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探讨一个问题，洪秀全、冯云山身为广东省花县人，为何去到广西传教与发动起义？

这个问题网上讨论过的文章很多，我专门选了一些高赞多回复的看过，多是泛泛而谈，又或者东拉西扯，价值不高。

我有自信这篇文章是同样题材在网上最有深度的一篇（肯定比不上真正的学术文章学术论文），请各位读者朋友多多转发点赞支持。

洪秀全传教与造反的直接肇始，是屡试不第。很多人认为洪秀全考不上秀才，是因为自身水平差所导致，也有人认为是科场腐败，中秀才的都是富家子弟。

有必要补充一点，当时清代每省规定各府、州、县秀才录取名额并不一致，按照晚清探花商衍鎏先生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所载：“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按照过往考试成绩、人口多少、经济情况，分州县为大中小三等，大的有二十个名额左右，中的十个名额左右，小的只有四、五个。

清代广州府下辖14个县，每次录取秀才二百多一点点，洪秀全所在的花县，是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从南海、番禺两县分地所建，当时完全是穷乡僻壤，到今天也不算富裕，每次录取名额只有几个。

如果洪秀全不是出身在穷县，又或者整个府不分州县，统一排名录取，很有可能在第一、二次应试就中了秀才，当然历史没有那么多假如。

考试不中大可以从事其他职业，洪秀全原本就担任塾师。真正改变他自己乃至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是一件发生时毫不起眼的小事。

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府第二次应试不中，在龙藏街获赠一本小册子——基督教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

这本《劝世良言》，正是启动蝴蝶效应的那双翅膀。

梁发是广东高明人，11岁时曾入私塾读书，因为识得字，在印刷厂担任雕版工人。

当时从英国伦敦来到中国传教的马礼逊牧师，将他翻译好的中文版《圣经》拿到梁发的印刷厂进行印刷，梁发因而结识马礼逊，阅读印刷出来的《圣经》，深受影响，受洗入教。

马礼逊在1807年来到广州传教，是最早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新教的牧师，梁发也是第一位中国籍的基督教传教士，马上显露所谓的“皈依者狂热”，将《圣经》内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写出《劝世良言》一书进行传教。这本书并不是照抄《圣经》，这样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会看，而是在《圣经》内容中夹集大量通俗易懂的文字与比喻来渲染天堂地狱，抨击偶像崇拜，更是援引儒家典籍来阐释《圣经》经文。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毁庙毁神像，肇始正是因为新教的“禁止偶像崇拜”教义，《劝世良言》开了一个头，1847年洪秀全在美国浸信会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处学习基督教教义时，罗孝全更是极力反对偶像崇拜，号称“不破不立、非砸不可，不砸掉就无法传教。”

很明显，洪秀全毁庙砸神像的思想，正是受到此两者的强烈影响。

马六甲英华书院版本《劝世良言》，英华书院由马礼逊创立，后迁香港。“学善居士"即梁发之自号

马礼逊、梁发在广州传教，洪秀全最早受到《劝世良言》影响，最早传教也是在广州，为何在广州及附近地区却收效甚微，根本传不下去？

这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广州正是鸦片战争前哨，战后广州老百姓普遍对外国人反感与仇视，使得基督教在广州地区传播更添困难。

清政府严格禁止基督教传播，当初马礼逊从英国来中国时，很多英国商船生怕会影响与中国的贸易拒绝载他，马礼逊不得不先到美国，再从美国乘船到达中国，一开始的传教与印刷出版《圣经》完全是秘密进行。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的禁教只是政府场面，对老百姓来说关系不大，传教士还有空在街上派发小册子。鸦片战争后，对传教士的反感迅速扩展到普通中国人层面，官府不敢管传教士，老百姓却管了起来，正所谓“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

1845年7月，广州城内掀起反对洋人进城的群众运动，梁发在广州南郊新沙所租住的房屋，被附近居民包围并捣毁屋内家具，居民称梁发为“卖国贼”“受英政府的雇用，作中国的内奸，以助成英人灭亡中国之计划的”。要求屋主停止将房屋租给外国人及替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其他在广州的教徒，也经常被广州居民怒斥、扔石头臭鸡蛋攻击。

