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野军队中，一位猛将公然不听从粟裕的调遣，不仅言辞不逊，甚至还撂挑子不干。毛主席得知后要将其撤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冲突？
粟裕大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勇猛的战斗风格，一直在军界享有盛誉。可即使是这样的军事家，也有一位同僚对他持有不同看法，甚至时常与他产生摩擦。这位同僚便是宋时轮。
宋时轮，190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北乡黄村，早在求学时期就展现出了不凡的思想觉悟。在中学阶段，他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热情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但这种激进的行为也导致了他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后，宋时轮并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长沙边工作边学习的日子里，他偶然遇到了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起初，他抱着探索的心态加入了这支军队，希望能在其中找到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这支军队与他心中的理想相去甚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
1924年，宋时轮与左权等人结伴前往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军校。但旅途的艰辛和盘缠的紧缺让他们陷入了困境。在这关键时刻，宋时轮毅然决定返回家乡筹集资金，以支持大家继续前行。
当宋时轮再次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当初的同伴。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奔赴广州的战友们，如今已经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的优秀学员。而他，由于筹款耽误的时间，只能作为第五期的学员开始新的学习生涯。
1927年，宋时轮在张庆孚的引荐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而在1947年，中国军事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建成为全新的华北野战军。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在人员配置上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粟裕，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华北野战军的副司令。不过这一任命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山东野战军中，许多出身红一方面军、经历过无数战火洗礼的老同志，对粟裕的资历表示了质疑。粟裕在长征期间并未随主力北上，这在一些人眼中成了他资历上的“短板”。
在华北野战军成立之前，宋时轮在山东战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担任参谋长，为陈毅元帅出谋划策，被誉为“智多星”。可随着华北野战军的成立，他的职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他被任命为第十纵队司令员，这一职位相较于他原先在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职务，显然在地位和影响力上有所降低。
这种变化让宋时轮心中产生了不小的落差。他觉得自己在战争中的贡献和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资历不如自己的粟裕，如今却身居高位，这无疑让他感到了一种挫败感。
而在随后的战斗中，宋时轮领导的第十纵队经常被粟裕安排去执行阻击任务。这种任务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伤亡，而收获却相对有限。这让宋时轮对粟裕的指挥产生了更多的不满和埋怨。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被当作了“炮灰”，这种情绪逐渐在他心中滋长，为日后他与粟裕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1947年，随着梁山阻击战的打响，宋时轮肩负起了重大责任。他接到上级命令，要率领第十纵队渡过黄河，紧密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共同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险恶图谋。
但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国民党军队突然调整战术部署，宋时轮和他的第十纵队陷入了困境。敌人从南北两个方向发动猛烈夹击，意图将第十纵队彻底歼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宋时轮迅速将战况向粟裕做了汇报，请求指示。
粟裕此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并未接到中央关于如何应对当前局势的具体命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给宋时轮下达一个相对灵活的命令：“能战则战，能走则走。”这意味着宋时轮需要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自行做出决断。
在万般无奈之下，宋时轮选择了撤退。他命令部队迅速撤回黄河对岸，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可在撤退过程中，第十纵队遭遇了敌人的疯狂追击，损失惨重。据统计，此次撤退导致1500名战士和500匹战马阵亡或失踪。
这一巨大损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在接到战报后，连发数封电报，严厉批评宋时轮“私自北渡，致受损失，犯下了一次极大错误”。这让宋时轮感到十分冤枉，因为他明明是按照陈士渠的命令北渡的。然而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宋时轮只是接到了陈士渠的口头命令，并未收到书面电文。因此，在中央看来，这就是宋时轮擅自行动的铁证。
更让宋时轮感到无助的是，此时陈士渠也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因此他选择了沉默，没有为宋时轮辩解。这使得宋时轮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使有满腹的委屈和怨言，也无法向中央申辩。
