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2月6日中午，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进入苏州娄门外淮军军营，之前他们获知，将会在此进行苏州交接仪式，同时八人会被正式任命为清廷官员。

李鸿章邀请八人举行宴会，入坐后不久，李借故离开，随即有八名军官进入，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红顶花翎官帽，跪在八人面前，高呼请大人升冠。

八位降将洋洋得意，正打算戴上官帽，忽然间寒光一闪……

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其计也，意扬扬得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有传负责诛杀的是淮军副将龚生阳。

温谳慰藉，各赏红顶大帽一具，旋密令龚生阳骈诛之。

另外一种说法，八人带同七名孩子先谒见李鸿章，李鸿章授予红、蓝顶官帽各四。程学启邀请八人去自己军营宴会，在宴会期间程学启关闭营门，一声炮响，尽诛八人。

两种说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杀降地点不一样，第一是在李鸿章举行的宴会上，第二则是在程学启营地内。这也引出苏州杀降事件最大疑问，杀降主导者到底是李鸿章还是程学启，下文将会有探讨。

无论是谁主使，郜永宽等八人亲手杀死主将上司献城投降，想借同僚人头出人头地，最后却难逃清廷屠刀，真是可笑复可恨。

八位降将被杀后，淮军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在城内进行大屠杀。

日过午，一声炮响，四起杀声，大兵汹拥而入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

苏州当地口音被“放归”，南京以西安徽两湖人则“不分良莠尽杀”。具体杀死了多少人已难考证，一般认为大约有2-3万人。

这些人多数被押往苏州双塔（苏州罗汉院双塔，建于北宋年间）处被杀，呤唎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引用当时西方记者所写的《苏州旅行记》叙述了这次屠杀：

（双塔）庭院约半英亩左右，我们见到庭院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屠杀二十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马佳尼（马格里）医生的部下军官可以为此作证，地下三英尺深也浸染了鲜血……

中国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三万曾被押至此处屠场处死。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知道被杀数目甚巨，我们掌握有一个欧洲见证人的证据，他曾亲眼见到这条河中充满被斩首的太平军尸首，满清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用篙钩把尸体推到城外的大河去，以疏通河道。

西方记者到达双塔已经是12月21日，离屠杀过去十几天，现场仍然浸满鲜血，可见屠杀之残酷。

有部分太平军幸运弃城西走，与刚被他们逐走的两广籍太平军一起，加入到保卫无锡与常州的战斗。

淮军还在城内到处抢掠，时人记录：

旧居苏城之绅豪者入城认屋，并挈眷口而归，中途为官兵所劫。时，官兵以克省城功，骄极矣，此子女玉帛视为固有物，官绅妇女多有被劫而去者，此百姓见厄官兵之患也。

淮军军营内部，8位降将被杀的地方——《伦敦新闻画报》绘图

戈登与马格里在娄门外碰到程学启时，郜等八人已经被杀，程学启以为戈登乘船去了太湖，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忽然与戈登碰面，一时间脸色苍白，张惶失措。

根据戈登提交的杀降事件报告，程学启当面否认郜永宽等人有去见李鸿章。戈登中午之前才见过众人，知道他们要去见李鸿章，因此感觉惊讶，问是否发生了什么纠纷。程学启回答郜要求保留2000人军队，并与清军平分苏州城，中间筑一道墙壁分开。戈登追问郜永宽所在，程学启回答可能出城回乡下去了。

戈登感觉事情十分奇怪，派通晓汉语的马格里去纳王府，然后与程学启并马而走，一直到出城，程学启离开，戈登感觉气氛越来越诡异，决定不去太湖，折返回城内看看情况。

先派去的马格里已经探知实情，急欲告知戈登，两人却先后错过，马格里自行返回宝带桥军营。

在城内，戈登碰到郜永宽叔父，郜叔请求戈登去纳王府。

一入纳王府，戈登发现这里已经被抢掠，里边挤满了各处涌来的数百名太平军。这些人堵塞王府出入口，令到戈登无法外出，只好在王府留了一晚。当天晚上苏州城内一片混乱，四处都是杀声，戈登阻止了至少一次淮军前来的抢掠。

第二天早上，戈登派遣翻译前往调火轮船与卫队，当时他还没料到郜永宽等人已经被杀，只是认为被李鸿章抓了起来，打算调火轮船逼迫李鸿章交人，调卫队则是保卫纳王府。

城内大乱，淮军正四处抢掠杀人，戈登翻译未能出城（有说被杀有说被抓，调令被撕毁，马夫逃回报信），戈登只得亲自外出调动部队，还被一队不认识他的乱军扣住，后来找机会逃脱。

