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夏古代的士大夫们大多都有“忠奸之分”的伦理观念，具体表现为对那些祸国殃民的个人或团体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或许手无缚鸡之力，可他们有三寸不烂之舌和妙笔生花之笔。上到君王，下到臣民，是非功过皆由他们评说，他们会让忠臣名垂千古，让奸臣遗臭万年，比如唐玄宗时期的奸相李林甫被纳入到了《新唐书•奸臣传》，叛明投清的洪承畴被放进了《清史列传•贰臣传》。

那么，是不是所有被士大夫们所批判的人物都是反面人物？是不是所有被士大夫们定义为奸臣的都是奸臣？恐怕不是吧。所谓奸臣，即那些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大臣，《宋史•奸臣传》中的秦桧便是典型，他残害忠良、卖国求荣，他是罪有应得。然而北宋名相章惇竟然和秦桧同列，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饱受争议的章惇

1、变法图强

章惇出身于浦城（位于福建浦城）的一个世家大族—浦城章氏，其家族中人尤善科举，其祖父和父亲均为进士出身，称得上家学渊源。嘉祐二年，他亦考中进士，时年22岁，和他同榜的有苏东坡（北宋大文豪，）、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和程颢（北宋理学宗师）等大神级人物，而这三位大神里面除苏东坡比他小1岁外，另外两位都比他要大不少，可见他的头角峥嵘。

一般人想在这样小的年龄有如此高的成就都得烧高香了，偏偏他是“二般人”，只因为当科状元是他的族侄，他就“耻于其下”，毅然辞去功名，等到第三年再考。遍观史册，也没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连续两科考中进士的人，可见他骨子里的傲气有多足，而傲气的人在仕途上大多都会受些挫折，他亦不例外，他步入仕途的头10年可谓是处处受憋，直到遇到王安石，他的仕途才开始顺了起来。

章惇支持王安石变法

当时北宋积弊日深，国势日颓，已经到了不变革就只能等亡国的地步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二人同心同德，携手共同走向变法之路。章惇虽说出道比王安石晚，可变法之心却不比王安石弱，他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参与度很高。王安石被罢相后，他扛起了变法派的大旗，与保守派做殊死斗争。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在司马光等人的带领下强势崛起，许多变法派大臣改弦更张，他却坚守变法之心。

他不像司马光有那么深的门户之见，司马光不光要把所有新法都废了，还要把熙宁开边的成果割让给西夏，他极力规劝，软的硬的都上了，可惜司马光不仅没听他的，还把他贬谪出京。直到宋哲宗亲政后，他才重新回到中枢，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变法，他不是为了变法而变法，他会积极吸取旧法中好的部分，用以改进新法中不好的部分，尽最大努力去保证新法的成效。如果这样的人都是奸臣？司马光呢？

变法的背景

2、开拓进取

变法是为了提高国力，而国力又需要兵事来彰显。早在王安石变法初见成效之时，章惇便奉命主持“湖南开边”事宜。当时湖南的两江地区（今湘西等地）未开化，动辄闹事，宋朝惯以羁縻之策来管理，所谓“羁縻”，也就是只有个名义上的统治权，像收税和募兵等实际权力都是没有的。章惇到湖南后，一手大棒一手萝卜，做起事来干净利落，仅用了3年的时间便完成建政40多个州。

为了进一步提升峒民们和官府之间的向心力，他结合实际情况，出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兴修道路、开辟市场、鼓励教育、发放缗钱和劝课农桑等。在他的努力下，曾经不服王化的梅山蛮“不复为患”，荆湖南路的开发进程得以提速。且看明清时期的广西瑶僮之患有多严重？如无章惇之功，湖南的情况在当时恐怕不会比广西好多少。

章惇开边湖南使峒民归化

自从司马光“献地”给西夏后，西夏主战派再次抬头，屡屡进犯大宋疆界，当权的保守派大臣们纷纷当起了鸵鸟。这种情况直到章惇重新主政才有了明显改观，章惇在宋哲宗的大力支持下，对西夏展开了强力反击，除收复被司马光割让的横山地区外，还拿下了天都山等地区。有鉴于宋军的远途作战能力较弱，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西夏，章惇便采取了“浅攻扰耕”的战略。

他令人在衡山和天都山等前沿地区修建大量堡垒来巩固对夏防线，同时依托这些堡垒来不断破坏西夏的农业生产，使西夏疲于应付，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称臣于宋。紧接着，他又趁着吐蕃内乱，派大军夺取了青唐地区，迫使吐蕃主请降，极大地提振了军心民心。虽说后面青唐地区得而复失，但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气神却弥足珍贵。自宋朝建立之后，宋军在西北地区的“武功”就没有这么“盛”过。

