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过——在雍正帝宣布‘秘密建储’、并将传位鐍匣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内侧之后，身为雍正帝在世皇子中最长的弘时便自信满满地认为认为已经成年、且有一定政事处理能力的自己就是皇父心目中的第一继承人选了。

因此，此后的弘时志得意满，对于皇父雍正帝所交待的一应事务和差事都勤勉认真地去操办并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这个时候的弘时充满信心地觉得，自己深受皇父的器重，有很大的几率会成为大清的储君，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也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但就在弘时沾沾自喜、信心十足的办理雍正帝布置交待的各种差事的时候，雍正帝的一个不经意间（或者就是有意）的举动，让正在兴头上的弘时被当头一棒、击落谷底，曾经的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瞬间就被粉碎，此后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十三，是先帝（康熙帝）的周年忌辰；按皇室礼仪制度，雍正帝应该亲自去遵化的康熙帝景陵中祭拜去世一周年的皇父。可雍正帝也许是政务太过于繁忙，也许是身体欠安、不便长途跋涉，或者干脆就是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意愿，因此他特下谕旨，宣布让皇子来代替自己前往景陵去祭奠先帝（康熙帝）。

本来这件事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但让所有人（包括自认为会得到这项差事的弘时在内）都感到意外的是，雍正帝并没有让之前大家所猜测、揣摩的‘潜在储君人选’、皇三子弘时代替自己去景陵祭拜，而是‘颇为意外’的指派了皇四子、时年才十三岁的弘历为代祭人选，前往康熙帝的陵寝中行使‘代皇帝祭祀’之权。

同样是按礼仪制度的规定，普通的皇子一般没有资格替代皇帝的各种祭祀典仪，只有那个被确立（即使是秘立）为皇太子的皇子，才能拥有这样的殊荣。换句话说，雍正帝指派皇四子弘历代替自己去祭祀康熙帝的举动，就让弘历看起来也有了被‘秘立为储君’的资格了。

因此，在弘历代表雍正帝前往景陵祭祀完康熙帝后，诸王公大臣们便开始就此事议论纷纷起来，再度揣摩、猜测雍正帝心中的储君真实人选究竟是谁；而最紧要的当事人——皇三子弘时也一时间心情颇为忐忑，第一次对自己的‘储君之位’产生了怀疑。

按照历代王朝的“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甚至连先帝康熙帝也一度遵循了这个制度），这时候理应是时年已经二十岁、还有了儿子的弘时来担任这个‘皇储’的人选，毕竟皇四子弘历此时仅仅才十三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年；于情于理，雍正帝都不应该立更年幼的弘历为储君。

因此，被雍正帝这一手搞得极为忐忑的弘时还是尚存了一丝丝的幻想，认为皇父这也有可能是在锻炼几位弟弟的办事能力，也许明年再祭景陵的时候，又会轮到自己、或者五弟（弘昼）去代替执行了呢。

于是，在此之后的弘时依旧继续努力地办差，尽力完成雍正帝所交待的各项政务事宜，希望能借此让雍正帝继续认可自己，在兄弟们中选择自己成为继承人。

但弘时越想在皇父面前表现自己，就越容易‘忙中出错’，从而招致雍正帝的反感和厌烦——雍正元年（1723年）除夕，雍正帝依照康熙帝在世时之例，为诸王公大臣、皇子后妃们‘御笔赐福’（就是写很多‘福’字给亲近的大臣、家人们）。

可此时的弘时恰好奉雍正帝的皇命，在外奔走办差（过年都不休息，弘时是真的拼了），而他的师傅王懋竑也恰好有事，不在上书房中；所以当雍正帝给王公大臣、后宫家眷们‘赐福’时，弘时与师傅王懋竑都没有能得到雍正帝手书的“福”字。

过后，办差回来的弘时得知此事后，心中有些生气，便问师傅王懋竑——为什么只有我师生二人没有皇上赐下的福字？然后，弘时便想亲自去向雍正帝问明这个事情，为师生二人讨回应得的‘福’字。

而王懋竑为人谨小慎微、心思细腻，面对着这个学生将要发生的‘不理智行为’时，他赶快拦住了毛毛躁躁的弘时，让他不要马上、直接去找皇上问这个事，而应该迂回侧击，先去找雍正帝的心腹大学士、户部尚书张廷玉，向他说明此事后，再由张廷玉在合适的时间委婉地通秉给雍正帝，最终和和气气、顺顺利利地拿回自己应得的‘福’字。