戈登在路上碰到曾在常胜军任职、当时已经被淮军雇佣过去的炮兵军官贝莱（又译备雷）。

白礼告诉戈登两个消息，一是李鸿章让程学启杀死诸位降王，程学启不愿意，感觉没脸见人。二是郜永宽的儿子郜胜镳（实际上是义子，原本姓李）正在他那里，可以将他带来。

郜胜镳见到戈登，告诉一个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都被杀了，尸体就在运河对面。

戈登马上过河，果然看见诸王的人头和尸体，郜永宽的尸体没有找到，应该是已经埋了，剩下的尸体都被砍为两段！

有苏州杀降剧情的电影《投名状》，当然电影内人物以及杀降经过均与历史不符

戈登与前两任常胜军统领华尔与白齐文不一样，那两位是冒险家与野心家，戈登是现役职业军人，毕业于英国皇家工兵学院的正规军官，当时是少校军衔。

职业军人最讲求的是荣誉，更何况他曾经亲自参与劝降，亲口保证郜等人的生命安全！现在李鸿章却将人杀了，这置戈登的荣誉与颜面于何地？

戈登当时只感觉到无限愤慨，马上决定调火轮船入苏州，前往找李鸿章讨个说法。

火轮船从运河进入苏州，李鸿章却收到消息躲起来，戈登四处寻找不见，只得留了一份最后通牒给李鸿章，率领常胜军离开苏州回到昆山，并且带走郜永宽的头颅以及收养郜胜镳。

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李鸿章下台，并由北京审讯他的罪行，否则戈登将率军攻下李鸿章占领的城池，交还给太平天国。

有说法当时戈登曾拿着左轮手枪四处找李鸿章决斗，找不到人只能对李坐过的椅子开几枪泄愤。在戈登提交的报告，以及几篇戈登传记文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只能存疑。

在这里稍插入一件事，很多资料称常胜军将领马格里在这件事后也娶了郜永宽的女儿，我不知道资料出处，只想说明一下我的疑惑。

苏州杀降时，以郜永宽的岁数，他即使有个女儿，年纪也不会大。

某百科称郜是1839年出生，同样不知出处不敢采用。不过以郜永宽“自幼从戎”，名字第一次出现是1860年随李秀成第一次攻上海判断，他直到被处死，年纪都不会太大，很有可能是20多岁左右。以当时早婚推断，死时有一个女儿不奇怪，只是这个女儿当时肯定没有成年，很可能只有几岁。

或者马格里是等郜的女儿长大再成婚，问题是又有资料称两人生三子一女，长子马继业出生在1867年！以年龄推断，实在缺乏可能性。

也有说嫁给马格里的是郜的侄女，这个倒有可能，毕竟幼叔老侄情况古代并不少见。总之说马格里娶的是郜的女儿，实不可信。

回归正题，事情传开后，谣言四起，有传戈登打算攻下苏州交还给太平天国，甚至有传戈登打算率常胜军直接加入太平天国的，不单商人不敢返回苏州，连上海的气氛都变得紧张。

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前往昆山会见戈登，同意常胜军暂时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仅防守上海。

12月14日，戈登在昆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卜鲁斯，除了详细交待事件经过，直指责任人就是李鸿章与程学启，还提出杀降原因的猜想，一是李鸿章畏惧降兵太多，达三万人，自己拿不出足够钱财来发军饷发遣散费用，于是杀死诸王，好没收他们所有财产，同时吓走一部分降兵。二是程学启害怕郜永宽投降后与常胜军合作，威胁到他的地位。

在信中，戈登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求清政府惩治李鸿章。二是皇帝下诏，宣布杀降是错误，并且赦免其他太平军降兵。三是与清政治订约，今后不可再将英国人牵连到这种事情里边。

电影《投名状》苏州杀降之后剧照

就在戈登发信给卜鲁斯的同一天，清廷对攻下苏州发出嘉奖诏旨，李鸿章获封太子太保衔，赏穿黄马褂。程学启同样赏穿黄马褂，并获云骑尉世职。至于戈登，则授予头等功牌，赏银一万两。戈登拒绝接收，叫将银两带来昆山的官员送回去。

由于苏州杀降影响太大，在外国使节与报纸媒体中已经引发议论，清廷特意要求李鸿章作出解释，李于是在12月13日发出《骈诛八降酋片》。

李鸿章在这份奏章中提出必须要杀郜永宽等人的几条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指责对方投降动机不纯，提出要求不能接受：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云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其挟众要求之状，种种虞堪。

关于这点，苏州投降太平军数量不要说二十万，十万都没有，最多也就几万。李鸿章故意夸大，特出郜等人挟城、挟众自重，“歃血立盟，誓同生死”，与朝廷讲条件，并非真心投降。

