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党中央会议上，汪东兴与邓小平就刘少奇问题材料处理意见相左，邓小平以10字反问令汪东兴无言以对。何因争执？邓反问内容为何？
【为革命斗争不止，成主席忠诚卫士】
汪东兴作为资深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坚定。但特殊时期，他的一些行为引发争议，遭批判误解。邓小平执政时，汪东兴多次公开提出异议，令邓公感无奈。
那次会议中，大家审阅了刘少奇的相关材料，并探讨重评其必要性。邓小平主张，社会尚不稳固，亟需为刘少奇等关键人物平反，以安定民心。
汪东兴认为此事时机未到，宜待合适机会处理。身为中央要员，他的考量自有依据，但这保守且不成熟的看法，却招致了邓公的不满。
深入了解汪东兴后，便会明白，他的行为并不关乎立场，仅是坦率表达个人见解而已。
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忠诚卫士与信赖之人，长期负责其警卫。毛主席评价他：“有他在旁，我深感安心。”此言简短，却彰显汪东兴的能力与重要地位。
1916年，汪东兴生于江西弋阳的贫苦农家，家族三代务农，生活平凡。长大后，他不愿终身为农，于是勤奋学习，逐渐接触到众多先进思想。
13岁时，汪东兴投身土地革命，深恶痛绝大地主压榨农民。斗争之处总有他的身影。16岁那年，红军路过家乡，他毅然自荐加入共产党。
汪东兴虽年幼，但斗争经验丰富，底层出身使他洞察深刻，获部队领导重用。随红军长征，环境艰苦促其快速成长，至中共七大时，已成为候补代表。
谈及他与主席的渊源，土地革命时便已相识。而深交则始于解放战争，1947年初，汪东兴被派至主席身边，专职负责警卫事宜。
同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围剿革命根据地。同时，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逼延安，意图围歼革命队伍。党中央在延安，但面对大军，毛主席毫无惧色。
直至胡宗南部队距此仅10公里，毛主席仍无意撤退，坚持欲亲眼见敌方方离。他虽胆识过人，但中央其他领导担忧其安危，然一时无人能劝动主席。
"你能否愿意留下，为我守候敌人的到来？"
我有何畏惧，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即便是与他们对抗，我也毫不犹豫地去执行！
获汪东兴承诺后，主席同意提前撤离。汪东兴果然守信，见敌人现身远方，即刻下令撤退，并在离开前向敌阵方向开枪示警。
事后，毛主席对汪东兴更加信赖，出行必携其同行。汪东兴不负所托，在任警卫员期间，确保了主席的安全无虞。
【建国后屡受重任，解危机出奇制胜】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继续受毛主席重用，兼任中央书记处与警卫处处长，并任总参警卫局局长，全权负责主席安全。1955年，他在“全军大授衔”中被授予少将军衔。
多年间，汪东兴职务屡变，但保卫中南海及毛主席安全的职责未改。无论国内还是主席访苏，他皆一路陪同护送，确保安全。
汪东兴除保障毛主席安全外，还兼任其秘书，为中南海中最洞悉毛主席动向者。但好景易逝，一场明显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使身居高位的他也一度面临巨大危机。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发表争议言论。毛主席严批之，而汪东兴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支持陈伯达的观点，实属罕见。
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被开除党籍并拘押，而汪东兴仅当众朗读书面检讨未受处分。这在他人或觉不可思议，但汪东兴因毛主席的深了解而安然度过。
东兴自革命时期便追随我，我对他极为信赖，他人则让我心生顾虑。他心细如发，但不爱深思，言谈间略显急躁。
从毛主席对汪东兴的评价中可知，他本质不坏，只是理论水平欠佳，常言不适时之语。然而，他后来的实际行动证明，主席的评价是准确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小组”图谋篡夺国家最高权力。但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早已洞悉其野心，及时筹备，最终成功粉碎其阴谋。
在此过程中，汪东兴作用关键。身为中央办公厅及警卫局局长，他立场重要，叶剑英遂即与之交谈，征询其对“四人小组”的意见。
叶剑英惊讶地发现，汪东兴即刻表达对江青等人的反感，誓遵毛主席遗愿，协助中央处理“四人小组”。两人随即制定抓捕计划，并赢得国家主席华国锋的支持。
10月3日，汪东兴与叶剑英赴华国锋东交民巷住所密商，敲定抓捕细节。3日后，行动启动，经汪东兴周密安排，中央顺利无冲突地控制了“四人小组”全体成员。
事后，汪东兴感慨道：“此次行动若失利，后果将难以预料，或许我们皆难逃厄运。”
【和邓小平起争执，顾大局主动请辞】
1977年，汪东兴在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副主席，迎来政治生涯巅峰。彼时邓小平未掌中央，汪东兴本应多作贡献，却略显自满。
“四人小组”垮台后，中国社会重返正轨，但仍存阻碍进步的不良思想。汪东兴作为毛主席的忠实卫士，思想略显保守，导致他在重大问题上认识不够清晰。
汪东兴公开反对重评刘少奇，凸显了改革阻力。邓小平对此感到棘手，面对严肃的汪东兴，不禁问道：“为何你总有异议？”
汪东兴被那十个字噎住，明白邓小平在给他留颜面，否则会场内就可能点名批评。这非首次与邓小平意见相左，早前恢复高考提议也遭他反对阻挠。
那段艰难岁月令国家受损严重，亟需改革促发展。然而，汪东兴的思想未能与时俱进，仍固于旧时代，导致他产生了诸多错误观念。
经邓小平提醒，汪东兴认识到自己思想滞后，难以胜任要职，遂不久后主动提出辞职。
邓小平复出掌权后，社会巨变，经济向好。汪东兴目睹此景，深感欣慰却难掩己见，遂选择隐退，此举彰显其责任心与使命感。
然而，邓小平未立即批准汪东兴隐退，认为他明事理，仅因耿直致误，且未造成危害，故汪东兴仍是党和国家值得信赖的好干部。
除国家事务外，邓小平与汪东兴交情颇深。邓小平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频繁探望，为其及家人提供了诸多生活上的援助。
正所谓“逆境识挚友”，邓小平于人生低谷中见证了汪东兴的坦率与真挚，因而始终对他抱有宽容。汪东兴体悟到邓小平的深意后，主动请辞。
1980年2月，第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职，他不再兼任中央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务，但仍心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在幕后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015年，汪东兴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100岁。尽管晚年政治生涯面临质疑，但这无损其伟大。他与邓小平一样，所有行动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汪东兴与邓小平间的争论和分歧非因立场或原则，仅是各抒己见。两人均为新中国功臣，其功绩值得我们长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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