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
“共产主义大学”的召唤
记得那是1958年6月15日，
正在上海读高三的我偶然看到了《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刊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招生简章。当年不经意的一瞥，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份招生简章牢牢吸引我的其实主要是两点，
首先是“共产主义”四个字，我们这代从参加少先队到加入共青团，受到的一贯教育都是要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种远大理想的坚定信念已经深刻地铭记在自己脑海里，如今有这样一座用共产主义冠名的大学，怎么能不心向往之。
其次学校又在老革命根据地江西。当年社会大众流动性很低，资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说实话，当年我对江西还是很陌生的，我对江西的所有印象就是那里有井冈山革命圣地。
1958年，又是“大跃进”刚开始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处在一种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大步迈向共产主义，激情燃烧的年代。对于去这样的大学，我毫不犹豫，立刻就产生去报考的冲动。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就决定了一定要去。但没曾想，我的想法一提出，父母就坚决反对。
我家是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当时在部队，两个姐姐一个在机关，一个在工厂，家庭经济状况应该还可以，父母想把我留在身边读书，但是当年我们这一代都深受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这使得我义无反顾地决定去江西。
我从此就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干到退休，工作生活都在江西。
那年共大刚开办，总校以及30个分校就招收了11000多人。创了中国高校招生人数的记录。
当年从上海到共大总校和各分校来的学生约有八九十名，我记得招生的地点在江西饭店的二部，学校还安排了简单的考试，考试不太难，我顺利的录取到共大总校的山区工业系（农机109班）。
应该说那就是“共大速度”吧！没过几天，学校便迎来了八月一日的开学典礼，
开学那天搞得非常隆重，
我在上海从小到大也没看见过那样大的阵势，光小汽车就来了几十部，省里的领导、市县的领导几乎都来了；“工青妇”等机关团体，大专院校的代表也都来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
开学典礼是由时任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共大党委书记的汪东兴同志主持，时任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兼共大校长的刘俊秀同志非常激动的做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
这次开学典礼对我们的鼓励非常大。
实际上江西共大的建立，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背景外，还有一些江西特殊的情况，尤其是早于共大成立，遍布全省的国营综合垦殖场，这是江西当年在全国独有的特色。
“社会主义的经济上山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当然也要上山。”
PART02
“抗大精神”的劳动建校
当年除了划拨的林校校区，共大的开办之初可谓是“一穷二白”。
十月份，校党委书记汪东兴同志开了劳动建校的动员大会，于是我们兵分三路：
一路开始了远征奉新大港山砍毛竹赚钱，筹措办学经费的历程。
我们是十月份上的山，第二年四月才回来，将近2000人，砍了60万根毛竹，当时赚了38万元人民币，可谓是一笔巨款。
毛竹的枝叶我们利用起来编制笤帚，毛竹的根节也不浪费，做成了椅子凳子，或者削成了筷子。
从根本不懂，到迅速总结提高，后来师生合作，还编印了一套《毛竹运输学》，《毛竹利用学》等实用讲义。
中央林业部组织来共大参观考察的全国高等林业院校的专家教授看了我校这套自编讲义都感动得不得了，赞不绝口。
学校另外一路同学是去了“南湖”也就是现在的共青城，开垦荒地种粮食，养鸡鸭，解决共大粮食和肉类禽蛋食品的供应困难；
留在总校的同学照样也没有闲着，他们平地基、自己烧砖烧瓦，砌墙架屋，自己动手搭建竹木结构的简易校舍。
按照当年的说法，经过一年时间，
我们就站住了脚。没花国家一分钱，靠自己的双手把学校建起来了。
