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明朝历史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太监权力特别大，对不对？魏忠贤、王振、刘瑾，专权的宦官的名字，就能列出一长串。明朝宦官专权的情况，达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这样收税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是好事吗？其实，这样收税的成本是极高的。而且，民众反抗激烈，朝廷的信誉也受到损失。更重要的是，收上来的税有九成都进了太监们的口袋里，国家并没有真正受益。
明代太监剧照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派太监去收税呢？为什么不按原本的官僚体系去收税呢？
过去谈这个问题，常常强调皇帝的昏庸贪婪。但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皇帝跟官僚阶层争夺工商业经济的利益。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帝国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没办法通过走正道解决财政困境了，就不得不走歪门邪道。
工商业与官僚好，要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环境。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皇帝还得跟官僚们去争夺利益了。
明朝中期，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南方的丝绸、瓷器、棉布，北方的棉花、羊毛绒线，货通全国。而且，借着和欧洲、日本的外贸，大量白银流入。在白银的帮助下，工商业城镇不断兴起，专业的商人也出现了，民间尤其是江南地区变得日益富裕起来。
但是，工商业经济发达后，国家并没有受益，皇帝也没有，那谁受益了呢？官僚。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时候工商业之所以能发展，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家的管制放松了，在数量上有了积累，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网疏而民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自己深度参与商业。
比如说，有的官员主持着盐、茶叶等国家专卖的贸易，就趁机从中窃取利润。
再比如，官员们就依赖手中的权力，自己经营各种商业，或者给商家提供庇护，分享他们的商业利润，拿商家给的好处。
甚至，还有官员勾结东南沿海的走私集团和倭寇，就因为海上贸易里有巨额的利润可以去分享。
那不用想也知道，皇帝如果想从工商业增加税收，这些官员们肯定是强烈抵制，因为不想减少自己的利益嘛。
也就是说，工商业发展产生的收益，都装进了官僚的腰包里，怎么可能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有效资本呢？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可税资源，对吧？
那问题来了，帝国怎么做才能分享到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成果呢？怎么避免被官僚霸占利益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视线拉开，来看看大概同一时期的英国。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就观察到，在17世纪之后的英国，财政收入的基础就建立在工商业经济的基础上，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商人的产权保护措施和法律体系，这些措施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最终让英国走向现代国家。
你再回看明朝的中国，就没能建立起这种国家与工商业共同发展的财政制度。
官僚阻止皇帝如果在太平时期，财政收入还够用，这样的制度问题还不容易暴露出来。问题暴露，一般就是出现危机的时候。
明朝万历皇帝后期，就遇到了几件大事。一个是接连发生战争，有名的万历三大征，朝廷分别在宁夏、朝鲜和播州用兵。还有，紫禁城中的宫殿接连受灾，需要重新建造。
你看，这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可财政上没钱，危机就出现了。万历皇帝就想增加税收，特别是想新增工商税，但刚才说了，官僚们肯定是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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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当然不会说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就找了一个很高大上的理由来说服皇帝。
实际上，明初财政一开始就把重心落在税地上，开国皇帝朱元璋强调说，“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他把来自农业收益的两税作为主体收入，还实行定额管理。他还把洪武十八年收到的商税数字作为今后的定额，并怀疑那些号称善于征收商税的官员是在剥削商民。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明朝的田赋和工商税几乎都是定额征收，不许增加，增加就被认为是祸害老百姓。为了劝阻万历皇帝，官员们就搬出了朱元璋，说：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
明朝的税重吗？黄仁宇先生就指出过，明朝正式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所以明朝真的谈不上“税重”。
官僚们这么说，就是要阻止皇帝。可是，他们都搬出了太祖，万历皇帝还能怎么办？那正经道路走不通，就只好走歪路了。这就出现了我们这一讲开头说到的情况，皇帝就派出自己的私臣太监，到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或者监督地方官员征收工商税。
皇室财政我们知道，古时候不管什么人，哪怕是贵为天子，做什么事儿总要讲究一个法理，就是合法性，对吧？那皇帝绕过正式制度，派自己的私臣去征税，这事儿不违反法理吗？还真不违反。
一方面，在帝国的财政理念中，天子拥有一切财产，有权对任何财富征税。另一方面，皇室征工商税，其实是有传统的。这就涉及帝国时期皇室财政的存在和定位问题了。
从工商业获取财政收入，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国家在从城邦向帝国转型时，要对非耕地产权进行处理，也就是“设禁地”。
什么意思呢？君主把不是耕地的土地，比如大山大川、江河湖海这些地方，统一划为“禁地”，老百姓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非要使用，也可以，就得交税。
怎么征税呢？对从禁地获得的出产物或者加工物征税，主要是在两个环节，一个是在交通要地设关卡收取“过税”，二是在市场上对商户收取“住税”，相当于今天的消费税或财产税。
这和咱们现代的商品税，看上去挺像，其实是有本质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公共性”。
你看啊，现代的商品税，它实质上是利用公权力对私人经济行为进行财政征收，它是有公共性的。但帝国的这个过税、住税，是对产权属于君主的商品进行财政征收，收入来自私权而不是公权，它的公共性甚至比来自耕地的田赋还要弱。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税、住税在早期属于皇室财政，不属于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分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是不是？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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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分的雏形，至少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到了汉代，国家财政“赋于民”，由大司农主管，“供军国之用”。而皇室财政主要来自皇室土地收入和各种工商税，由少府主管，作为“私奉养”的“天子之费”。
为什么说这样的分离中有重要智慧呢？
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它可以约束君主不去侵蚀国家财政，君主的支出行为受到皇室财政收入的限制，对吧？
除此之外，国家财政的运行比较正规，有比较严格的制度要求和会计核查，但皇室财政的运行就比较灵活了，可以采用一些比较灵活的形式，弥补国家财政制度的不足。比如向国库拨款，恩赏有功之臣，赈济特定地区等等。
在历朝历代的实践中，虽然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区分有时会被君主违反，但大的原则并没有动摇。
这么看来，从合法性上看，工商税传统上就是属于皇室财政的，所以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去收税在帝国时期是能说得通的。
太监收税这件事，对明朝财政来说，根本问题不是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正常的财政制度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帝国的财政资源。
所以，在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没有正路就只能走歪路，而歪路又让所有人都受损。
说到底，还是国家财政没有和工商业形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帝国当然也就没法分享工商业发展产生的经济剩余。
思考题我想请你思考一个问题：明朝中后期，帝国没有对工商业经济进行有效征税，国家财政不能从中享受到好处。可是如果帝国对工商业征税，又有可能会遏制其发展。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缓解这种矛盾？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