横山地区的价值

1、对朋友的义

章惇和苏东坡早前志趣相投，关系处得很好，苏东坡逢人就赞章惇“奇伟绝世”。后来章惇支持变法，苏东坡则反对变法，两人之间的关系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都说患难见真情，适逢“乌台诗案”爆发，作为主角的苏东坡成为了“过街老鼠”，以御史中丞李定为代表的部分大臣力主对苏东坡处以极刑。这个时候，章惇站了出来，他不惧个人安危，给苏东坡提供了不少帮助。

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化，就连宰相王珪都站出来攻讦苏东坡，说苏东坡犯有“不臣”之罪。这个时候，又是章惇及时出言维护，他不惜和王珪正面交锋，指责王珪用心险恶。当时变法派意图通过此案来打击保守派的势力，章惇作为变法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案的打击面越大，对他就越有利，可他竟然想方设法给苏东坡开脱罪责，足见他还是很讲究道义的。

苏东坡的坎坷仕途

有人说章惇主政后就丧失了这份道义，没有给苏东坡提供帮助。事实是什么样呢？太皇太后高氏摄政期间，保守派卷土重来，他们对变法派的打击力度何其之大？一个“车盖亭诗案”的负面影响比“乌台诗案”不知道要高出多少。章惇的遭遇比先前的苏东坡更为凄惨，可从史料中很难找到苏东坡对章惇伸出援手的证据，反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上了一道《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让章惇备受打击。

换做任何人，自己曾经竭力帮助过的朋友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却没有及时相助，恐怕心里都不好受吧。这也就不难理解章惇复起后未帮助苏东坡了，不过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却一直都没断，说明二人之间的感情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还是在的。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继位之初，章惇再度遭贬，其子第一个想到的人还是苏东坡。用苏东坡的话来说，他们两人之间虽然有一些分歧存在，但是交情却丝毫不减。

两人之间留下的各种段子比比皆是

2、对自身的严

士大夫们秉着所谓的“清议”，大肆抹黑章惇的人品，可他们除了空洞洞的“有才无行”这四个字之外，又拿不出多少具体的佐证，反而说了一句“（章惇）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且不说章惇的家族势力了，单他个人势力就很强大，他曾独相7年，权势滔天，他的4个儿子也都很争气，都考中了进士。按理来说，只要他愿意，他儿子们可以说是前程似锦。

可他不仅没有给儿子们大开方便之门，还从严以对，试问有哪个奸臣能如此不徇私的？就连后面的抗金名臣李纲都忍不住站出来说他“坚守法度......岂不贤哉？”他作为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大半生都在搞变法，然而在以蔡卞为代表的变法派大臣大肆推动针对王安石的个人崇拜期间，他表现得十分清醒。

王安石画像

在他看来，王安石虽然是他所学习的楷模，但是并非所谓的“圣人”、“完人”，最关键的是一旦王安石成了“神”，那么王安石当初说过的话，颁行过的新法是不是都不能改动了？最后就会出现为了捧王安石而使得新法继续像以前那样疏漏百出，误国误民。可见章惇并非那种为了权力可以黑白不分的奸臣。

宋哲宗去世时，向太后主张兄终弟及，立端王赵佶为新君，当时朝中一众大臣生怕得罪向太后，要么附和，要么不做声，章惇却甘冒风险，毅然指出赵佶轻佻，不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试问有哪个奸臣有如此担当和公心？如果当时所有大臣都和他一样反对立赵佶，或许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个昏庸误国的宋徽宗了。另外，章惇的家产按理来说应该很丰厚才对，可他死时却因家贫而难以下葬，可见他的清廉。

一个错误的人在一个错误的时期坐上了皇位

遍观章惇的一生，着实精彩，如果他生在一个没有党争的时期，或许他留给后世的是“能臣”、“名臣”、“忠臣”，而非“奸臣“。因为党争，因为变法，他所立下的一切功勋都被忽略不计，他的瑕疵被无线放大。自理学兴起后，变法就成了士大夫们的眼中钉，他们认为变法是致乱之源。与此同时，以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南宋诸帝，为了给他们老赵家甩锅，乐见士大夫们把北宋亡国归咎于章惇等变法派大臣身上。

有人说无论怎么洗，章惇打压异己的行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试问历史上有几个主持变法的大臣不尽可能削弱保守派势力的？作为一个宰相，岂能没有魄力？再则，司马光打压异己是不是比章惇更早？是不是司马光开始无底线扩大打击面的？如果章惇是奸臣，又有几人是忠臣？

参考文献：

《宋史》

《细说宋朝》

《宋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