1960年，共大还在新建县的昌邑乡围垦造田建立了近5000亩的瓜州农场，解决总校粮食的问题，后来省里要在这里建大型恒湖垦殖场，共大又把瓜州农场移交给了恒湖。
瓜州农场移交后，共大后来就在鄱阳湖边上鲤鱼洲旁的将军州围了6800亩地，建了将军州农场，加上南湖农场，后来完全解决了总校师生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等方面的供应困难，实现了粮、钱、油、肉、菜基本自给。
放在当下，这也许让现在很多人难以相信和理解，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是共大真真切切的历史。
第二年，我从山区工业系转到社会科学系政教专业。
“共大放暑假等于自杀”，邵式平省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南方种植水稻在7、8月是“双抢”的季节，辛苦了半年，总不能收获时，放假不管吧。而江西冬季又是植树造林的季节，寒假也放不了。
所以后来学校规定农学系不放暑假、林学系不放寒假。以致我来共大后的很多年父母都觉得很奇怪，“你到底是读的什么大学啊，怎么连寒暑假都没有啊”。
这是汪东兴同志离赣回京后共大领导班子成员，自左向右，1、林仲副校长，教育长，2、屈绍建副书记，副校长，3、李玉农垦厅厅长兼副书记，4、邵式平省长，共大倡导者和创始人之一，5、刘俊秀省委书记兼校长，6、张宇晴省委副秘书长兼党委书记，7、黎超副书记，副校长。
PART03
难忘周总理的亲自接见
周总理的亲自接见是我一生中记忆深刻，
也觉得非常光荣的一件往事。
那是1961年9月17日，总理在九江视察了共大庐山分校后的第二天。记得当时我还在总校旁边的水库劳动，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是学校保卫科的一个科长在找我，当时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紧张，保卫科的人找我干什么？那人问道：“你是王锦祥吗”，我回答说是。那人接着对我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回宿舍换上好点的衣服，然后到学校办公大楼集合”。
我一听也就放下心来，肯定不是坏事，但具体是什么事，人家也不说。我回到宿舍换上我当年从上海带过来，一直还没有舍得穿的新衣服，实际上也就是一件白衬衫。
我们九个同学集中后，在我们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同志的带领下，坐上学校送我们的大卡车，来到了江西宾馆。
车刚停在门口时，门卫想阻拦，这时刘俊秀校长从里面出来了说：“他们是省委请来的客人”。我们于是进到大厅，这时刘俊秀校长对我们说，中央首长要接见大家，我们一听，都非常激动。但是到底是哪个领导我们也还不知道。
大概11点多左右，里面的门开了，我们一眼就看见周总理第一个从里面走了出来，后面是大高个的罗瑞卿同志和其他省里的领导，我们全部都激动地欢呼起来。
总理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地问：“你是哪个专业的，几年级啦，叫什么名字啊”。他又接着向我们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共大事业是很支持的。也就是毛主席给共大写的著名的“730指示”。对于这个指示，当年我们学生是不知道的。我们又再次激动的欢呼。
不知不觉到了11点50分左右，总理看了看表，对我们说：“时间很快啊，我请你们吃饭”。
宴会开始前，总理要求派一个学生代表到他那一桌去。这时经大家推荐，我有幸坐到了总理旁边。当时我本来就很紧张，和总理坐在一起就更紧张了。为了防止碗筷掉下去，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中间。
一开始，总理便要向我们敬酒，结果此时桌子转动起来，我第一次见到会转动的桌子，我的碗筷便转到了另一边。
总理看到，便放下杯子，亲自走向另一边帮我把碗筷拿回，笑着说：“你放在边上，没有关系”。
总理说：“来，站起来干一杯”。我刚站起来，总理又说学生可不能喝酒，我说我拿水代替。我那时哪见过这场面，礼仪肯定也不懂。
我开始很紧张，但感受到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和亲切后，也就没有那么紧张。总理非常关心我，把好菜都放到了我的碗里。
由于激动和感动，宴会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是热泪盈眶，桌子上有什么菜肴，我都没有看清楚，端起碗来，只觉得菜碰鼻子。
吃完饭后总理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于是我们围着总理，一直坐到下午两点多钟。他和我们拉起了家常，聊在共大学习的情况。当听到我的上海口音后，总理马上对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给你提个建议，毕业后就留在江西建设老革命根据地，当一辈子老俵怎样”？