这种情况下，洪秀全、冯云山敢在广州府内传播天父、天兄，有效果才奇怪。

第二个原因，广州作为通商口岸，与外国人交往较多，居民更容易接触到正式基督教教义，对洪、冯那套不由得产生怀疑。

这里要提到洪秀全最早三位信徒之一，他的表兄李敬芬。（洪秀全父亲先娶妻王氏，生仁发、仁达，后娶李氏，续弦又或者娶妾说法不一，生洪秀全，李敬芬则为李氏亲人。）

李敬芬最早与洪秀全一起阅读《劝世良言》，两人深有感触，还一起制作长三尺的“斩妖剑”两柄，两人各配戴一柄在身上。

然而，这位李敬芬在后来的洪、冯革命事迹中消失，没有与两人一起进入广西传教，更没有参与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

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是真的完全没有记载？

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专家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一书所考证，李敬芬在与洪秀全研究《劝世良言》时，已经有一孙十岁，年纪比较大，这应该是没去传教的重要原因。当洪秀全到达天京时，李敬芬的孙子李正高意欲前往投奔，却在半路上得知拜上帝会教义中，天父身穿黑龙袍，头戴高边帽，这与正统《圣经》中上帝穿白袍的形象完全不同。

李正高怀疑拜上帝会信仰的那个不是“天父”，而是“魔鬼”，于是折返回香港，后在崇真教会（当时称巴色教会）正式受洗入教。

李正高知道上帝白袍，表明他之前了解《圣经》，也说明只要能够接触正规基督教教义，都会对拜上帝会理论产生怀疑。

第三个原因，其实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是广州地区民系比较单一，民间信仰稳固。

洪秀全、冯云山、李敬芬都是客家人，花县有客家人分布。以整个广州府地区论，广府人占了绝对多数，民系单一，宗族观念强烈，民间信仰稳固。洪秀全身为客家人，在广府人占优势的地方传一个毁神像，拆孔庙、文昌、灶君牌位的宗教，困难多大可想而知。在崇尚读书考取功名的客家人群体中也属于异类，洪仁玕因为撤除书塾中孔子牌位，导致学生退学离开，被他哥哥暴打，并逐出家门。

综合各种不利因素，洪、冯只能转移阵地，刚好洪秀全另外一位表亲，先母王氏的家人在广西桂平县，这样去广西传教，有个起码的落脚点。

当然有亲人并不代表会成功，毕竟论亲人，当然花县最多。

那么为何洪、冯去到广西传教，最终大获成功？

被英军军舰炮火摧毁的部分广州城墙——《伦敦新闻画报》图片

在广西顺利传教的第一个原因，成功的本土化包装。

或者换一下描述方式，拜上帝会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为何可以在广西贫苦山区传下去？

这固然与当时广西山区消息闭塞有关，也与洪、冯有意的本土化包装有很大关系。

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专家史式先生提出观点，广西地区信仰拜上帝会的群众，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外来宗教，他们以为这是一个中国本土宗教，天父就是中国本土的神！

基督教系统进入中国以后，就有意开始本土化传播，最直接例子就是使用“上帝”一词。

早在《诗经·大雅》以及《尚书·伊训》中，就有“上帝”一词，如“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代表上天神灵的权威。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马上抄袭“上帝”一词称呼“GOD”，

《劝世良言》中，梁发使用了“上帝”“天父”的称呼，同时将“God Jehovah”的名字汉译成神爷火华，拜上帝会也延用这个名字。

神爷火华比起现在常用的耶和华，确实更接地气一些。

拜上帝会做得比西方传教士更进一步，努力将“上帝”包装成中国本土的神。

杨秀清与萧朝贵联名发布的《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里写道：

上帝是本军师亲爷，亦是尔等亲爷，又亦是天下万国人民亲爷，此所以古语云“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也。

今人肯定难以理解这样称呼上帝为“亲爷”的目的。在当时中国，存在各种民间教门，如白莲教、罗教、斋教等，都祭拜类似“上帝”一般虚拟天人合一关系的神灵，如“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夏春涛先生在《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一书中，写道：“这种虚拟的天人关系是乡土社会的血缘亲情在神学世界的投影，反映了贫苦大众对血亲关系的重视和渴望得到母亲般呵护的心理。”