但正在气头上的弘时却并没有听从师傅王懋竑的正确建议，而是自顾自地直接进宫，找到了皇父雍正帝后，直接‘质问’雍正帝为何给别人都‘赐福’，唯独不赐给自己和老师王懋竑呢？

面对着儿子的这种近似小孩子脾气的‘质问’，雍正帝先是愕然，然后哭笑不得、又隐隐有些不快——本来没有给你师生二人赐福，确实是我疏忽了，但你也不该就这样不顾上下礼仪尊卑、父子君臣身份差异地闯进宫来，态度生硬地强行问自己要，这不是借机生事么。

（其实还真不是，弘时就是想要皇父的一个态度，以证明雍正帝对自己的看重；可结果却恰恰相反。）

最后，当然是雍正帝把亲手写好的‘福’字赐给了弘时和王懋竑，了却了这个‘耿直’儿子的一桩心事；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弘时虽然已经成年，但心性还远远未成熟，为人比较的直率坦诚、想说就说，头脑简单，毫无城府可言，也就是‘直肠子、愣头青’性格。

可雍正帝的为人性格，恰恰就是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善于隐藏、掩饰自身内心想法，轻易不透露心中的真实目的；所以，当性格直率、毫无城府的弘时和极为内忍、善于掩饰的雍正帝之间产生意见相左的交集时，这对父子注定了就会有性格上的冲突和不合，并由此爆发巨大的矛盾。

雍正元年（1723年）除夕时，弘时与雍正帝父子之间的‘赐福’风波，好歹在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矛盾下，轻轻地揭过去了；在心性率直的弘时看来，这倒是自己向皇父表示亲情、展示敬爱之意的表现（但雍正帝就认为弘时这属于头脑不想事、给自己难堪了），以后该怎么办差还怎么办差，都还等着皇父明年安排自己出任代为祭祀景陵的人选呢。

弘时不知道的是，第二年、也就是雍正二年（1724年）时，自己将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沉重人生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从接二连三的厄运中翻过身来。

雍正二年（1724年），弘时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自己的师傅王懋竑（暂时）离开了自己——当年年初，王懋竑的母亲不幸病逝，按照朝廷制度，王懋竑必须辞官回乡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因此，王懋竑只能向雍正帝上疏请辞，以完成‘丁忧’（回家为母守孝）。

虽然雍正帝批准了王懋竑的‘丁忧’请求，但却特地下旨允许其‘夺情’，也就是说王懋竑不必为母亲守满三年丧，办完葬礼后便可以返回京师继续任职，继续教导三阿哥（弘时）。

由此可见，雍正帝此时还是对‘心性不成熟、办事直率毛躁’的弘时充满了关爱和护佑，希望其在博学多识、忠直方正的王师傅教导下改正性格上的缺陷和坏毛病，将来也能有所作为、协助自己（及将来的新君）处理力所能及的政务，尽一个‘坦诚忠介臣子’的本分。

话说到底，即使雍正帝已经发现了弘时身上那些不如意、不适合立为储君的缺陷，不愿意立弘时为‘皇储’，但此时的雍正帝也只是单纯地觉得弘时这个儿子不适合做皇帝而已，又不是不想要这个儿子了，并没有放弃他的意思。

在个人待遇、关爱照顾方面，弘时依旧和弘历、弘昼、福惠等兄弟没有多大的差别，都得到了雍正帝一视同仁的对待。最起码在雍正二年（1723年）时，雍正帝与弘时之间的父子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弘时在雍正二年（1724年）所遇到的第二件大事（其实是第一件，此事发生在王懋竑丁忧之前），就让他悲伤哀痛不已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六，他的独子、雍正帝的长孙（也是此时唯一在世的皇孙）、年仅四岁（虚岁）的永珅不幸患病去世；弘时并没有其他的儿子（就连女儿也没有），所以唯一的儿子去世后，对弘时的打击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弘时之后也没有再诞育任何子嗣）。

如果说独子的夭折、和老师的‘丁忧’，对年轻的弘时来说算是较大的打击，但毕竟没有伤到他的根本——儿子可以再生，老师也会回来，一切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慢慢抚平的，还有更高的人生追求需要尽自己力去实现呢（指取得皇父雍正帝的青睐，坐稳秘立的‘储君之位’）。

但雍正二年（1724年）年底的另外一件大事，则彻底地击垮了弘时的信心，让他明白自己心心念念的‘储君之位’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再也无法完成这个愿望了；这究竟是什么事呢？

