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看到史书上说，明朝的宦官擅权，而且这一结论堪称深入人心。

但明朝的宦官擅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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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宦官擅权的最厉害的几个朝代是东汉、唐和明朝，这个认知由来已久，为很多人认同。

但实际上，明朝的宦官与东汉、唐时期，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说明朝宦官擅权是有待商榷的。

朱元璋时期，是严禁宦官干政，甚至不让宦官们识字。

但这种规矩很快就被打破，宦官几乎是全方面地参与到政务中来。

原因有二：

一是皇帝对群臣的不信任，需要心腹，无依无靠的宦官就是最好的人选。为什么要有锦衣卫和东厂，那是为了监督官员；为什么会有监军，那是为了管控军队。

二是因为丞相制度的取消，政务堆积，皇帝精力有限，也需要一批人来帮他处理政务，这就有了内阁和司礼监的出现。内阁负责根据朝臣的奏疏提出处理意见，交给皇帝。全国每天的奏章堆积如山，皇帝会选择自己批一些，但大多数会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照着内阁的票拟进行“批红”。

最终的情况是：明朝宦官参与政务是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从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到执行，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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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内朝和外朝之分。

外朝就是内阁、六部和三法司，内朝就是宦官的十二监四局八司。外朝有什么部门，在内朝也有相应的职能部门与之对应。

外朝有三法司，内朝就有东厂和锦衣卫。

外朝有翰林院，作为人才库，内朝就有内书堂，专门培养一些天资聪颖的宦官读书习字。

外朝有户部，内朝有内库。

外朝有内阁，内朝就有司礼监。

外朝有承运库，内朝就有内承运库。

总而言之一句话，内朝的功能之齐全，并不逊于外朝，外朝有的，内朝也有。

而宦官的人数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就正德十二年，就新增加了5301人，正德十四年又增加1100人，而明朝葛超宦官的总人数虽然有波动，在总体在1万到2万人之间。比如万历二年为15221人，隆庆元年为15000余人，很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庞大的人数，齐全的职能部门，这样的设置，很显然是皇帝有意而为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朝臣们有结党营私，有阴谋叛乱，但宦官们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皇帝。

所以明朝政治运行机制是以内制外，皇帝的命令通过诏书的形式发布，六部拿着命令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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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朱厚照喜好骑射玩乐，刘瑾总是趁着皇帝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把一堆奏章拿出来让皇帝决策。明武宗很不高兴地说：我要你何用，总是拿这些事来烦我。所以，刘瑾就得以独自处理政务，实际上就有了最高决策权。

在《明史》里面，在刘瑾所做的事情前面，总是在前面加“矫诏”两个字。但刘瑾是矫诏吗？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因为是明武宗明确表示让他自行处理的。

无独有偶，天启时期的魏忠贤也是在天启帝做木匠活最高兴的时候，把奏章拿出来让他处理，天启帝也是让魏忠贤自行处理。

魏忠贤和刘瑾的滔天权势，并非是他们擅权，而是皇帝不作为，自愿把权力拿给二人，让他们处理政务。

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皇帝本身尽职尽责，积极处理政务，太监是根本不可能掌握大权的。因为司礼监的太监们权力再大，秉笔太监虽然可以进行“批红”，但是他们本质上承担的是皇帝文书的职能，只是代替皇帝写字的一支笔而已。只有在皇帝不处理政务，或者懒政的时候，才可能有宦官权力急剧膨胀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根本不害怕太监们权力的膨胀，因为收拾这些人只需要一个命令就行。这与东汉和唐朝的宦官擅权有着本质区别，在唐朝，宦官可以决定太子的人选，甚至可以直接杀死皇帝，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永远不会发生。

刘瑾那么厉害，内阁成员说换就换，让百官集体下跪，正德皇帝一句话，刘瑾就完蛋了；冯保在司礼监的时候，年轻的万历皇帝都害怕他，万历帝一个诏书，冯保就垮台了；魏忠贤被尊为九千九百岁，内阁、六部全是他的人，但崇祯称帝不到三个月就让他丢了性命。

皇帝真正提防的是那些掌握了兵权的武将，掌握了朝政的文官们，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无处不在的监军，看到东厂和锦衣卫可以绕过三法司直接逮捕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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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内阁和司礼监都没有直接对六部下达命令的权力，内阁是秘书处，司礼监是文书房，六部九卿和两京十八省只听从皇帝一人的命令。

任何时候，皇帝的诏书才是所有权力的核心，皇帝玩的时候不想处理政务，就让司礼监去处理，当皇帝要回收权力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回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央集权。

所以说，明朝宦官的擅权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们行使权力的机制是皇帝设置好了的，他们使用权力也是皇帝所允许的，又何来擅权一说呢？

但如果史书不写魏忠贤擅权，不写刘瑾矫诏，难道要写天启帝昏庸，正德帝荒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