在这点上，拜上帝会的“上帝”与白莲教、罗教的“无生老母”其实并无区别，老百姓会感觉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史式先生在文章中提过他在广西，亲眼见过当地人保存下来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牌位，这种亲切的称呼，可见当时人从没怀疑过“上帝”的国籍。

与“上帝”相对应的“魔鬼“，《圣经》译为“撒旦”，是“Satan”的音译。拜上帝会也进行了本土化，改成“阎罗妖”，一般称为“妖魔”“妖魔头”“东海龙妖”等等。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下文中写道：

蛇魔红眼睛阎罗妖者何？就是皇上帝当初造天造地时所造生之老蛇，今既变为妖怪，能变得十七八变，东海龙妖亦是他，正是妖头鬼头，专迷惑缠捉凡人灵魂落十八重地狱，做他妖途鬼卒……

这明显是将《圣经》故事与中国民间信仰揉合在一起，其中的“阎罗”“东海龙妖”“十八重地狱”名称源自于佛教，“十七八变”源于民间神话，拜上帝会直接拿过来使用，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这种本土化最大的操盘手很可能是在紫荆山区传教两年多的冯云山，吸取之前在广州传教不利的教训。

经过种种努力，金田起义前，在广西当地，除了知道底细的地方官员外，没有人会说拜上帝会是一个从外国传进来的宗教。信徒如果发现外国洋兄弟也信天父，也会认为是从中国传出去的，不会怀疑是从外国传进来。

正在进行传教的拜上帝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连环画《太平天国史画》

拜上帝会能在广西成功传教的第二个原因，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利用当时广西的土客矛盾，或者称土来矛盾（来人即从外地进入广西的人群，大部分也是客家人。）

这确实是事实，至少部分是事实，但比较肤浅，深入一点来说，是与被排挤出当地神灵祭拜体系的客家人存在信仰真空有很大关系。

看上去比较难搞明白，下边一一分析。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皇权不下乡”，意思是封建社会，乡村由地方乡贤，通常就是当地地主进行自治。

这种“自治”说笼统一点，就是以血缘为核心，以宗族为纽带组成村落，辅以保甲、乡约、团练等制度维持村落秩序。这种村落，通常会祭祀同一个祖先，也会拜祭同一位当地神灵，定期进行游神、打醮、放炮、酬神演戏等活动。

这些活动现在仍然在民间流传，已经演变成纯粹的民俗活动，单纯看个热闹。

在当时，这系列活动有很深含义，代表这条村对附近地域的支配权，本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游神活动，这里的山川农田是属于我们村的，外人不要染指。

举行这些活动之前，村落会对村民收“份子钱”，凡是交过“份子钱”的，代表这些人是本地村民，有在本村世代居住与耕种农作、参与游神拜祭等活动的权力。

村与村之间如果是同一个祖先，又或者祭拜同一位当地神灵，关系会更紧密，往往会结成联盟，共同自保。

清政府为方便统治，也会承认这些村所祭拜的神灵，成为有“编制”的地方神，进入国家祀典名录，当地官员会参与定期祭拜。

在广西当地，这些神灵就包括曾经被洪秀全带人砸过的紫荆山区六乌庙与甘王庙。

洪秀全为何要带人砸这些庙？或者说，为何选择这些庙来开刀？除了前述“不崇拜偶像”的宗教原因，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当地原居民长期排斥外来客家人参与祭祀活动。

反映清末游神仪式的石湾陶瓷公仔，摄于佛山市祖庙博物馆

客家群体来到广西紫荆山区的年代比较早，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韦昌辉祖先在明末迁到金田村。胡以晄从江西临江迁来，其父成为当地横跨三县的大地主，相信来到时间也早。石达开自述称从祖辈开始就迁到贵县。

另外最早收留冯云山在家中担任塾师的曾玉珍曾家，是当地富户，先祖也是乾隆年间迁来此处的客家人。

以上数家人都属于当地有钱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比较早迁来，也算扎下根。同样无一例外地，都在当地有世仇家族！只是在清朝尚属盛世的时候，民间矛盾尚不算尖锐，大致还过得去。

