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蔡孝乾叛变后，供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和人员名单，其中就包括中共华东局交通员朱枫和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洪国式情报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秘密组织并没有横向联系，因此幸运躲过一劫。
洪国式情报小组，以洪国式为组长。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潜伏在台湾的又一支劲旅。直接接受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的领导。
然而祸不单行。在1950年2月底，洪国式小组被破获，案件定性为“匪谍洪国式组织关系刘全礼等叛乱案”。九人被判处死刑，重要成员包括刘全礼、郭秉衡、张大礼、刘天民、江德兴、胡玉麟、王平、邹曙、华震。涉及人员47人被捕。
1960年洪国式被处决，尸体被肢解后抛入河中。至此，洪国式小组不复存在。
洪国式三次失误，导致“洪国式小组”被破获:
一、发展组织成员乐观而大胆，因大胆出现疏忽。
1949年12月，洪国式、刘光典先后受中央社会部派遣，进入台湾，建立情报组，搜集情报。
社会部在台人员由洪国式直接领导，负责搜集，包括台湾及周边岛屿的防御体系，阵地兵力、火器配备，海、空军的兵力分布等，为制定渡海计划提供依据。
洪国式作为组长，向国民党海空军中高层发展组织成员，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军事情报。
刘光典作为交通员负责传送情报。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华东解放军即将渡海，占领台湾似成定局。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台湾社会动荡。
因为以往的人员发展比较容易，一些动摇分子几乎不费力就可拉拢过来。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蔡孝乾、洪国式表现得乐观而大胆。忽视了隐蔽战线上特殊性。
洪国式作为组长，本来是以旧有人际关系为基础，发展方式强调个别发展，以单独式发展细胞，直接建立关系，单独联系，以求健全发展。
而在1949年12月，洪国式从香港赴台后，改变过去工作方式，过于乐观而大胆而致失误。
小组成员赵德明因为与国民党空军机械官杨文亮是同乡、同学，洪国式发展人员收集情报心情急切，主动要求接触杨文亮。因而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洪国式因为疏忽没有对杨文亮做出更多的考察，轻信了杨文亮的态度诚恳，信誓旦旦。保密局特务陈琦也以杨文亮朋友的名义，进入情报小组。
二、洪国式急于想得到国民党空军的情报，疏忽对此二人的防范
1949年12月，保密局特务陈琦以杨文亮朋友的名义，也打入洪国式情报组织。洪国式急于想得到国民党空军的情报，疏忽了对此二人的防范。陈琦和杨文亮极善于伪装，一门心思抓共党，立功受奖。
当时，台湾普通职员月工资约200台币，举报一名“匪谍”的奖金高达20万台币，抓到一名重奖50万。
洪国式小组成员赵德明，是空军一军区机械官，他与同是国民党空军机械官杨文亮是同学。杨文亮思想左顷表现进步，赢得赵德明的信任。赵德明遂将杨文亮引见给洪国式。洪国式对杨文亮印象良好，感觉老实可靠。
为查明情况，国民党保密局安排，由杨文亮介绍保密局特务陈琦、包文有先后与洪国式接触。陈琦等前后与洪国式在台北车站等地会面多次。并没有引起洪国式的怀疑，警惕。
洪国式认为当前形势下，争取他们易如反掌。他跟他们谈了台湾的形势，说到蒋介石父子正在忙于跑路，先是想逃往菲律宾，后又想到去南美巴西避难；现在是立功表现的难得机会。说的几个人随身应和，纷纷表示要入党建功立业。
洪国式决定快刀斩乱麻，遂表明其身份与所负之任务。并决定安排起其工作任务。
洪国式于1950年2月2日与杨文亮等取得联系后，洪国式向杨文亮安排了建立空军小组的任务；向陈琦安排了调查兵要地志任务。
三、缺少敏锐，落入保密局圈套。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在抓捕蔡孝乾，逮捕1500名潜伏人员之后，决定收网。
因为担心洪国式是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不宜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使其他人落网。于是精心布置一个陷阱。
2月28日，洪国式刘光典分手后，刘光典去基隆取离境证，洪国式去了台北汽车站。而一路跟随国民党特务扮成无赖，等他在看汽车时刻表时，故意寻衅滋事，吵起架来。
此时，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派出所。
警察安抚洪国式说没事，让他提供几个熟人地址和姓名，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
洪国式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急于脱身，不疑其中有诈。首先提供了小组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联系方式。警察说他们不是当地人，没法核实身份。又要他再提供其它人的联系方式，需要进一步证实。于是洪国式提供了华震、刘天民、刘全礼联系方式。
至此，洪国式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小组成员的联系方式。导致洪国式小组成员相继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