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巨匠徐志摩离世后，一本深藏着他生前心声的日记，竟引发了两位女性友人的激烈争夺。这本日记究竟记载了何等秘密，让陆小曼始终未能触及这份珍贵的遗物？
在一个寒冷且湿润的雨夜，凌叔华孤身坐在幽暗的窗前，凝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水。檐角处，水滴一颗接一颗地坠落，击打在下方的小水坑里，溅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不断重复的景象，仿佛在无形中拨动了她内心深处的某根弦。
近日，她听闻徐志摩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奔波，身心俱疲。她为这位好友的艰辛生活感到心痛，同时，内心深处也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仿佛预示着某种不幸即将降临。
不幸的是，那一天终于到来了。1931年11月20日，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当信差递来一封信，凌叔华颤抖着双手打开，信中赫然写着徐志摩遭遇空难，不幸离世的消息。
那一刻，她只觉双眼空洞，心如刀绞。她无法相信，几个月前还曾与她谈笑风生的好友，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跌跌撞撞地跑回房间，紧紧抱住桌角的那个小箱子，仿佛这样做就能留住徐志摩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
凌叔华，这位在民国时期便以才华横溢著称的女子，与林徽因、冰心并称为“民国文坛三大才女”。她不仅出身名门，更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父亲凌福彭是康有为的同榜进士，曾在清朝担任高官，与众多文化名人交往密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凌叔华自然也是耳濡目染，才华出众。她不仅顺利考入燕京大学，更在文章和绘画方面小有名气。
而她的丈夫陈西滢，同样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尽管他曾因某些观点与鲁迅发生过争执，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在学术和文化领域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他曾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与徐志摩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
正是因为陈西滢的关系，凌叔华得以与徐志摩相识并成为好友。徐志摩曾给凌叔华写过80多封信，他们在信中交流思想、分享生活。不过徐志摩始终把凌叔华视为一位可以交心的同志，而非恋人。也正是基于这份深厚的友谊和信任，徐志摩才放心地将自己的一个小箱子交给凌叔华保管，并嘱托她在自己遭遇意外时为他撰写传记。
后来，徐志摩从遥远的欧洲归来，与陆小曼喜结连理，并移居繁华的上海滩。他也始终未曾取回那个神秘的“八宝箱”。
在《胡适来往书信中》的珍贵记录里，我们得以窥见凌叔华与胡适之间的通信片段。凌叔华在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及了这段往事：“我启程前往日本时，他并未提出索回，而后我前往武昌时，便交予了之琳。
这里的“之琳”，后经考证，并非指徐志摩的学生卞之琳，而是金岳霖的美国籍女友丽琳。这一细节，为这段历史又增添了一抹异国色彩。
时光荏苒，1928年，凌叔华与丈夫陈西滢即将迁往武昌。恰逢此时，金岳霖与女友丽琳租住在凌家的小洋屋中。于是，在凌叔华离开北京之际，她特意将徐志摩的“八宝箱”交予金岳霖，嘱托他日后转交给徐志摩。同年岁末，徐志摩造访北京时，确实从金岳霖手中取回了这个珍贵的箱子。
不过1931年，徐志摩又把这个“八宝盒”交付给了从武昌归来的凌叔华。在徐志摩眼中，凌叔华无疑是最合适的保管者。
彼时的凌叔华，怎会料到这个箱子竟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尤其是牵扯到了林徽因。徐志摩猝然离世后，胡适与一众友人计划征集徐志摩的遗作与信函，为他出版纪念文集。这一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凌叔华的耳中。而她手中所藏的那个小提箱，以及箱内的日记本，顿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林徽因闻讯后，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慌乱。她深知自己与徐志摩之间的情感纠葛被记录在那些日记本中，一旦公之于众，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于是，她数次向凌叔华索要日记本，却总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无奈之下，林徽因只得求助于胡适。她向胡适透露了徐志摩生前的遗愿：那些关于康桥的日记，是留给她作为纪念的。胡适听后，当即致信凌叔华，请求她交出日记本。
在胡适的出面和一众友人的压力下，凌叔华纵然心有不甘，也只得将“八宝箱”交出。但在交出之前，她特意叮嘱胡适：用完之后，务必将这个箱子归还给陆小曼。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凌叔华的预料。她前脚刚走，胡适便以整理资料为名，将箱子转交给了林徽因。就这样，林徽因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个充满秘密的箱子。
当凌叔华得知这一消息时，她震惊不已。因为那个箱子里还有两本日记是属于陆小曼。而那里面记录了许多关于林徽因的闲言碎语，大部分都是对林徽因的指责与谩骂。将这样的日记交给林徽因，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不妥。
林徽因拿到箱子后，急切地翻阅着里面的内容。可她却发现徐志摩的日记并不完整，缺失的部分恰好是记录了他们相遇前两天的内容。而那段她在英国与徐志摩相恋的康桥日记，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发现让林徽因大为恼火，她再次亲自前往凌叔华家中讨要，却屡次遭到对方的爽约和推脱。
凌叔华坚决地表示：“我是徐志摩的挚友，他生前将这些遗物托付给我保管，并嘱咐我为他撰写传记。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她的态度坚决而明确，无论林徽因如何施压，她都不愿交出那些缺失的日记。
这场纷争彻底激怒了林徽因。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留情地痛斥凌叔华的小气与自私，并坦言自己对徐志摩的深情厚意。胡适在收到林徽因情绪激动的信件后，以学术研究需要材料完整为由，向凌叔华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她交出所有剩余的徐志摩日记。
面对胡适的坚决态度，凌叔华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在1932年1月22日，将手头留存的徐志摩日记部分亲自送至胡适位于米粮库胡同四号的家中。胡适在接收到这些珍贵的日记后，没有犹豫，直接转交给了急切等待的林徽因。当凌叔华得知这一转交行为后，内心深感愧疚，因为她觉得，从法律和道义上讲，这些遗物更应交由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保管。可事实却是这些日记最终落入了林徽因的手中。
得到日记的林徽因，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决定将这些充满回忆与情感的日记付之一炬。因此，那些日记中记载的具体内容，也随着火焰化为灰烬，永远成了一个谜。
在后来的日子里，当陆小曼计划为徐志摩出版遗作时，曾对林徽因扣留部分遗作表示过不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初林徽因在与凌叔华的争执中，其真正目的可能更多地是为了自己。至于那本令人好奇的康桥日记，其内容已无从探寻，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无尽的遐想。
在这场因“八宝箱”而起的纷争中，各方的情感和立场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对陆小曼的遭遇表示同情，作为徐志摩的遗孀，她理应有权保管丈夫的遗物，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时，也有人对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心生怜悯。在徐志摩离世后，林徽因和陆小曼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为其收敛遗体，而张幼仪，这位在名义上已被徐志摩“遗弃”的女子，却默默地让儿子出面，将徐志摩的遗体接回并妥善安葬。
当然，也有人理解林徽因的处境。那些记录着她与徐志摩恋爱细节的书信，被多人传阅，无疑让她的隐私暴露无遗，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而凌叔华，这位曾受徐志摩信任并委托保管“八宝箱”的女子，也因此事被牵扯进了一场不必要的纷争。她的遭遇，同样引来了不少人的同情。在这场由“八宝箱”引发的风波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