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屈原，他身上有着诸多的标签，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开拓者等一堆，以及附加和衍生的端午节、龙舟和粽子，最关键的是，他为我们多了一天的假期。但是，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最开始并不是为纪念屈原形成的，而是数千年前南方吴越民众举行图腾祭的一个节日，而吃粽子的习俗至少在屈原几百年前就已形成，因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此就有记载，后世因屈原地位的影响而叠合在一起，汉朝以后，这一节日方始从南方向北方推移，直至今天。
我倒是觉得闻先生多此一举了，想这端午节至少在宋时便在全国盛行，而屈原忠君爱国的节操也被后世广为赞赏，已是形成了沉淀在国人血液中的固有观念，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榜样的源泉，又何必要将这节日同纪念屈原生生地割裂呢？
我一生喜欢集邮，五十年代邮电部曾出过一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邮票，即哥白尼、但丁、莎士比亚和屈原，可见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中国文化先贤的群像中，定是首屈一指的。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后因遭贵排挤，被流放沅湘，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抱石自沉汩罗江。我们都习惯于叫他屈原，但要是按正规的称呼，则应该叫他芈原，因为他并不姓屈，而姓芈，“屈”只是他的“氏”，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就称他是芈原而非屈原，不过，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这是否会造成有人识不得屈原的形象也未可知，这倒也是个两难的选择。
中国古代诗歌有两大源头，即《诗经》和《楚辞》，前者因为短小活泼，我还能背得几首；于《楚辞》，认真来说，除了几句装潢门面的，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外，是一首完整的也背不出来的。记得看过一档诗词类的电视节目，作为嘉宾的范曾大师鼓励一位小姑娘背《楚辞》，后来当小姑娘背出后，范大师竟专门画了一幅《雄鸡图》相赠，可见，要背一首《楚辞》有多难。
我最早想要背《楚辞》，是缘自看香港的电影《屈原》，里面的那首插曲《橘颂》，很是令人神往，回来后遂决心先将其背熟，找来书籍一看，远比电影中的那几句歌词要长了很多，于是，又放弃了。
不过，倒是将这《楚辞》认真的进行了研读，字典、辞海、辞源这些参考书整了一堆，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略微识了个皮毛，结合其他历史书籍，对屈原生平及作品，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楚辞》是中国文学中的绝品，其音韵九转千回，其文辞优美典雅，泛黄的书页之间，仿佛浮跃起腾腾云气，又仿佛携带着陈年老酒的醇厚香气，令人不忍释卷。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深固难徙，廓其无求”，他深受着他的国家，在朝堂暗流涌动，小人得势，君主昏庸之时，他“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又因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其见解和荐言不为楚王所纳，所以被排挤而不得志。
他出身楚国贵族，而楚国实行的又是贵族政治，所以，他在曾在楚国为高官亦是很正常之事，这同其能力并无多大关系，他曾为左徒，但这是个什么官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个官职是楚国所特有，甚至有人说是屈原所特有。
我学文学史最早看的是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据他所言，左徒的地位仅次于令尹，也就是相当于副宰相一职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类似于太傅或巫官，说法多多，我是采信游先生说法的,因为，屈原曾为外交使节出使齐国。当时处于七国纷争之际，西秦势头正强，下之则是东边的齐国；而楚国位于南方，是地域最大的国家，为抗强秦，楚国内部呈“联齐抗秦”和“联秦击齐”两种势力，而屈原是“联齐抗秦”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但当时主持秦国外交的是天下第一说客张仪，他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比百万雄师还有力，威逼利诱，把楚王哄得来团团转，也使得楚齐联盟瓦解，屈原的努力付之东流，最后楚王也客死秦国。
屈原的政治和外交才能有多高，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来刚直的性格和文人气质太重的特性来看，应该不会很高的，也就是说，以他的才情和君子之风与如张仪这样的说客兼谋略高手对阵，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对话，成败在一开始便注定了。
屈原不见于朝廷，被放逐，时间长达九年之久，他的作品也都是在这放逐的时间中所作，他徘徊于沅、湘一带，目及“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内心痛苦不已，自己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国在秦国的打击下，日渐衰落，“被发行吟泽畔”的屈原无力报国，唯有无尽的悲伤和失望相伴；及至首都沦陷，他万念俱灰，于是，他抱石走向了江心，一颗不朽的灵魂随着江水消失，化为古老的楚歌在岸边回荡。
然而，自我从开始接受知识的年代到现在，官方对屈原的认知就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弄得我也是随波逐流，一头雾水。最开始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是同腐朽势力抗争的一生；及至“评法批儒”，屈原又转身为“法家诗人”，而到了八十年代后，对屈原的评价又多了很多负面说辞，，而且现在网上还形成了一股潮流。
爱国诗人一直是屈原的底色，他自沉汨罗的悲壮在任何年代都是被人们颂扬的，现在常有一种观点对他进行指责，那便是所谓的“愚忠”。忠君爱国，是现代人常常挂在嘴上去评价古人的一个词，其实，这是两个概念，不同时期，这两个概念所占比例是不同的，不仅侧重点不一样，而且相互间也是以矛盾体的形式共存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调和的。
屈原所处的七国战乱之时，国的观念是很模糊的，在此之前的春秋之际，有百余个大小不同的诸侯国挤在一堆，打成一团，今天是宋，明天是晋，“城头频换大王旗”，而当时的优秀人才，朝秦暮楚，哪里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便投靠哪里，无所谓什么自己的国家。
以秦国为例，商鞅、范睢、张仪，李斯等等，都不是秦国人，他们都是兜售了一大圈，最后被秦国君主识得其价值，遂为秦国效力，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从那著名的《谏逐客书》也可看出内中的缘由。
这其中的楚国倒是一个特例，楚国一直实行的本国贵族政治，外来人才极少能在楚国的朝堂上争得位置，所以，楚国是一个相当封闭，自以为是的国度，包括这个国家文化、信仰等等，都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呈现另一番别样的色彩，比如《楚辞》。
君主的利益很多情况下是同民众的利益不一致的，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肯定于两者是不能兼顾的，此时的忠君和爱国就会出现矛盾，为君主的利益办事，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忠君爱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封建社会乃是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屈原是楚国贵族，与其说他效忠的是楚国，还不如说他效忠的是以楚王为代表的王族更准确些，所以细究起来，这其中爱国所占比例应该是要打些折扣的。