至于总兵、副将要求何省何任，郜等人投降时，肯定有提出官位要求，具体已经不得而知。清朝当时规定，太平军将领投降时最多授予四品顶戴，要求正二品总兵、从二品副将已经超标，如果是明确何省、何任，那更是清廷不能接受。

清廷总兵名额只有83名，多年打仗，不少功劳够的湘军、淮军军官只能用“记名”“加衔”的方式，如记名总兵、记名副将、副将加总兵衔等等意思一下，根本没几个实缺可以放出来。李鸿章这样写，是要突出这几个降将居然指名实缺，摆明是提出无理要求。

第二条理由是担心降而复叛：

臣思受降如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若养虎贻患，苗沛霖、宋景诗皆其前鉴。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苏省财赋名区，岂容该酋等拥众盘踞，致贻无穷之忧。

这里指出的苗沛霖、宋景诗都是降而复叛，清廷又要花大力气围剿。就算李世忠这种投降后没有复叛的，也是占据滁州城不肯让出。苏州是财赋重地，如果被几个降将占据，即使没有复叛，也是后患无穷。

第三条理由是认为如果不能满足，有可能与李秀成里应外合：

……今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即断不能无反侧之心。因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几，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

李鸿章在下文总结：

兹云官等所求太奢，欲踞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容，养痈成患。且诛八酋而后能解散二十万众，办法似无不是。

以上三条理由，看似十分充分，都是李鸿章一面之辞。

李鸿章更加在奏章中反将戈登一军：

不谓戈登因臣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忽生异议。先曾谓纳逆不应杀慕逆，兹又谓不应杀纳逆，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兵开仗。

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卤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梼昧，恐难驾驭合宜。

这等于将戈登指控杀降的动机，放在不满李鸿章不让常胜军进城上。还说自己竭力与常胜军打交道，低声下气维持双方关系，是戈登蛮横无礼，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才中伤我李鸿章呀。

在奏章最后，李鸿章故意摆高姿态：

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

清廷当时急需解决太平天国问题，杀几个降将，杀几万降卒算得上什么事，就是洋人多事！十天后，清廷发出六百里加急密谕，里边写道：

李鸿章办理此事，甚为允协，断无将其议罪之理。……岂能妄为外国人之所牵掣，将来英国公使如果向总理衙门议及此事，亦必据正理驳斥之也。苏城散遣降众二十余万，人数过多，究竟如何办理之处，未据详细声明。著李鸿章妥为筹办，毋稍大意，一面详悉奏闻。

在这件事上，清廷倒不怕洋人。只要求李鸿章补充说明如何处理降众，事情就翻篇了。

清廷当时其他重要官员，对李鸿章杀降都持同意赞许态度，主政的恭亲王答复西方外交官：

倘若不把诸王立即斩首，则不仅苏州城内的清军将被杀得一个不留，而且此等贼酋部下的大批士卒，仍旧留在逆贼行列中，斯后更大规模的屠杀，势将不可避免。

“千古完人”“理学大师”曾国藩在与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钦定剿平七省方略》中的收复苏州省城图，描绘清兵进入苏州，以及左下角一众太平军降将跪迎

英国人对苏州杀降的态度，军官普遍不满，伯朗在写给卜鲁斯的信中提到：“占据苏州前后所发生的事件，造成一种非常不利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舆论。”

英国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何伯则威胁清政府惩办李鸿章：“查李抚台前允戈总兵贼果投诚定不斩戮，此次大为失信。如北京总理衙门竟不谓其办理不善，并不能禁止，将来我国必饬戈登告退，并谕禁他人不准帮办中国军务。”

英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员，则以维持英国在中国利益为考虑，尽力化解这件事，其中的代表而且出力最多的，是当时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赫德也不满李鸿章所为，在日记中写下“李抚台的行为令人费解”，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持英国在华利益，眼下当务之急，是平定太平天国，结束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好让英国利益深入中国。

基于这个原则，赫德出面为李鸿章开脱，说辞自然也是降王提出过份要求，李鸿章不得不先发制人将其诛杀。甚至说出经过调查后，苏州只有那“十几个”降将被杀，除此之外，并无再多死一人。

1864年1月19日，赫德离开上海，前往苏州，此行目的是调解李鸿章与戈登间的关系，令到常胜军重新参战，不然常胜军有可能被解散，或者落入其他国家的统领（如美国、法国）手上。

