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5日，邓小平会见了日本政治家二阶堂进。这次会面中，邓小平以轻松的语气提及健康状况。他说：“有人说我病了，其实要知道我是否生病很简单。一是看我能不能下海游泳，二是看我能不能打桥牌。能做到这些，说明我还能为人民服务几年。”这番话不仅展示了他的幽默，也透露了他对桥牌的热爱。

在人们的印象中，邓小平总是忙碌于国家大事，似乎很难将他与桥牌这样的娱乐活动联系起来。然而，历史上确实留下了不少他打桥牌的影像资料。这不仅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更是他锻炼思维的一种方法。打桥牌和抽烟成为了他晚年最为重要的两个消遣。

回顾邓小平的桥牌缘起，这一爱好始于建国初期。当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挺进大西南，负责重庆的解放工作。在那段时间，邓小平接触并学会了桥牌。1952年调入中央工作后，邓小平将全部心思投入到国家建设中。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哪怕是在饭后散步或听收音机的时候，他的思绪始终围绕着国家前途和人民生活。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肩负的责任日益重大。年事已高的他经常忙于国家事务，体力和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此，他的夫人卓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决定通过偶尔安排一场桥牌局来帮助他放松。在这段时间里，桥牌成为了他唯一能够暂时放下工作、放松心情的途径。

邓小平的牌友包括许多党内高级干部，如万里、吴晗和张致祥等人。此外，桥牌协会理事蔡公期老先生也是他的长期牌友，两人一起打了长达15年的桥牌。正是在这些愉快的牌局中，邓小平制定了两个独特的规矩，反映了他对娱乐和工作的态度。

首先，在桥牌桌上，邓小平坚决不谈工作。有一次，邓小平邀请时任北京教育局局长的蔡公期来家中打桥牌。然而，由于处理教育系统的各种问题，蔡公期迟到了。邓小平随口问了一下迟到的原因，蔡公期便开始谈及教师住房问题和经费紧张的情况。邓小平听后只是简单回应了一句：“很多事情急不来，慢慢来。”然后便不再提及工作，继续专注于桥牌。

事后，卓琳私下提醒蔡公期：“我家那位不喜欢在打牌时谈工作。”蔡公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歉意地回应道：“我以后会注意的。”从那以后，两人在打桥牌时再也不谈工作，最多只是探讨一些桥牌的技巧和战术。对于邓小平来说，桥牌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让他暂时从繁忙事务中抽离的方式。

其次，邓小平在打桥牌时从不计较输赢。虽然他的牌技精湛，甚至达到了专业选手的水准，但他始终保持着轻松的态度，从不因为输牌而沮丧，也不责怪队友的失误。被誉为“桥牌女皇”的杨小燕曾对他的桥牌技术大加赞赏，称他为“稳重且高明的牌手”。即便到了晚年，邓小平受到帕金森病的影响，手部经常颤抖，他仍然坚持打桥牌。他的女儿经常帮他整理牌局，而出牌的决定仍由邓小平自己做出。

邓小平对中国桥牌事业的支持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六七十年代，桥牌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娱乐，遭到禁令。但1978年，一些桥牌名家联名致信邓小平，呼吁恢复桥牌运动。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指示国家体委重新审视此事。在他的推动下，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得以成立，并逐步恢复了桥牌在国内的推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还亲自参与桥牌比赛，展示了他对这一活动的热爱。

除了桥牌，邓小平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那就是抽烟。他的烟瘾之大在世界政坛上也颇为有名，与毛泽东、斯大林、丘吉尔齐名。邓小平一天要抽好几包烟。然而，令人钦佩的是，在一些正式场合，他能极好地克制自己的烟瘾。例如，1986年10月，英国女王访华，邓小平在与她会面的四五个小时中，竟然一根烟也没抽。邓小平的自律和从善如流，赢得了广泛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