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之佑*当时系吴俊陛第六军方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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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六方面军的编成
1926年初夏,张作霖决定再派兵入关,同冯玉祥的国民军决战。奉军以张学良、韩麟春分任三、四方面军团长,组织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司令部,率军主力,自山海关南下,联合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第一、第二方面军,在京津间作战。另任吴俊险为第六方面军团长,组成第六方面军,进攻多伦,预定在张家口会师。
我这时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务处长,正忙于调集车辆补充武器,支援作战。一天午后,张作霖由电话召我到参议厅。甫入门,吴俊陞急忙向前,握手说老弟你要辛苦了,我莫明其妙。我走向张作霖,他才说王庭午(即王树常)作代表去南京,组织第六方面军,没有参谋长,你去跟吴大哥走一趟吧!我是想辞却的,因为我不同意内战,又知道吴俊隆不喜欢学生出身的,便脱口说出军务处事务正忙,还是另想别人吧。杨宇霆便起来向我说,这是方才老将(指张)同吴帅(指吴)商定了的,你不要推辞。军务处事务派军学处长尹凤鸣代理,不给你开缺,你就等着参加开会吧。这样就定了下来。待我在臧式毅身旁坐下,他低声对我说,不要害怕,这是老将派的。瞧好吧,老吴一定把你当“钦差”待遇。我反问事情怎么办呢?他才说,王庭午不久即归,赶上前去,遇事只听他的就行了。我这才明白真相,便随着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部队长,只有师长汲金纯一人,他被任为第十五军长,率本部由锦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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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方面军的编成:
军团长吴俊陞,参谋长王之佑;
骑兵第八军军长万福麟,率骑兵第八师;
骑兵第十军军长穆春,率骑兵第十师;
步兵第十五军军长汲金纯,率本师。
军团直属部队,梁忠甲旅,姜向春旅,王南屏骑炮混成团,这些部队是预备给王树常成军的。
另有由热河派选的林西镇守使崔兴武骑兵旅,作为支援部队。
同年端午节,第六方面军在通辽县成立。但万、穆两军尚在关内,便派参谋长去天津(因张作霖已到津)、北京,同三、四方面军接洽,促万、穆两军出发。我到天津后,曾参加一、二、二、四、六方面军的联合会议,决定再令热河都统汤玉麟派兵一部,进向沽源,威胁多伦后方,由张学良拨给万、穆两军军费,从现驻地高碑店和三河县出发,经过热河,向椎子山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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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春军进入多伦得而复失
当我去天津时,王树常归来,便赶到通辽同吴俊陞率军团部及骑炮团向赤峰前进,预定在赤峰同汲军会合。我是同梁忠甲旅及辎重大车追进的。吴到赤峰时,崔兴武的骑兵旅已赶到。但在汲金纯到后,因心怀旧恨(崔原是老二十八师军官,在第一次直奉战时,叛汲投敌。后升任林西镇守使,又归还奉军。这次同汲是分离后的初次相见),要与崔为难,便停止前进。经吴俊陛同马龙潭(前东边镇守使,年已七旬,是这次随军高等顾问),以老面子从中调和,才得免于自相冲突,暂时相安。吴为防止内乱,改令崔旅会同姜旅,由赤峰西北向多伦进攻,因此崔旅迟滞不前,等于减少一部兵力。我们到后,便同汲军到推子山集中。这是吴、汲之间的第一次发生矛盾,也说明这一军团内部的复杂,在军事上约迟滞一个月,呈现出内部不团结,统御有困难的现象。