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十三，是康熙帝的二周年忌辰，在满朝上下文武群臣的密切关注下，雍正帝再次下谕旨命皇子代替自己前往景陵祭祀康熙帝；而这一次的‘代祭’人选，既不是皇三子弘时，也不是皇五子弘昼，更不是只有三岁的皇子福惠，而依旧是皇四子弘历！

这一下，不但诸王公大臣们立马明白了雍正帝的用意，就连之前一直在兢兢业业、不辞辛苦为皇父办差，以求得到雍正帝青睐的弘时都反应过来——弘历，无疑就是雍正帝心目中的皇太子人选，他的名字，也必定写入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传位鐍匣’中了。

反应过来后的弘时不由得沮丧万分，之前那根被‘储君之位’所紧紧牵扯住的神经一下子就松懈下来（甚至就是直接崩断了）；而此时弘时的生母齐妃李氏由于年老色衰，不再得雍正帝的宠爱，也无形中削弱了弘时背后的助力。

种种不利、失落的情形下，让建储希望彻底破灭、心情失落失望至极的弘时对皇父雍正帝产生了深深地抱怨感，还有随之而来的叛逆对抗之心（也就是破罐子破摔了）。

自雍正二年（1724年）祭祀景陵典仪结束、弘时心中仅存的最后希望（有关担任皇储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在严重的心理打击之下，他再奉诏办差做事之时就没有之前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态度，而是非常敷衍、行事潦草，得过且过了。

弘时的这种‘心灰意冷、破罐破摔’的办事态度，使雍正帝非常地不满，所以经常斥责、痛骂这个放纵的儿子，希望他能幡然悔悟、重新振作起来。但弘时不但不听皇父的教诲，还时常公开顶撞身兼‘君、父’两种身份的雍正帝，平日里的为人处事也更加地放荡。

渐渐地，雍正帝也对弘时这个行事荒唐的儿子失望了，所以在他的师傅王懋竑结束母丧丁忧、‘夺情’回到京师后，雍正帝特地下旨‘王懋竑守丧归来，不必再返上书房行走，复任翰林院编修可也。’

而王懋竑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里面的变故，便立即‘以老病’向雍正帝辞归；雍正帝没有多挽留他，立即同意了他的请辞，让他返回故里江苏宝应；此后的王懋竑在老家‘杜门著书，不闻外事’，平日只以读书写字为日常生活，终于躲开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一直活到乾隆六年（1741年），寿高七十四岁而终（算是早早摆脱了弘时这个让人担忧的弟子的牵连）。

另一面，在师傅被雍正帝给‘赶回家’后，弘时再也没有了外人的规劝和约束，言辞行事更加的放荡不谨起来；雍正三年（1725年）之后，弘时对储君之位的幻想已经完全破灭，所有的迹象已经很明白了——皇父雍正帝心目中的皇储人选，就是四弟弘历。在争储之争中落败的弘时，对造成这一切的皇父雍正帝自然满是怨恨之心，不复之前的‘深怀父子亲情’了。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雍正帝虽然对弘时的日常表现深深失望，但依旧没有割舍与他的父子之情，对他的态度仅仅只是疏远冷漠了些，该给他的照顾统统没有取消——弘时的皇子待遇还在，与家人也照常住在皇宫中，平日里依旧安排差事给他。

虽然和雍正帝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但此时的弘时只要所作所为不太过分，将来某个时候被皇父赐予府邸、出宫别居，到最后受封爵位，平平安安、富贵安逸地过完一生，是可以预见的。

但前文曾说过——弘时为人性格直率、城府不深，全凭意气行事；在‘竞争储君’的争斗中落败后，弘时久久不能走出这严重的挫败感中，对皇父雍正帝和四弟弘历耿耿于怀，多有怨恨；他没有吸取父辈当年因为‘夺嫡之争’而搞得‘父子失和、兄弟反目’的深刻教训，为继续心中的那个以及虚无缥缈的‘储位’希望，在怨恨与嫉妒双重心理作用的下，弘时居然好死不死的和雍正帝当年‘夺嫡之争’中的死对头、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八叔廉亲王允（胤）禩异乎寻常的接近、并迅速地关系热络起来。

而弘时与允禩这对有着‘夺嫡失败’共同命运遭遇的叔侄彼此接近且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后，又将经历什么样的际遇呢？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