我那时还能有什么想法，肯定是激动地连忙点头，说我听总理的，一定留在江西，建设江西，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总理听后很高兴，表示很满意，点头道：“好，好”。旁边的刘俊秀校长也很高兴的过来和我握手说：“欢迎你做我们江西老俵”。
总理接见之前，我们都嫌时间过的很慢，可当总理接见我们之后，感觉时间又过得很快。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总理下午还有其它活动安排，我们都舍不得走。总理看到我们的不舍，总理说：“来，我们一起来照个相”。我们谁都不敢相信，总理居然和我们一起照相。我们就很快抢着去搬凳子。总理坐下来了，其他领导也依次就坐。
此时，总理却突然从凳子上站立起来，专门请刘俊秀校长来他的座位就坐。并说道：“你是共大总校校长，五万人的校长，这个座位当你莫属”。总理坐到了边上，十分谦虚，总理的行动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PART04
一批特殊的共大学生
1968年10月，省革委会以教育要走“共大道路”的名义，把全省128所城镇中学的学生都搬迁到总校和126所共大分校。于是我们共大总校接收了南昌二中、二十二中以及共大附中约2400个学生。
当年这些初一、初二的学生都是步行走到共大总校的。学校给他们颁发了共大的学生证，统一戴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徽章。
他们共编为16个连队，1连-10连是南昌二中的学生，11-14连是22中的学生，共大附中的学生编为15、16连，那时他们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初中生，而被称为“江西共大学生连队”，这在共大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学生。
我先前已被安排到原南昌二中学生的一个连担任连长，后来遇见黎超校长，他对我说：“共大附中的学生和家长你都熟悉，便于联系，有利工作，还是回到共大附中连队来吧”。
于是学校组织部又决定我改任16连的连长，与指导员温人炽同志搭档合作。
我的人生也从此有了当连长的经历。
这些孩子在校本部呆了不到一年。1969年学校又把这些学生全部被下放到共大校办的农林牧场和工厂，边学习，边生产劳动。
1969年的四月，
我所管的16连也从学校总部调往芭茅岭的共大园林场，住草棚，睡地铺，半工半读，育种培苗，植树造林，还自己养猪、种菜办伙食。
这些14、15岁的孩子在过早的年龄已经顶上了成年劳动力使用。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劳动，磨炼了他们，他们经受了考验。之后他们走向了社会，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不怕困难，不怕苦累，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很多人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为共大争了光、添了彩。
现在这批学生还有时发给我一些他们在共大将军州农场劳动学习的回忆文章，对于当年艰苦的岁月，他们大都感觉青春无怨无悔，但对于后来将军州农场的衰败却感到非常失落。
PART05
回忆电影《决裂》的拍摄历程
像《决裂》这种反映共大办学和思想的电影其实很早就有开拍的构想，这最早起缘于是1964年正在上演的一部话剧《年青的一代》。还是周总理提出的建议，当年江西就很想编写共大题材的剧本，但受制于江西这方面的条件比较欠缺。
1965年，
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知道此事后，主动向江西表示，由上海来组织编写剧本和电影拍摄。
很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和海燕电影制片厂就派了影剧作家黄宗英（赵丹的夫人）来江西共大总校实地考察，了解情况，体验生活。准备编写共大题材的电影剧本。黄宗英不光是演员，其实编剧能力也很强。
那时黄宗英需要和各方联系，毛文友副校长找到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担当黄宗英同志在我们学校的联络员。你们都是上海人，工作起来方便”。
学校为支持配合黄宗英的工作，还根据她的要求从黄冈山分校调来了胡春潮，从德胜关分校调来了周杰，作为黄的创作助手。他们在总校就住在与我同一栋楼——教工第四宿舍。
我们常有交流，联系密切。
我当时只负责联络和接待有关事情，他们很认真刻苦，也很深入，分头下到总校和分校的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校办农林牧场和工厂，与教师、学生、工人广泛交流，收集第一手资料。
