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间，其实更多是对于世界情形的完全隔膜，而且正是对于自身的估计过高而对于日本估计过低，导致形成了最后战败的无法接受以至于内心的震撼，甚至惨败之后依然有屡败屡战的声音。
战前不少在华外国人对这场战争就有着清晰的判断。
其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早就对这一场战争的走势作出分析：“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能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中国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48—49页〕
这是建议中国不要希望能速胜，要做好做持久战的准备。岂不知清廷完全没有这样的战略耐心，速败后迅速投降。
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提供的中日战争报告也提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
“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1册，58页〕
明眼人都在建议持久战，但是清廷拖不起也不敢拖。
10月31日，恭亲王奕与李鸿藻、翁同龢等在总署接见英国公使欧格讷，后者临别前有所建言，“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鉴于恭亲王精力不继，“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
欧格讷坦言：“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吾英之不来华者，藉贸易以活者，亦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直话，不知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耳。”〔《翁同龢日记》第六卷，2890页〕
言犹在耳，欧格讷的话，很快就成了现实。甲午战争虽然尘埃落定，但并未激起应有的反思，从战前的速战、好战到战时的一筹莫展，再到战后的颟顸依旧，翁同龢的甲午战争记忆可以说是当时清廷中枢政治的缩影，这一幕幕记忆偶尔还会在随后的历史中浮现。
民国时代北大校长、教育部部长、浙江余姚的蒋梦麟（1886—1964），回忆自己童年时说：“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尽管只是纸上的胜仗，可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蒋梦麟：《西潮》，三版，36页）
这一流行乡间的精神胜利法，因为画片的普及，可以很快传播，而且很可能成为乡间故老茶余饭后深信不疑的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