幸运的是，在陈毅和粟裕的力保下，中央最终决定暂不追究宋时轮的责任。他们在搞清楚整件事情的经过后，向中央发电报表示：“北渡责任待后再谈。”这使得宋时轮得以继续担任第十纵队的司令员，带领部队继续战斗。
而这次事件对宋时轮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心中一直憋着一股怨气，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种情绪在济南战役前终于爆发了出来。
随着济南战役的日益临近，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指挥部。粟裕深知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因此他召集了各纵队领导，详细布置作战任务。当粟裕宣布由宋时轮带领的第十纵队负责攻城西的重任时，会场上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宋时轮听到这个任务分配，眉头紧锁，显然对这个安排并不满意。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我们十纵在先前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的弹药补给和兵力都远远未达到满编状态。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恐怕难以胜任攻城西这个艰巨的任务。
宋时轮的话让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毕竟，第十纵队一直是军中赫赫有名的劲旅，如果连他们都表示无法胜任，那这场战斗的难度可想而知。
粟裕虽然对宋时轮的拒绝感到意外，但他也明白宋时轮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他尝试以平和的语气解释当前的局势：“我们面临的物资和资源确实有限，装备上可能无法尽如人意。但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战斗策略，相信十纵的战士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然而宋时轮似乎并不接受粟裕的解释。他情绪激动地表示：“每次都让我们队去送死，这次我不干了！我要回东北休假！”
宋时轮的这番话无疑犯了军中大忌，给整个指挥部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粟裕深知此时不能过于强硬，否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决定采取劝解的方式，希望宋时轮能够回心转意。
粟裕耐心地劝说宋时轮，让他明白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以及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同时，粟裕也将这一情况如实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承诺会尽力说服宋时轮参加战役。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他严厉地表示：“撤了他！”但当这个命令传达到粟裕那里时，粟裕却认为此时撤换指挥官对战役不利。他回电给毛主席：“宋时轮之事，须在战后计较。此次任务的排兵布阵不能轻易变动。
毛主席在冷静思考后，同意了粟裕的请求。但他也要求将这份电报的内容让宋时轮知晓，以此作为对他的警示。
当宋时轮看过电报后，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言行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不仅影响了整个战役的进程，还差点断送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济南战役的战火终于点燃，西线兵团在宋时轮的带领下，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首先迅速扫清了长清一带的外围敌军，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他们又成功拿下了济南机场，这一重要战略位置的夺取，极大地便利了后续作战的展开。最终，在与友军的紧密配合下，他们攻克了内城，全歼了国民党在鲁中北地区部署的10余万大军，从而彻底解放了济南。
宋时轮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粟裕深知宋时轮的军事才能和他在这次战役中的巨大贡献，于是与其他同志共同向中央发电报，对宋时轮提出了表扬，并建议中央保留他的职务。这份电报充分体现了粟裕对宋时轮的认可和支持，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位高级将领的宽广胸怀。
经过中央的慎重考虑，宋时轮最终平稳地度过了这场风波。他深知自己在战前顶撞上司的行为是错误的，因此在战斗结束后，他专门写了一封检讨书，诚恳地请求华东野战军对自己进行惩处。这份检讨书不仅表达了他的悔过之意，也彰显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应有的担当。
而粟裕将军也并未因此事对宋时轮产生芥蒂。在粟裕看来，宋时轮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他的才能和贡献不应该被一次过失所掩盖。因此，他不仅没有对宋时轮进行惩罚，反而在之后的升迁中大力推荐这位优秀的将领。
在粟裕的坚定支持和高度认可下，宋时轮得以继续在军事舞台上大放异彩。他的战绩辉煌，屡建奇功，终于在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这无疑是对他卓越军事才能和杰出贡献的极高褒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两人的工作重心和生活轨迹逐渐发生了偏移，他们的交集也在无形中减少。
尽管宋时轮的脾气依然如故，容易对他人产生意见，但他在岁月的磨砺中也慢慢领悟到了沟通的重要性。他内心深处多次涌起与粟裕深入长谈的渴望，然而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1966年起，那段特殊的十年时期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无数干部在这场风暴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宋时轮亦未能幸免。而粟裕在庐山会议后已选择退居二线。尽管他自身处境艰难，却仍然心系曾经的战友和下属。
他多次致信给周公，恳切地请求他关照和保护那些身处困境的同志，其中就包括宋时轮等人。这份深情厚意和无私关怀，在当时的宋时轮并不知情。直到1972年，在周公的悉心关照下，他得以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才终于知晓了这段往事。
1984年2月5日，粟裕这位一生致力于军事研究的纯粹军人，在北京因病离世。消息传来，宋时轮心中涌起无尽的哀思。他来到粟裕的追悼会现场，深情缅怀这位曾经的战友和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