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厂里等着你救急呢，赶紧收拾东西去家属厂报到吧！”
连长的话像是一盆冷水泼过来，我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
那是1979年，我已经在部队修理连干了五年，手上的活儿越干越顺，心里还盘算着年底退伍回家，找个安稳工作，陪着身体每况愈下的老父亲。
可这一声“借调”，一下子打散了我所有的计划。
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军人嘛，命令第一，个人的事只能放在后头。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行李赶去了家属厂报到。
家属厂的厂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地方不大，周围是一片平房，住的都是飞行员和地勤干部的家属。
厂房外边，几棵光秃秃的杨树在风里晃悠，几只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过，空气里弥漫着湿冷的土腥气。
一进厂子，我就被冯厂长那嗓门大的声音吓了一跳：“小程啊，终于等到你了！厂里现在就缺你这样的技术骨干！”
他一边说，一边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得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厂房里摆了几台旧机器，几个家属围在一起，正笨手笨脚地试着操作。
厂长指着那些家属对我说：“小程啊，厂子最近转型做电视机元件，可家属们大多是第一次接触机械活儿，你得多操心教教她们。”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有点打鼓。
电视机元件？这可是高精尖的活儿，家属们能干得了？
更别说，厂子里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生产线还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
但话说回来，既然来了，就得把事儿干好。
我被分配到最后一道工序，负责测试元件的质量。
说是测试，其实就是拿着一台老旧的仪器，一个一个地测量数据。
刚开始的几天，我觉得这活儿虽然枯燥，但还算能应付。
可没想到，厂子里很快出了问题。
原来，第一道工序的磁芯烘烤总是达不到标准，导致后续的产品全都不合格。
负责这道工序的是陈工程师，他天天守着烘烤炉，急得直挠头：“这炉子的温控不稳定，磁芯温度一偏差，整个批次就废了！”
冯厂长急得满头大汗：“小程，你赶紧帮着陈工程师想想办法，要是再这么下去，厂子非垮了不可！”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跟着紧张起来。
这厂子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却是很多家属的“命根子”。
飞行员和地勤干部整天忙着部队的事，家里的老人孩子全靠这些家属照顾。
她们靠着这36块的工资过日子，要是厂子真垮了，这些人连口饭都没得吃。
厂长和陈工程师在技术上没少下功夫，我也跟着帮忙调试设备。
白天干活，晚上加班加点地琢磨解决方案，连觉都顾不上睡。
几天下来，终于把烘烤炉的温控问题解决了。
我以为事情总算能顺利点了，谁知道，第二道工序又出了岔子。
负责绕线的家属们技术不过关，缠绕的铜线经常不符合规格。
有个家属大姐手上总是出错，绕好的线全都报废了，急得她当场掉眼泪：“小程，我是真笨，干啥啥不行，拖了大家的后腿！”
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手把手教她怎么绕。
“大姐，谁都不是一开始就会的，您别急，慢慢来！”
家属们的手艺渐渐上了路，厂子也开始有了些起色。
可偏偏这个时候，厂里的磁粉库存快用完了。
陈工程师告诉我，这东西得从石州那边的厂家拉回来，可运输任务没人接。
冯厂长一拍桌子：“小程，咱俩亲自跑一趟！”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军用卡车，顶着风雪出发了。
车开到半路，天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刮得车窗玻璃咯吱咯吱响。
路面结了冰，车轮打滑，厂长急得直拍方向盘：“小程，你说咱厂子能挺过去吗？”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心里其实也没底，但还是硬着头皮说：“厂长，咱们干就完了，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到了石州，我们好不容易装好了货，结果返程路上，车却在半山腰坏了。
天寒地冻的，厂长嘴唇都冻紫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程，你先回去找人修车，我守着货。”
我心里一阵发紧，这批货要是丢了，厂子可就完了。
厂长却笑着对我摆摆手：“丢不了，要丢，也是我丢。”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厂长是真有一股韧劲儿。
他不是为了厂子，而是为了厂子里的那些人。
我一路连跑带爬地回到最近的镇上，找人修好了车，把货安全带回了厂里。
等到厂子重新开工，家属们听说我们折腾了这么一出，干活的劲头比以前高了不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退伍申请也到了年底。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家里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手里又没多少钱，连长知道后，特批了几天假，让我回家看看。
那是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家。
一进门，看到瘦了一圈的父亲躺在床上，我心里五味杂陈。
父亲握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却硬撑着笑：“小程，别担心，爸这不是还有你嘛。”
我点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父亲好好养病。
几天后，我带着家里的药方回了部队，冯厂长听说后，主动提出从厂里给我预支一笔钱。
“小程，你在厂里出了这么大的力，这点小事，厂里帮得上。”
父亲的病情渐渐好转，我的心也踏实了不少。
1980年的春节，厂长特批了一天假，让我回家陪父亲过年。
那是我当兵六年来，第一次在家里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父亲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儿子啊，等你退伍了，就回家好好干，别再让咱们家操心了。”
我心里一酸，点了点头。
春节过后，我回到厂里继续工作，厂子的生产已经步入了正轨。
家属们的工资也按时发放，厂长还用多余的利润改善了家属区的条件。
那一年，厂子盈利20多万，师部领导专门表扬了家属厂。
1981年春天，我正式退伍，回到了家乡。
退伍前，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程，你为厂子尽力了，接下来好好照顾家人吧。”
他顿了顿，又笑着说：“家属厂永远记得你。”
回到家后，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父亲的身体也渐渐恢复了。
多年后，我再回到那个小山坡，家属厂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几棵柿子树，孤零零地站在风中。
我站在那儿，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厂长拍着方向盘喊“干就完了”的模样，还有家属们手忙脚乱绕线的场景。
这些人，这些事，早已融进了我的记忆里，成了我生命里最温暖的一部分。
我转身离开前，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咬了一口，甜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