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片快速变革之中。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一些急躁、冒进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许多人过于乐观地看待未来，忽视了实际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心态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错误。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对当前的形势表示深切关切。他担心，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导致“左倾”倾向的泛滥，进而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为此，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6年6月撰写一篇社论文章，主题是“反急躁”。这篇社论的核心目的是引导全社会保持冷静，避免因过度乐观而忽视实际问题，呼吁大家要稳扎稳打，按照实际情况前行。这篇社论最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旨在重申正确的建设路线，强调要谨慎而务实地推进国家建设。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主席对这篇社论的反应极为强烈。他认为，社论的内容压制了老百姓的建设积极性，显得过于消极，甚至带有“投降”的倾向。在毛主席看来，这篇文章不仅缺乏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反而削弱了社会的前进动力。按照常理，如果一篇社论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议，媒体应该撤回文章，平息公众的不满。然而，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邓拓同志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认为这只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小碰撞，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事情自然会过去。

邓拓的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失误。由于“反急躁”社论触及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且对党中央的执政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的反应远比邓拓所预料的要强烈。为了驳斥这篇社论中所表达的“反急躁”观点，一些较为激进的思想力量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左倾”理念的观点。这些言论进一步加剧了舆论的对立和纷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波，邓拓依然选择了不回应、不道歉的态度。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平息舆论，反而加强了对具有争议性的文章的审查，这导致《人民日报》的影响力逐渐下降，甚至一度被视为“二流媒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向邓拓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他修正自己的立场，不再与群众意见相左。毛主席在1957年直接约谈邓拓，严厉批评他对新形势、新潮流反应迟缓，指出他若生活在封建社会，恐怕也会因固守旧观念而丧失江山。

1958年，邓拓被派往南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再次提到“保守主义”时，特意将邓拓作为典型进行批评，邓拓感到极为尴尬和羞愧。会议结束后，邓拓决定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转而前往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标志着他在党内媒体工作的彻底转折。

尽管邓拓的事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对媒体的热爱。1961年，北京晚报社为了提高关注度，决定开设一个专栏“文苑杂谈”，讲述基层的故事，邓拓被邀请成为主笔。邓拓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他希望借此机会重新证明自己。凭借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和出色的文笔，他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很快，邓拓的文章开始聚焦“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生活，描述基层民众的困境与苦难，这些内容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读者纷纷给他写信表达支持，同时也为他提供更多的素材。

然而，这一段短暂的职业高峰并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拓的命运迅速发生了变化。由于其过去的言论和立场，一些人开始将他定性为新闻界的“右派头子”，认为他一贯唱衰共产主义，成为人民的“公敌”。1966年4月下旬，邓拓被“揪斗”，遭受了严重的批斗和身体折磨。此时的邓拓内心充满了绝望，他的希望逐渐破灭。经过深思熟虑，邓拓于5月17日晚写下了一封6000字的长信，声明自己绝对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然而，这封信并未能够挽救他的人生，邓拓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吞下整瓶安眠药，选择自杀。

邓拓的死并未平息对他的迫害，反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打压。他的所有诗词作品被没收、焚毁，曾获得的荣誉也被撤销。邓拓的妻子丁一岚也遭到了革职，且被下放到基层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77年，丁一岚才获得平反，重新回归工作岗位。1979年，邓拓也被恢复了名誉。

邓拓的家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邓拓有两个女儿，其中长女致力于慈善事业，帮助了许多贫困儿童；次女则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救治了无数病患。她直到2012年才正式退休，并且至今健在。尽管邓拓经历了无数磨难，他的家人仍然坚守并传承着他的精神。

邓拓的一生是一个充满波折的历史缩影。他既曾在中国革命的高潮中奉献过，也因政治风云的变迁而身陷困境。无论他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他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情感，他的故事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