到了道光晚年，情况发生转变，衰世已现，因为种种原因，大量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来人”从外省大量涌入广西，对于本来就贫瘠的广西山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受到当地原居民排斥。

《浔州府志》记载：

来人入浔境皆有，惟贵县繁多。始自广东、福建、江西迁来者。……男女俱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之他田获利倍多。

因为“来人”擅长种地，当地地主纷纷雇佣他们为佃户，原来的本地佃户失去工作，不满渐渐累积。

更多“来人”连佃户的工作都无法找到，只能成为居无定所的“流民”，聚居在山上，靠从事种蓝、烧炭又或者开矿等苦活累活求生。

当地原居民为对抗外来抢佃抢地的“流民”，加强以宗族、信仰为中心的联合，原居民各种游神祭拜活动，禁止外来“流民”参与，这等于不承认他们有在当地合法安家的权力。

现代人或者认为不参与祭拜神灵没什么问题，要考虑到当时中国人普遍迷信鬼神，这还是其次，关键是那种受排斥的心理，就如同在学校或者公司被同学同事有意孤立不能参与集体活动一样，滋味肯定不好受。

被排斥的“流民”群体，信仰上的真空只能依靠祭拜祖先来满足，问题是，他们无法在当地修筑宗祠祖庙，只能简陋进行。

正因为流民的信仰真空，“降僮”这种巫术乘虚而入。“降僮”原本就存在于广西当地，在有正统信仰的地方处于弱势地位，主要在山区中流传，因而在聚居山区的流民群体中更为活跃，影响力更大。

这也可以解释杨秀清、萧朝贵杨云娇两夫妻为何对“降僮”程序如此熟悉，成为“天父”“天兄”在凡间的代言人。

同样正是这种信仰真空，经过洪、冯有意中国化包装的拜上帝会，才会在“流民”群体中迅速传播，一发不可收拾。

一位全能“天父”呵护一直受到原居民排挤对待的“流民”，空虚被填补，大家心灵都得到很大满足。

洪秀全带人去砸六乌庙与甘王庙，因为这两处是原居民信仰中心，会定期举行隆重的游神仪式，并且拒绝“流民”参加。砸庙可谓一举数得，一是团结被排斥的“流民”，这些人对砸庙抱强烈支持态度。二是宣扬“不崇拜偶像”的教义。三来所谓“砸庙后六乌神、甘王神的诅咒”并没有应验在洪秀全身上，显示出他确有“全能的天父”护体，因而信者更多。

可以想像，如果洪秀全敢砸家乡花县或者珠三角地区的庙，因为那边民系单一，没有大量被排斥在外的群体，人人均可参与祭拜，洪秀全除了被暴打没有任何收获。

洪秀全带队砸毁甘王庙——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连环画《太平天国史画》

有一点必须指出，拜上帝会中有大量客家人，并不代表当地所有客家人都支持拜上帝会，所处的阶级也不能忽视。

一直与拜上帝会作对的王作新王家，即报官府将冯云山逮捕入狱的当地富户，也是客家人，乾隆年间迁来。王家与曾家因为争买土地有世仇，发生年代已经不可考。当然这并非王家反对拜上帝会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王家有功名在身，曾家没有。

王作新本人考中秀才，兄弟也有两人考中，号称“一门三秀才”，王家族人中还有考中乡试举人的。可以说王家完全是以统治阶级的立场去考虑事情，并不会以自己的族属作考虑。太平天国起义后，王作新组织团练对抗，子侄有三人阵亡。

曾家虽然一直支持拜上帝会，曾经十分活跃，因为被杨秀清、萧朝贵排斥，除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没有参加金田起义。同样被排斥的洪秀全表兄王家，却有大部分人跟到天京。究其原因，除了亲疏不同，也与曾家是富户、王家家境一般的阶级成份不一致有一定关系。

洪秀全本人依靠客家群体起事，在这方面头脑却相当清醒，曾经说过“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并非仁”。拜上帝会只有信众与清廷团练的对抗，太平天国只有老百姓与满洲清妖的矛盾，没有族属民系间的对抗。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贵县发生大规模土客械斗，拜上帝会领导层称为"妖杀妖"，严格约束会众，禁止参与，只在械斗结束后，接纳械斗失利的客家人三千多人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