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知错就改”，若是发现错误还不指正才是“不负责”的表现，古往今来似乎都是如此。
但历史上曾有这3处错误，明明知道是错误的，但到头来根本难以改变，有的时候也只能“将错就错”了，而这些“错”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厚的印记，根本无法磨灭。
“埔”字的读音
翻开《新华字典》，“埔”这个字有两个读音，分别是bù与pǔ，前者是指位于广东省一处名为大埔的地名，历史也算悠久；而后者只有一个地方，那便是位于广州市的黄埔军校。
这其实也就能看出端倪了，原本“埔”字根本没有那个读音，只适用于黄埔军校，说明是有人带错了读音的头。
历史中也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他便是蒋介石。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中国也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使得孙中山救国的想法一下清晰了起来，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最起码手中要有军队，革命党与革命军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最早提出国民党该建设军事学校的人还是共产国际派来进行联络工作的马林，他与孙中山谈了很久，建议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军校。
构想还在研究阶段，没想到孙中山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陈炯明竟然干出炮轰总统府的事情，这种切肤之痛更是让他坚定了建立军校的决心，廖仲恺对孙中山的建军思想非常了解，着手这件事的准备工作。
当国民军军官学校被确定建立后，由蒋介石出任校长、廖仲恺担任政治部主任。
但后来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信件中谈到“不赞成学习俄国经验”，廖仲恺还是希望他能够从救国力量出发，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当时的蒋介石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对于很多事只是埋在心里。
黄埔军校一开始就吸收了俄国革命的俄意见，并借鉴了苏联红军的具体模式，推行党代表制。
在那个阶段，黄埔军校的一切似乎都是正在不断步入正轨的，谁都想不到后来那样的腥风血雨。
从蒋介石担任校长开始，他就一直念“埔”为“pǔ”，实际上这个字压根都没有这样的读音，只有“bù”这一个读音，这个字具体的含义便是广东、福建一带的“大片平整土地”，广州的黄埔明明是个小地方，但带上了这个字，本来也该这么读。
建设军校期间，蒋介石在念黄埔军校时就念了“pǔ”，那会的他是校长，说话也是“一言九鼎”，底下的学生们眼见校长都是这么读的，也就纷纷跟着使用这个读音，造成了一种以讹传讹的状态。
此后，黄埔军校也走向了腥风血雨之路，经历过1927的苦楚、经历过1937的悲壮。
几乎所有人都按照蒋介石的读音在念这个学校，于是这个字干脆就多了一个读音，但绝非为纪念蒋介石，单纯是因为“习惯”。
当黄埔军校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段历史，再去尝试着纠正读音这种问题也就显得完全没有必要了，不如“将错就错”。
哈密瓜的由来
清朝乾隆年间曾有一部《回疆志》，里面详细记录了很多历史瞬间，包括了“哈密瓜”这种说法的由来。
这件事，还要从噶尔丹与康熙大帝之间的恩恩怨怨说起。
康熙年间的武德是相当充沛的，对于平定边疆祸患这件事也有着极高的追求，噶尔丹在康熙29年战败后向清廷上书请降，看似这件事告一段落了，没想到他不久又在科布多集合旧部并向沙俄乞援，想要在沙俄的影响下东山再起。
康熙得知消息后极为震怒，这就代表着噶尔丹将会再度来犯，于是便在北疆调整了部署，到康熙34年9月，噶尔丹带着3万骑兵进攻，还扬言要在过冬后从俄国借来6万兵力继续向更远处的内地进犯。
哈密有个维吾尔贵族名为额贝都拉，他和康熙皇帝有着共同的敌人。
随着噶尔丹势力的壮大，吐鲁番、哈密地区也全部被他们占领，叶尔羌汗国的统治宣告结束，快速占领必然会留下管理类的问题，额贝都拉瞅准机会也就只好向准噶尔投诚了，不仅留下一条命，还成为了准噶尔在哈密地区的代理人。
康熙皇帝对哈密这边的情况也很了解，他也在筹划着一场大战，于是派遣大臣马迪前往西北商议合兵噶尔丹的事情，本来这是能带来和平希望的，没想到噶尔丹的士兵直接把马迪给杀了。
额贝都拉的嗅觉极为灵敏，他知道这件事传回北京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搞不好他自己都会被康熙砍脑袋。
噶尔丹屡屡向哈密索要粮食物资同样让他不堪忍受，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归顺未来更加光明的清廷。
这一次，他赌对了。
昭莫多之战使得清廷对噶尔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让对方压根失去了翻身的可能性，额贝都拉提前一步布局，现在就到了收获的时节了，于是他派遣心腹进京，送上了各种好礼，并表示愿意为擒获噶尔丹效力。
额贝都拉在哈密一带经营了很多年，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加盟使得康熙有了精准打击准噶尔并进军西域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额贝都拉对清廷的功劳很大。
