，增加的赋税，则又让普通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
频繁的货币改革，一次次的货币贬值，剥夺了民间的财富，使中产之家也濒临破产。
《汉书》中说，经过轰轰烈烈的新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5】
从诸侯卿大夫到普通百姓，都站到了新朝的对立面，新朝的命运如何已经不难预判。
不论王莽当年如何自我标榜，也不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其怎样美化，在王莽这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逃不过去的：
把人民当作大煎饼作试验，以为挥一挥权力之手，就可以改天换地，除了疯子，谁敢如此臆想？
三
让国富的王安石应为宋亡负责？
以变法知名的王安石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从宋史学家邓广铭开始，到当代的历史教材，都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如此表述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叹惋。
王安石变法其实根本没有失败！
这并不是有意要作翻案文章。假若一个人种瓜是为了得瓜，最后其收获的是瓜而不是豆，你怎么能说他失败了呢？
王安石变化带有强烈的财政色彩，富国是其根本目的，所谓富国就是增加财政收入。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旨在“国用饶”。那么判断其变法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应该看在他手里，国库是否更加充裕。
关于这一点，史料记载得十分清楚。
宋人文集中说：“财无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无甚于熙宁、元丰”，“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6】
此处所说的“嘉祐”是宋仁宗的年号，“治平”是宋英宗的年号，“熙宁”、“元丰”则是紧接其后的宋神宗的两个年号。而正是在宋神宗这里，王安石变化拉开了大幕。
宋人的意思是说，要说财政困难，最难的时候是仁宗和英宗时代，而到了宋神宗时代，皇室内库和国家的外库（古代一般有两个财政系统，皇室的收支与国家的收支互不相淆）都富有盈余，一个小城市积累的钱米也十分充足。
既然让国库如此富足，怎么好意思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呢？
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财政收入怎么增加？
简单！一是节流，二是开源。
宋神宗朝对外战事不断，节流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只有开源了。
开源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而从效果上看，变法实现了初衷。如推行青苗钱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免役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7】
什么样的开源会有这样的效果？同样简单。其实就是加税而已。
如青苗法通过收二分之息，解决常平仓的籴本问题；免役法通过多征役钱和宽剩钱，减少正常所需役人的方法，以增加收入；市易法则通过官府垄断商业，从商人手中夺取一部分商业利润；方田均税法通过清丈田地，重新确定每亩田地的税负……
王安石变法，其青苗法、免役法的内容和性质让史学家们争得沸反盈天，在大拿看来，宋史学者王曾瑜的一句话最为透彻，“说穿了，无非是新增两笔赋税，一笔叫役钱，一笔叫青苗钱。”【8】
王安石变法让国库充盈，这样的大功德，为什么在当时引来激烈批评，而且后来北宋灭亡，宋人舆论为什么又普遍指其为祸首？
一言以蔽之，在宋人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剥夺了民间财富，激化了社会矛盾。
今天的历史学家常常不以宋人的上述批评为然，斥之为代大地主阶级立言。但想想看，批评王安石的苏轼一度连每个月吃饭都要数着铜钱度日，能算是什么大地主阶级？
面对这种批评，王安石自己也不会服气，因为他经常夸口，“民不益赋而国用饶”，意思是他找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妙法。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妙法吗？
还是激烈反对他的司马光说得好，“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9】公家让一分利，民间就多一分利，反之亦然，这个道理哪有那么深奥？
从商殃、王莽到王安石，可以发现，古代经济史上的所谓改革都以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为核心。而不论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的最终结果都只有一个：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了政府的手上。
这种改革越成功，越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答案都写在历史上。所以“千万不要放出魔鬼”便成为古人最痛切的呼吁。
而中国当下的改革是以简政放权为要点，已走出了改革史的怪圈。这又值得我们深深庆幸了。
注释：
【1】【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版。
【3】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版。
【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版。
【5】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版。
【6】《叶适集》，中华书局版。
【7】、【9】《宋史》，中华书局版。
【8】王曾瑜【凝意集》，兰州大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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