他们日夜繁忙，节假日也不休息，不久就写成了名为《井冈新苗》的电影剧本初稿。
剧本着重突出反映共大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共大学生的主要特点和长处——有理想、有知识，能讲会做，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代新人。
恰好1966年的2月7日，朱德委员长第二次到江西共大总校视察指导工作，委员长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与学校师生代表见面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由于会议室不大，参加人员很多，室内早已座旡虚席，再也不能挤人进去。
黄宗英和正在共大体验生活的赵丹，孙道临等人都是事后听到委员长到共大视察的消息，也都要求见一见委员长，因为他们其中有些人与委员长很熟悉，于是学校就同意他们站立到会议室外面玻璃窗旁的走廊阳台上，听委员长的讲话。
委员长说：“共大这种办学模式，我举双手赞成！八年来，你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这很重要，同时还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也很重要，但是更主要更重要的还是共大的办学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起了带头作用”。
委员长的话对他们有很大的启发和触动，经过讨论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重点描写共大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它具有哪些独特的显著特点并改剧名为《创出一条路》。同时开始拍摄外景，决定当年下半年选调省话剧团，省农垦厅文工团，共大总校文工团的群众演员在上海拍摄内景。
但由于后来文革开始，主创人员和主演都受到了冲击，以共大为题材的这部电影也因此停拍。
这事一直到了1974、1975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都先后派出创作人员来共大联系编写共大剧本有关事宜，经请示省文办和省委宣传部，曾安排几路创作人员分别到井岗山，大茅山，黄岗山，云山，庐山等分校了解共大历史，深入体验共大生活。
珠影、北影、上影三家电影制片厂都力争共大题材的创作和拍摄机会，但最后文化部拍板，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创作拍摄这部电影。
北影正式接手后，还是邀请当年曾经协助黄宗英完成共大电影剧本的胡春潮和周杰两个同志负责电影剧本编写。
这是因为：一是他们本身都有共大生话经历，二是手头上己经掌握了共大许多珍贵资料，三是以前曾经写过共大题材的剧本，己有一定的基础。
《决裂》剧组来江西共大拍摄，在总校期间的吃住交通等事项由我校接待组负责安排。郭振清，葛存壮，王苏娅等演员都是一些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深入生话，接触师生，生话筒单，不摆架子，工作认真，一丝不苟。
我在与郭振清的接触中，他多次表示，
毛主席满腔热情称赞共大，我们就一定热情洋溢地把共大演好。
PART06
宣传接待工作生涯
我在共大当过学生，做过老师，当了连长，也搞过行政，但我在共大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对外宣传联络和内外宾接待。
共大是1962年对外开放，毛主席曾经几次向国内国外推荐，号召别人到共大来参观考察，学习取经。共大名声由此响彻海内外，所以各省市的领导，各国的外宾来参观学习的很多。
当年驻我国的外交使节，武官曾分成三批，每批一百多人，参观访问共大。各国驻京记者也曾前来共大采访参观。
我是从接待组开始，后来是外事接待科，再后来是外事办公室（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两办合署，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直到国际交流处。职务是从组长、科长、主任、处长。师生们迄今还戏称我是共大的“王外长”。我也很庆幸自己几乎参与了共大对外接待工作的全过程。
当年共大的接待工作有两个特色：
一是来的人多，二是待得时间比较长，最短的半天，多的长达数月。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由我亲自接待过的国际友人就共有90多个国家，800多批，近10000人；国内的客人也有2600多批，55000多人。
全省各分校也有个综合统计，一共接待国内外客人近18万人次，可见共大影响之大。