军团部到椎子山后,才确实知道多伦方面守军,只有王镇淮的一个旅,另有由宝德荣(即降匪荣三点)率领的一部骑兵,号称千人,由南道来的骑兵军尚无消息。吴俊陛就很焦急。忽在第四天的中午,收到穆军捷报,他们已攻下多伦,这真是喜从天降。但细读电文,只有一些“激战一夜,打死敌人甚伙,所得战利品无算”等词句,却不报敌人兵力和自己伤亡,这就感到战斗情报不实;又看到“除留重武器连一部驻守多伦外,本军即同姜旅向张家口方向追击”,就又看出有轻视当前敌人之意。恐中途遭到阳击,乃复电姜旅即归该军指挥,要慎重前进。吴俊陛将捷报转出后,便约我们同到十五军部,向汲金纯报捷,并以都统为钓饵,鼓励步兵军前进。果然汲金纯次早便率部向多伦前进,第三天便电报到达多伦,但是晚了。
汲军出发第二日晚,又收到穆军电报、说该军进到大梁底,便遭到敌军阻击。现在是穆军在左、姜旅在右,展开全线的攻防战。又以兵力和炮位不足,请求增援。吴又复电令坚守,并令汲军增援。其后得知,王镇淮除留警察维持多伦外,是在大梁底构筑防御阵地,阻止奉军向张家口前进的。当穆军自东南面进入多伦时,由警察局长率领僧俗迎接而入的,并无战斗。姜旅闻讯赶来,迟到一天,并未参战。
汲金纯到达多伦,便接到增援穆军命令。但他只进到距多伦15里的王家三家子没到大梁底。待穆军姜旅败退时,他又率军先退了。这就是东北旧军阀的老作风——胜则争功,败则委过,保全实力,只顾自己。
吴俊陛在得到穆军在大梁底败退消息后,便率军团部和梁旅出发,第二天午后,到滦河上游渡口——御通口,即同汲、万、穆三位军长相遇了,立即下令,不准各军渡河。
万福麟军,是从京南高碑店出发的,因而迟于穆军。接近多伦时,便听到炮声,得知穆军退却,他也率军跟着退却了,不仅没有参加作战,并且到这时,还不大明白真相呢。
吴俊陞阻住部队渡河后,便同三位军长连王树常和我进入河边大车店的栈房里。吴汲二人隔着帐桌坐在火炕上,我坐在门口,其余三人坐在木板凳上。汲金纯提出向赤峰撤退,吴俊陞坚决不许,他们二人争个不休。可是万、穆均沉默不言。我正同穆春坐在对面,我们便耳语起来,他将实话实说了:到多伦附近时,探得城内无守军、便自城南进入,并得到警察局长欢迎。姜旅到后,据探报王家三家子,有敌军骑兵一部,他们便率部队将敌军驱走,重火器留在市内了。再进至大梁底,便被阻住,穆军面对敌军主力、姜旅面对荣三点骁兵,因重武器不足,遭到失败。汲军不仅没有增援,待他退到玉家三家子,已空无一人了。幸遇万军到来,他们便一同撤退。市内的重机枪,全都丢了。他说市内有冯玉祥的便衣队。至于损失,除机枪连外,没大损失。这就说明,不是兵力不足或死伤严重而败退,完全因为穆军轻敌,汲军不协助,把多伦白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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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御道口集结再攻多伦
吴俊陞、汲金纯二人的争论,傲嗷不休。细听汲的说法,并没什么理由,只是胡搅蛮缠,把吴俊陞急得哭了。听汲说,“器、腹尚不能从公,而况打仗乎”时,我接话说,咱们在参议公厅会议时,兵站总监米春霖一再说,这一军团早路太长,没法补给,只能从优发给给养费,叫我们各军组织兵站人员,自己负责调运。尤其是贵军由军务处拨给120 辆大车,今天说没吃的应由贵军自己负责,不应向军团部嗷嗷。汲金纯顿时站起,吴俊陞急忙拦他坐下,便说大家事大家办,军团兵站的面,今晚就送来,争论停止了。于是改变了谈论。由穆春详报战斗情况,分析敌我战斗力后,决定三军今晚在滦河左岸集结,并派军团参谋长同各军参谋长,到前方划分集结区域,布置警戒防线,三军均不过河了。这次集结,是以汲军在中,穆军在右,万军在左,沿滦河左岸停止的。当我视察辅重大车时,穆、万两军,米面不多,没有马草,汲军不仅米面充足,车上还有鱼肉。这又证明,汲金纯的无理取闹,是没有根据的。马草,在青草满地的荒地上,更不成问题。所以在一般人看,是汲金纯要拆吴俊隆的台。