屈原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是除《诗经》外的又一高峰，苏轼大才，但他对屈原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而梁启超更是将屈原推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楚辞》是东汉时的刘向所编曲，主要是屈原的作品，还包括如宋玉、东方朔等人的词赋，文字古奥，要读明白实非易事，历代对屈原的作品评价是相当高，赞其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屈原的声名是随着《楚辞》而为人们熟知的，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而是一位文学人物，在思想和功绩上乏善可陈，可以说，没有他的文学作品，他可能就被湮没而无人知晓。
作为中国第一位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最经典的作品当属《离骚》，这首2400余字的浪漫主义长诗是《楚辞》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和奠基人。
后世对屈原的评价多多，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 辨骚》中有一段畅快淋漓的评说，很是精准和引人入胜，他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而《楚辞》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后来的诗人有时便直接以“骚客”代称之。但很诡异的是，在《史记》之前，对屈原是无一字记载，就是说，从战国屈原在世到西汉司马迁这数百年间，屈原几乎就是个空白，而后世对屈原的研究，亦几乎全部缘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很有些孤证的意味；于是，后世便有了很多的考证，比如国学大师胡适就很怀疑是否真有屈原的存在。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关于屈原虽然缺乏文字记载，但在民间，他的事迹应该是广为流传的，不然，贾谊不会在路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也就是说，早在贾谊和司马迁之前，屈原的故事和精神就已被人民群众所熟知了。
尽管屈原是被称为改革派，其实这其中有很多臆测的成分，且不说相比于其他六国，楚国的革新进步是最差的，这虽然同楚国内部顽固的贵族势力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是，即使是屈原有改革的愿望，在成效上几乎为零。这也说明屈原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不管他是改革的领导者还是参与者，楚国都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度，在各国都忙于改革时，唯有楚国是停滞不前，这在一个信奉巫神的社会，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司马迁是将屈原和西汉时的贾谊放在一个传中的，这很耐人寻味，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认为二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故而合为一传；但其最醒目的标签是怀才不遇和被放逐。其实，要说怀才不遇还是有点不合适，二人都曾被君主重用，只是因为观点不为君主所容而被放逐，要是全部将原因归于小人进谗，也有些勉强，那是君主的意愿，小人们只能起点推波助澜作用，何况，导致贾谊被放逐，周勃和灌婴等人并非小人。
可是，总是以香草美人自喻之人，曲高和寡，如何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推进楚国的改革，而在后世给他改革派的头衔中，我们实在是看不出有哪些措施，仅在其诗歌中，有着如“举贤而授能”等空洞之语。而且，屈原是主张效法先王的，所谓“循墨绳而不颇”，这同当时法家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是不相符的，至少是不是改革的主旋律当是肯定的。
屈原是一个追求完美之人，他从不委屈自己，却也从未曾原谅过他人；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描述，他一味的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总是强调自己坚决不与小人为伍，这自是一种品质高洁的表现。一个至善至美之人是不容于社会的，这是屈原的悲情最根本所在，也可以说是性格缺陷，尽管这点又是被后世所高赞，但想要效法，那成本是很高的。
司马迁评价屈原有两点，一是迂腐，二是倔强，前一个评价当然不是好词，这也是屈原拒绝向世俗低头的高光之处，他虽然“数责楚王”，但对楚王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不惜以一已之力，“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他觉得整个楚国官员都处于昏庸状态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这样的心态处世，失败的命运就是再也避免不了的。他不被楚王信任，“謇朝遂而夕替”，他内心是极度痛苦的，他痛苦的并不是被放逐，而是自己的一颗忠心被君王如草芥一般地遗弃。
当他行吟在江边湖畔时，听到故都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痛让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生命于他已失去了意义，只有一死来寻求精神上的彻底解脱。决心离开这个世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除非绝望之极是不会寻此之事的，但反过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宽容，拒绝所有人理解的表现，唐杜牧曾有诗咏项羽“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结，屈原和项羽在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二人都是楚国贵族，也是中国历史上文武的两座高峰，而两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认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项羽在乌江只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亦无一句对自己有何反省，只是一味的指责他人诸多的不是及自己所受的委屈，这也可以说是屈原的性格缺陷，说白了，就是一种极度自恋的心结。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爱惜自己的羽毛达到了极致，不愿自己的清白受到点点的沾污，宁愿一死来证自己人品的高洁，“夫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就是一个洁白无瑕的屈原为理想而投江的缘由。
屈原的死，为中国士大夫开了一个以死明志的先河，继而上升为舍生取义的气节，从屈原到文天祥，再到明季的方孝孺，无一不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浸入骨髓的宝贵财富。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说过“花开即死亡，死亡是极致的美丽，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用这句话来套用屈原，我觉得是最为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