1月23日，赫德在苏州与李鸿章商谈两个小时，李说戈登正在昆山，赫德可以前往尽力劝说试试。

1月31日，赫德来到被常胜军控制的昆山，戈登下令放赫德进城。

戈登十分隆重地招待赫德，还让他检阅部队，然后两人开始商谈。

当时离杀降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戈登怒气已消大半。赫德是很成熟的外交官，没有搬出李鸿章那套要求戈登相信，直接了当地说出戈登罢战不符合英国政策，阻挠英国在华利益，让中国战事继续。

戈登可以不鸟李鸿章，却不能不顾及自己国家。赫德也明说，清廷不可能因此事惩治李鸿章。同时在苏州会见李鸿章时，李提出罢战期间常胜军饷银照发，另发两万英镑攻占苏州特饷，以及再发两万英镑伤残士兵慰问金。

在赫德劝说下，戈登同意一起去苏州面见李鸿章，三人达成协议，常胜军在农历新年后重新参战，李鸿章则同意会发出一道公函，表明杀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与戈登没有任何关系。

李鸿章照做，除了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还照会了当时列强驻中国的外交使团。

苏州杀降再无人过问，死的几万人，只是乱世洪流中的一个不起眼数字而已。

2月19日，戈登从昆山率常胜军到达常州，正式重新参战。

戈登在攻破常州后，获授清廷武将最高官职——提督，赏穿黄马褂

以上内容是苏州杀降事件的经过以及事后的处理，接下来尝试讨论一个问题，也是整件事最大的疑问，杀八人到底是李鸿章，还是程学启主导。

说程学启主导，主要是程学启在嘉兴战死后，吴汝伦所写《程忠烈公神道碑》中的段落：

是时城贼尚廿余万，降酋八人，请署为廿营，八人分领之，让苏城之半处官军，自踞半城助守。公阳许诺……，遂还军密白李公，请诛八人者以定乱。是时常州、嘉兴皆未复，李公愕然曰：“杀已降不祥，且令常嘉贼闻风死守，是自树敌，不可”。公争不能得，则脱所著冠提李公曰：“以此还公‚某从此诀矣。今贼众……其心故未服也，今释首恶不杀……与吾军分城而处，变在肘腋，吾属无遗类矣！”拂衣径出。李公急起挽公曰：“徐之，吾今听若，何怒为！”

曾国藩幕僚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也有类似说法：

公（程学启）密白李公，恐不可制，必诛之以定众。李公犹豫不忍发。公曰：“某极知杀降不祥，然不杀此八人者，苏城终不可得，虽得之不安。吾宁负贼，不负朝廷。”李公不得已许之。

李鸿章不是杀降的主导，看上去确实有一定道理，此时杀降，对淮军接下来的战斗相当不利。

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者不敢投者，因此之举。”

苏州杀降起到极恶劣的示范作用，原本已经进行投降谈判的无锡守将潮王黄子隆、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全部中止谈判，拼死抵抗，尤其常州一直抵抗到5月，淮军与常胜军伤亡惨重才最终攻破。

如果不杀降，由郜永宽出面劝降这些城市，肯定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只是无论吴汝伦还是朱孔彰，都有为李鸿章开脱责任的嫌疑。程学启主导说证据并不足，程毕竟是太平军降将，纵然李鸿章对其十分信任，也断不可能先拿了主意再威胁主将，逼主将就范。而且按照戈登的报告，他一见程学启时，程脸色苍白，惊慌失措，也侧面反映程对此事十分心虚，断不会是问心无愧的主导者。

李鸿章为何要杀降？李本人对太平军的投降并不信任，有过之前在太仓被会王蔡元隆诈降大败的经历。在苏州投降谈判中，郜等人提出的要求，很有可能令李鸿章感觉难以接受。前述指定何地何任有可能是李鸿章自己夸大，要求总兵、副将，建立二十营由降将统带等，则完全有可能，这些条件清廷不可能同意，为了尽快控制苏州，李鸿章则满口答应。

当郜等八人投降后，索要李鸿章答应的官位，李鸿章无法拿出，又害怕郜等人翻脸率城内太平军复叛，只能使出一向自傲的“痞子放赖手段”一不做二不休，心狠手辣先杀八人，为防止八人部众叛乱，马上挥军入城再屠杀八人所属太平军，自此一了百了。

那位最先入城与郜等八人谈判的郑国魁，对此事并不知情。因为与郜永宽曾约定“焚香为誓，许以不死”，当八人被杀后，郑“涕泣坚卧，自谓负约，誓不居首功”，并请来和尚、道士，为郜等超度亡魂七天。

传说程学启与郜永宽立约时，曾发誓如果违约，则在战场上被子弹穿头而死！后来果然在攻打嘉兴时，被太平军发射的子弹打中左太阳穴附近，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