我当夜回到军团部野营地时。吴俊陞病倒了。我简明作了报告后,同王树常劝说他一阵,看他吃药睡下,我们回到我们的帐篷里,便开个小会。参加者有:王树常、王之佑、梁忠甲、王南屏(他兼任兵站处长)、汪维城(秘书长)、张季英(参谋处长)等人。会议决定,整军三天再攻多伦;并由王南屏负责,派人四处购粮,发动官兵挖掘土豆,将军团兵站携带食粮拨送前方;并将丢失多伦,准备再攻,及吴俊陛病了的情况,向张作霖电报。
次晨,我奉吴俊陛命令,率卫士十数骑,去御道口视察,并带着烟酒罐头慰问三军长。行至中途,忽遇他们来了。我说明来意后,只汲金纯说声谢谢,仍驰马向前。我再问穆、万二人时,他们才说老汲要求撤退,这就是又变卦了。我想老吴病了,这不是给他添病吗?适在落雨,我便假说,我没雨衣得快走,便驰马赶回,先向吴报告;并劝他不用着急,把这件事交我们来会商解决。
三位军长到后,王南屏同军医处蔡处长,先将昊病了的情况说了,于是他们三人便以看病进见。但汲金纯终于提出要求撤退,吴俊陞以死相拒,幸由马龙潭用老交情(马、吴、汲三人在清朝末年同时任巡防营管带)把三人劝退到我们帐篷里,于是又开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首先提出以保持军团长的老面子为重,要求大家齐心努力,攻下多伦。得到了一致的同意。再查对双方兵力,我们的总兵力是两万多人,穆军和姜旅,共损失不到百人,而王镇淮部只有6000人,双方兵力相差三倍,并且我们的炮位是优势的,这就可以一齐攻下多伦。据穆春说,多伦市内积有大宗食粮,这样,攻下多伦后,军粮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于是决定了整军三日。一齐进攻的计划,由穆军在右,仍协同姜旅,往西北方进攻多伦;汲军在中,从东南方进攻多伦;万军在右,从东北方进攻多伦。军团直属部队,作总预备队,随在汲军后。
到这里要叙述“天助10万斤小米”的故事。
这天夜间,忽报王南屏找到一窖小米,共约300石,哄动当时。原来椎子山一带,是热河境内后开荒的沙土地,最适宜于种谷子,在富有种谷经验的农民耕种管理下,谷子产量较大,丰年就有大宗余粮。这窖子米,据说是当时大地主张四阎王所积藏。因为连年内战,没能运出。有了这窖子米,三天的食粮问题解决了,因而士气大振,吴俊陞吃了一剂宽心药,十分高兴。回黑龙江后,便提升王南屏任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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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攻下多伦穆军在市内的大屠杀
第四天的拂晓前,各军按原定计划,分途向多伦进攻。吴俊陞是同汲金纯一同前进。约在11时,步兵军先同敌军接触。当我们随同吴、汲驰上一座山顶时,便望到多伦东山上敌军阵地。最北的山顶,有个堡垒,其南的鞍部后方,是炮兵阵地,再南接连山地约5里,均有守兵。炮弹已射向散兵线和我们这个山脚下。但是火力不旺,炮弹尤为稀疏,不久,便被我军和军团炮火所压倒。步兵迫至山脚下。
守军的最北山顶,是防守的支撑点,由汲军鲍毓麟团任主攻,爬到山腰就被阻不能再进了。到下午3时,步兵团均迫进山脚下,炮火同时射向守军阵地,鲍团一起突击,先抢占北山顶,多伦全市就在眼前。就见穆军骑兵从多伦北面突人,这就是大屠杀的开始。原因是,当穆军在大梁底败退时,多伦市内曾有一部便衣队夜袭重机枪连,使该连遭到重大损失,他们认为是商民所为,心怀仇恨,二次入市后,便搜杀商民,并波及大昭和喇嘛仓子(喇嘛呼庙为昭,住房仓子)。
当步兵军已全部占领敌军阵地后,天已傍晚并落雨,吴俊陞先到达多伦市北的营房里,还想再进入市内。这时梁忠甲来,他向我和王树常说,城内被穆军杀得尸横满地,千万要阻止大帅进城。于是我们商议一个说法——就是天色已晚,还在下雨,万军方面尚有枪炮声,应该先拨援军,结束战斗,明天再进城。因为万福麟军是吴俊险的部属,所以这一说就发生了作用,吴同意了。我们便冒雨去见汲金纯。
不料,见到汲金纯说明来意,他没有让我们进屋避雨,便破口大骂起穆春、万福麟来。他边骂边比喻地说,“骑兵协助步兵作战,它得这么看(将两臂向前一围)。我们步兵都攻到山脚下了,它们还是这么看(又将两臂向后一背)。你这个军团长也不是瞎子,又不是哑吧,怎么就装作看不见又不说话呢?为你的大将(指万福麟)解围,我是死也不去的。”我感到真是难以为情。