于是当准噶尔部的叛乱被彻底平息后，额贝都拉也被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后来的称谓是“第一代哈密回王”。
额贝都拉奉旨进京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亲切接见，那次朝宴上，康熙带着愉悦的心情品尝了一口额贝都拉从哈密带来的甜瓜，觉得味道非常可口，再加上哈密在清廷巩固边疆统治付出的巨大贡献，于是康熙就给这种甜瓜赐名为“哈密瓜”。
对于额贝都拉来说，甜瓜得到康熙的赐名是一件值得说道的事情，消息不胫而走，以后就有了“哈密瓜”的称谓。
纪晓岚还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详细记录了“西域之果”，除了盛产葡萄的吐鲁番，谈到“瓜”第一个就联想到哈密。
当时的康熙皇帝可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农作物，他是皇上，说出来的话就代表着“最高意志”，就算这个瓜早都被人取好了名字，今后都必须得叫哈密瓜了。
哈密瓜在过去的历史上压根就不叫哈密瓜，更不是哈密一地的特产，文字记载能追溯到汉朝，实际种植历史只会更远。
《太平广记·阴贵人》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东汉平永时期，阴贵人梦见自己吃瓜，这种瓜非常香甜，当时敦煌地区就献了“异种”瓜，名为穹窿，这也能够佐证，穹窿就是那个年代的哈密瓜。
这一切要归功于汉武帝平定河西走廊，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哈密瓜才能被很多人品尝到。
相比于哈密瓜这种名称，穹窿更难记，也不符合人们的习惯，虽然哈密瓜并非是清朝时期才有的产物，要把哈密瓜纠正为穹窿也就没有意义了。
假若有一天想吃哈密瓜，跑去水果摊询问“穹窿怎么卖”，估计也会让摊主摸不着头脑。
厦门大学的牌匾
鲁迅的文采早已在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代文豪，绝不可能在牌匾上写错别字。
厦门大学的牌匾其实有两幅，分别是鲁迅体与嘉庚体，在2013年之前，厦门大学用的一直都是鲁迅体。
陈嘉庚所题写的厦门大学是标准的繁体字，写法非常工整，按照校方的介绍，这幅字是从群贤楼前的厦门大学奠基石上拓下来的，这件事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有不少人赞成这种变化，认为弃用鲁迅体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还有就是从鲁迅日后的书稿来看，他好像不是很喜欢厦大，把厦大描述成“硬是要把一排洋房建在海滩上”。
不过，反对弃用鲁迅体的人还是不少，这自然是基于鲁迅的文学地位来看的，而且他是在厦大确定了与许广平的关系，展现出人生中最为柔情的一面。
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厦大官方也赶忙出来作说明：今后，鲁迅体的招牌与嘉庚体招牌将会并存。
鲁迅与厦门大学的交集，要追溯到1926年。
段祺瑞政府通缉鲁迅等人后，鲁迅只好远赴厦门教书，在这里度过了4个月光阴。
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离开杂乱的论战中心北京，来到这处海滨小城后本就有了一种舒心的感觉，校园内独特的宁静感更是给了他一种难得的清净，他也说：“厦门风景绝佳。”
学校非常重视鲁迅的才华，每个月给他支付400大洋月薪，这就使得鲁迅的物质条件要远远高出普通人，在给许广平的信件中，鲁迅也表示：心情平静了很多，能睡了，人也吃胖了。
《两地书》就是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下的。
当时的鲁迅45岁，在文坛上已经有了难以撼动的一席之地，但在感情方面他却刚刚才“上道”，开始了一段爱情佳话。
鲁迅在厦门总体来说是怡然自得的，还表现出了孩童般的纯真。
集美楼后面有一片小花圃，为了防止有人进去摘花，花圃的一圈都用铁丝网拦着的，可鲁迅看到这一幕后并不相信几道铁丝就能拦住“赏花者”，于是他就跳了进去，铁丝网上的刺给他扎了两个小口子。
宁静的生活是一方面，但他的内心却是真的无法宁静下来，特别是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他在群贤楼礼堂还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希望青年学生们要踊跃站起来读书，勇敢的去做改革社会的人，不能把自己关起来去读圣贤书。
此外，鲁迅在集美还有过一次演讲，谈到：“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却往往办不成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
这两句话同样在后来流传已久，更是奠定了厦门大学的地位。
他所题写的“厦门大学”四个字有三个特点：“厦”字上面多一点、“门”字上面少一点、“学”字没有宝盖头。
按照现在的严格意义来说，这三个字都是错别字，可鲁迅是不可能写错别字的，后来人们还为其赋予了寓意：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浮躁、学无止境。
参考资料
1."厦门大学"校名"鲁迅体"改"嘉庚体" 闽南网
2.何以哈密瓜！ 中国日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