68年至80年期间，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甚至上千国内外客人来共大总校、分校参观考察，学习取经。每天在大礼堂的三场报告成了我和接待组的主要日常工作。我几乎每天来往于火车站和大礼堂，人多的时候，饭也顾不上吃，回到食堂就只剩馒头和开水。
由于当年的条件较差，来的人又太多，共大的接待能力很难跟上，也就出现一些外面过来参观学习的抱怨，说到共大是“进的来，出不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七十年代中期，省革委会主任江渭清同志还专门和彭梦庾副主任商量，召集组织了外事、交通，商业、教育等相关部门多次开过协调会，为共大的接待工作调配了许多资源，甚至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
比如接待用车，省里为我们学校专门配备了大客车、面包车、小轿车各一辆，还经常把省政府交际处和省外办的车辆借调来使用，当时南昌所有的高校都没有共大这么好的条件，对我们非常羡慕。省教委还专门派人参与组织协调共大的接待工作。
住宿方面，学校招待所肯定不够，我们把林科所大楼改造后依然不够，为此在江西宾馆、江西饭店、以及南昌胜利路上的“时鲜楼”我们还常年租了一些房间用于接待内外来宾。
交通、饮食方面，省里还专门规定，在去共大各分校参观点的方向，每天为共大接待保留部分长途汽车票。商业部门也接到指示，要保障共大对外接待的日用品和副食品供应。
另外省里每年还特批共大一笔对外接待费用，但我们共大一直都有勤俭办学的传统，拨给的经费每年用不完，到年底我们就据实上交国家。因此曾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我在负责接待过程中，有一件事记忆深刻，因为它对我今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影响很大。
那是1972年，东南亚多国外宾由中央和省外事部门有关负责人陪同来我校参观访问，由于来访接待规格较高，校接待办特别邀请了校革委会主任黎超同志作为主陪接待。
在接待会上，轮到我介绍共大情况时，坐在我旁边的翻译点燃了两支中华牌香烟，我本不吸烟，但看见别人点着并递过来了，我也就顺手接了，还学着吸上了两口，这支才吸完，他接着又为我点燃了另一支，此时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黎主任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很生气的样子。
接待完外宾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时我和黎主任已经非常熟悉了，我问黎主任，“有事吗”，他很不满意的问我：“你今天吸烟了”，我点头称是。他接着说：“是呀，以前没有这种条件嘛，现在负责外事，不花钱吸好烟，有条件了是吗？”我没有吱声。
他又接着说：“你想过没有，吸烟一旦上瘾就很难戒掉，你能保证一辈子都负责外事工作吗？你上有老，下有小，差烟不想吸，好烟又抽不起，那怎么办，只有偷啊、贪啊，这样党委让你负责外事岂不是害了你，如果这样，我建议你还不如回去教书上课的好”。
在他面前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我从心里觉得这是黎主任对我的严格要求、认真监督，是为了我好，于是我真诚的表示：“谢谢黎主任教育我帮助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吸烟了，我可以向校领导写保证书，如果违反，请领导拿我是问”。
黎主任又问我，你喝酒吗，我回答，会喝一点，他说最好也不要喝酒。我也同样态度坚决的表示，可以，我都保证做到。
黎主任看了我当场写的保证书，点点头表示：“我相信你，但你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应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不断进步”。说完把我的保证书放进抽屉。
十年后的1982年，在他即将调离我校赴任省经委副主任的前夕，他把我叫到家中，将我十年前写的保证书郑重的还给了我，他高兴的说：“我知道这十年你信守了承诺，没有吸烟也没有喝酒，我很欣慰，我走了，也希望你一定还要坚持下去”。
1995年，后来农业部外交司的司长在开会时还饶有兴趣的谈到这件事，“都说外事干部是十足的“烟酒生”，可是江西农大外办的王锦祥主任从事外事工作将近30年，他就从来就不抽烟不喝酒嘛”。
他还让我讲了“保证书”的故事，与会者都深深为之动容，他们绝不仅仅是觉得我的清正廉洁，也是为当年老领导黎超同志的严格要求，以及他这种特殊的真正爱护干部的方式唏嘘不已。
对于老领导黎超同志我是一直很敬仰和怀念，每年的清明、冬至，我都会去他位于学校旁边的墓地陵园祭扫。他对共大的影响太深了，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是真正的革命老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