更不料,吴俊陞却不理他,叫人搬来板登,便一手拉住年老的杨旅长说,大哥你坐这儿,一手又拉住年轻的白旅长说,老弟你坐那儿,他便坐在中间,开口先向两位旅长说,你们别笑话,我同你们大帅是儿女亲家,四次拜把子的盟兄弟,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接着又说,他身体不强,又抽口大烟,在这样大热天,帮我出来,就够老面子了,还能再让他冒雨去打仗吗?没别的,请大哥、老弟辛苦一趟吧!于是两位旅长,同声说我就去,把这位汲军长都抛开了。到此,我才明白,旅长是不会说死也不去。究竟是“汲唧鬼子”(汲的外号)斗不过“吴大舌头”(吴的外号)。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七个水泡子,由于三面环山,在南边沙滩上有七个水泡而得名。西山腹部,有座大庙,便是内蒙活佛章嘉的寺院。我们回来后,又由梁忠甲派一位团长负责,连夜清查被杀人数,立即掩埋。到天明据报,在市南沙滩上挖四个大坑,共埋死尸1100多具。这个消息,我们对吴俊陞是守密的。
次日早饭后,吴俊陛进入市内一家货店里,见到地方商民约百人,在院内列队,我们以为是来欢迎的。不料,当吴俊陞上台阶,这些人一齐跪倒,同声喊冤,并有高举告状书的。我立即看到这位吴大帅,颓然欲倒,急令卫士扶持。这才明白,他们不是来欢迎而是来告状的。
在细问情由下,得知被穆军杀死僧俗共约900余人,内中以山西籍的年轻商人为最多。他们都是由亲友介绍,来多伦学买卖的。如今死了,经理人是无法交代的。吴俊陞至此,也坐在椅子上,大哭起来。经我们将告状人一一扶起,并许以定有善后办法,才停止哭声,将吴扶到屋里去。
吴俊陛本来病就没好,又因吃土豆泻肚,这次的意外刺激,当晚就卧病不起了,一连三天,没出房门。可是章嘉活佛的告状电、张作霖的谴责电,先后到来,均责令他查办杀死喇嘛、抢夺佛物和杀死无辜商民事。他对我们说,他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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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攻下多伦的善后处理
第二次攻下多伦,由于要补充食粮,各部队均未追击。关于枪杀案件也查清了,商人约800名,居民的70名,喇嘛6名。被洗劫的也是商家最重,一般室内货物零乱、血迹斑斑。喇嘛庙内的小铜佛木格(庙内周围供有铜佛千余个,每个有一小木格)空约2/5,还有清朝康熙皇帝御赐给章嘉活佛金鞍,也不翼而飞了。这些暴行,据僧俗指控,都是骑兵所为,并证明他们抓住青年,如何先拷问他做便衣队的行为,是怎样袭击机关枪连,把机关枪藏在那里,最后是如何杀害的。更又指证,夜袭事是多伦警察局长某人所为,因而逮捕了这位局长,他也承认不讳。所谓便衣队,就是换了便衣的警察。
入城后第三天夜里,吴俊陛单请我和王树常,来了一次“托孤”。他哭着说,我这个孽太大了,病是好不了了,应该死。可是在这一路上,先叫“汲唧鬼子”,逼得我出不过气来,如今又叫穆春这小子,弄得我没脸见人。我死后,你们要在老将(指张作霖)跟前,替我吐吐苦水吧!再有长麟(吴泰勋乳名)母子,请老弟们看我的面子,照顾照顾他们吧!最后说出“临死要拉个垫被的”,这是要惩办穆春。我们同声说,不可以,那样做是有不好影响的,坚决劝阻了他。
盖奉军这时,虽在张作霖统率下,形势上是统一的,但自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师成立时起,就各有一个小系统,内部是各有派别的。尤其是自郭松龄倒戈后,老派军人跋扈,就是张学良也掌握不住。像汲金纯,穆春这样老派人,对于吴俊陛也只是看老面子而已,实际上并不服从。
于是我们商讨个对策,拟出一个优恤办法,并下令穆军同姜旅,仍开向大梁底,避工商民的仇视。
次日,我们就分别召集商民代表及喇嘛庙负责者,商议从优抚恤。拟定每死一人给以抚恤金1000元,并发给由军团部出具的信件,证明是被军队误杀。就这样用“误杀”二字,掩盖了这一罪行。其后又正法了那位警察局长,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电报张作霖了事。
这时已到农历七月十五盂兰会日,在多伦庙上,举行一次追悼会。喇嘛念经,我们上祭,就算超度了死去的官兵商民和喇嘛,善后就算办完了。章嘉活佛的“御赐金鞍”,其后是由团长于凤林家中搜出的,由张学良送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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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张家口会师
穆春军在多伦造成惨案,却给王镇淮造成平安撤军好机会。据旅长孙德荃(他是姜旅步二团长,因姜向春撤职而提升的)报告,该旅在大梁底西方,只同宝德荣的骑兵接触一次,王镇淮已在两日前向西南方向撤走。这样,在第六方面军面前是已无敌军了。
吴俊陛命令骑兵军在先,向张北县前进,步兵军在后,向张家口前进,同三、四方面军会师。当军团部进到沽源县时,汤玉麟来见。他是遵照张作霖命令率一个旅,自承德向沽源,威胁多伦后方的,没有遇敌。汤、吴谈到汲、穆的一些行为,汤对于汲也是表示不满的。他还劝吴到张家口后,去北京就医。
第六方面军进抵张家口时,第九军长高维岳已先期到达,他出郊来迎,并为吴准备住所。这时听说,高维岳已内定任察哈尔都统。但就奉军内部资望来说,高比汤、汲、穆三人,还是后进。这一内定,就说明老派军官终因自己做的太差,使所厚者也爱莫能助。
当高维岳由吴住所辞出时,我便随他去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了在张家口会师,各军分驻地点,说了吴俊陛病状。最后我请他向沈阳转报,要求准吴俊陛去北京就医,他答应了。
关于吴俊陛患病,在御道口时张作霖就命令我们要将病情逐日电告。因此,我们是按军医处长的诊断,不断电报的。次日,先后接到张作霖电报和张学良电话,请吴俊陛去北京就医,并令高维岳给准备专车。吴真是喜出望外。
盖军阀内战,目的是抢地盘子。吴这次是不抱这个目的的,现在已完成张家口会师的任务,就想卸除责任,不过自己不肯说话,如今张学良替他说了,所以他就将军团部事务委托与王树常,急忙领我同数十名副官衔卫士登车到北京。张学良派鲍文樾来接。
张学良适患感冒,只谈约半小时,便将吴送到北新桥吴宅,却将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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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撤销第六方面军
把我留下,吴,张是各有用意的。吴的用意,就是要用我的嘴,说出将部队交与张学良,解散第六方面军,使他卸了责任。张学良则是关心穆春这一军,希望求老吴向张作霖讲情,不解散这个军队,也是用我作说客。因为他已接到张作霖责令他解散骑兵第十军、并查办肇事者的命令,正在为难中。
我们的谈话,关于吴的希望很快得到意见一致,不过张学良说待他同韩军团长商请后决定。关于穆军事,张是把责任推到“天下好”(是王永清的匪号)那帮胡匪身上,说老穆太老实,给穆春解脱,露出缩编成旅的主意,让我对吴俊陛说。我便辞归,向吴复命。
第二天,吴、张、韩三位军团长会谈,就把撤销第六方面军的问题解决了,这是张、韩二人已先会商并得到张作霖同意的结果。关于为穆讲情的任务,吴已表示一定承担。吴的病经过医疗,不久大好,乃备专车回沈阳。
吴见张作霖后,首先便为穆春讲情。张作霖最初还是大骂穆春,不肯收回成命。但这是假的,很快,张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改编,请吴回家休养。
关于穆军撤销,改师为旅的事,其后我曾参加会议。依照张、韩两军团长的意见,撤销骑兵第十军,缩编骑兵第十师为一旅,由旅长徐永和,团长王德栋、高青山率领,
归三、四方面军指挥。穆春调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事顾问;旅长王永清和团长于风林、郭宝山,改任军团部顾问和参议;其余编余官佐,均留在军团部差遣,量才委用。因缺额过多,私有马匹一律给价留用,编余士兵是资遣回籍。
至于第六方面军团部,在梁旅、王团回省后就全部解散了。我便回到军务处,但吴又给我一个军事顾问名义,并月给车马费300元,作为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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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穆春军在张家口缴械和改编
约在我回沈后的第三(四)天,张作霖令我持他给张、韩两军团长的信,前往北京。信我虽未拆看,但内容我知道,是指示改编穆军的。次晨车抵天津站,适同常荫槐相遇,他说张学良甫到津,住在小白楼,并告知穆军在张家口缴械事。
我立即见张学良。甫入门,见他正在听留声机,便说怎么这样有兴致?他忙摆手说,别提了,我心里正在难受。他便先将“小姜死了”的事,对我说了,言下十分难过。
“小姜”是姜化南,保定军校九期生。其胞兄姜化东是五期生,曾在张学良部下任营长,于第一次直奉战时在山海关阵亡。因而张对姜化南特别喜爱,留在身边,常以“小姜”呼之。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学良身边只有参谋文樾、副官姜化南、秘书朱光沐三人随行,因而张又常称为他们“岁寒三友”。这次姜死,张深为痛心,并引为己过。我呈上书信,他看过长叹一声说,这全完了。
我又问他,你不是有病吗,怎么又跑到张家口去了呢?他说,为穆春事我心里别扭透了。前天想去张家口看看,集合军官讲讲话,哪想闹出这样事来?我说看看、讲讲话都可以,为什么又闹个缴械呢?你不是费了很大力气要求改编吗?他说缴械根本就没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老穆逼我说出来的。
原来是军团部通知,军团长要到张家口视察穆军,令军官到车站集合听训话,因而穆春率领全体军官佐在站台上列队迎接。列车进站后,因在作战时期,各股轨道上停车很多,视界狭窄,卫队团长姜化南就不得不严密布置警戒,并在天桥上布置两架机枪,木栅栏内不准士兵马弁进入,穆军的牵马兵均隔在栏外。
穆春率二旅长先上车见军团长。张学良申斥他们纵兵杀人,穆春就受不了了。当张学良说到为你们的事,还得我求人向老将说情时,穆春就抢着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军团长也不必为我们操心,就公事公办吧!”张学良也忍耐不住,便说出:“老将要缴你们的械。”这句话。穆春又答:“那就缴吧!”张学良也气忿地说:“你就缴去吧!”
据闻,穆春下车时,二位旅长没下车,只姜化南随在身后。穆春宣布缴械,官佐们还是冷静,立即将携带手枪放在地上。不幸就在这时,栅栏外突发一枪,将卫队团的一人打倒(据其后调查,是个火夫要缴马弁手枪而引起的)。于是站上大乱,穆军官佐四散逃避,天桥上的机枪便射击了。这时姜化南倒在车下。穆春却再上了车,列车在乱枪声中,退出车站,车上又发现唐秘书被击毙。这样事出意外,张学良便来到天津。穆军官兵逃回。消息传出,便有部分官兵逃散,在友军协助下,经数日始收容完毕,人数又减少一些,其后改编成旅。
我去北京时,张学良又给我一个收葬姜化南任务。我到三、四方面军团部,才得知穆春和两位旅长已扣押,团长于凤林交军法处审讯。张学良说过,穆军根基不良。穆春在地方办团练出身,其后改为警察。他对于胡匪是有又打又交的一套手段,成为带降队的能手。其部下如旅长王永清和团长高青山、郭宝山、于凤林等,都曾当过土匪,部队里也还有一部分被收编的降队,军风纪一向废驰,军官们也比较跋扈,就是穆春也很难驾驭。平日,该部就以军纪不良著称。
其后,在于凤林的自供中,承认是他在车底下打死姜化南的;向军团长车上打枪,是他跳上高都统的列车后干的。车开动后,他又跳上军团长车,藏在厕所,才被谭海发现就擒;喇嘛庙的金鞍,也是他所抢的。于后来被判处死刑。
骑兵第十师,乃缩编成旅,留原有旅长徐永和,团长王德栋、高青山。穆春调上将军公署为军事顾问,王永清送交沈阳监狱,其后以无罪开释。张家口缴械案,算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