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献"宝"
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这是套我们写"口供"，自己都承认有什么问题，将来就可以根据"口供"判我们的刑。而且为了表现"积极"，社会上正在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们也应当捐点东西。溥仪经过思想斗争，决定献出三方田黄石印，然而他那藏在手提箱夹层内的珠宝，他仍然拒不交代。自从我们一到哈尔滨，所方就掌握了溥仪私藏宝物的问题，后来我知道是毓嵒揭发这个问题的。毓嵒先给管教人员递个条子，上写："有重要事情要找李先生谈谈。"李渤涛科长立刻找毓嵒谈话。毓嵒说，回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教育，认识到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就揭发了溥仪那只黑色手提箱夹层内藏有宝物。李渤涛说这件事还是让溥仪自己交代吧，由别人揭发出来，对他脸面上也不好看，你们照常干活，不要露声色。于是管理所领导就寻找机会启发溥仪交代私藏宝物的问题。
所方先是让毓嵒去告诉溥仪，这个问题该交代了。毓嵒是溥仪认为最可靠，并且在生活上也是最能侍候溥仪，是溥仪在伯力收容所内私自立嗣的人。毓嵒去动员溥仪交代问题，让溥仪感到众叛亲离，被迫也要交代这个他认为最有分量的问题。一天傍晚，毓喦给大家分饭菜。像往日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给每个人一勺勺地打菜，分发馒头。来到溥仪面前时，他分完饭菜，又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悄悄地塞进溥仪铝碗的下面，然后走了。纸条上写的是：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这一切管教人员都看在眼里。溥仪不动声色地收起那张纸条，当时没有打开看。吃过晚饭，夜幕降临，再过一会，人们就要睡觉，楼道内的亮灯熄灭，改开暗灯，我们都逐渐进入梦乡了。过了十二时以后，溥仪借口去厕所，在厕所内看了这个条，并立即销毁。这一切也都让躲在暗处的管教人员看见了。溥仪看条以后，没有什么反应，他要考虑该不该交代？怎样交代？过了两三天，毓嵒在分饭的时候，又给溥仪递了一个条，上写：
"你考虑得怎样？你要不谈，我们就要替你谈了。"
这一下，溥仪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管教人员都看得出来，他在斗争，他都消瘦了。他毕竟年龄大了一些，又是战犯中的头号人物，他考虑这些问题要费些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李渤涛找我来了；
"你哥哥在苏联带过来什么财产？你清楚不清楚？苏联搜查过这些财产没有？"
我有些明白他所问问题的涵义，就说：
"我哥哥的东西在苏联留下不少。"
"你哥哥有没有东西需要交给我们保管的？"
我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有，可能在他那个箱子里。详细情况你们问我的侄儿，他们清楚。因为我侄儿要想办法替他保存那些东西，不能都让苏联没收了。我想只要李先生对我哥哥做些启发教育工作，他会交出来的。至于那些东西该如何处理，这是政府的事。对他本人，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着，我已经完全明白所方所指的就是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并且显然所方已经掌握了材料。谈完以后，我立刻写了个书面材料，揭发溥仪那个黑箱子里隐藏着一些珍贵的财物。
又过了三四天，溥仪终于交代了他隐藏的宝物。管理所孙明斋所长亲自找溥仪谈话，对他慰勉有加，鼓励了他的进步。
重返抚顺，开展了大坦白大检举
1954年3月17日，我们由哈尔滨回到了抚顺。当时抗美援朝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被赶过了三八线，局势稳定下来了。管理所决定将我们迁回抚顺。因为我们已关押了三年多，所方向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号召我们坦白自己的罪行，相互之间进行揭发检举，为最后的处理作好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哈尔滨道里由民房改建的临时监号内是无法进行的。
临出发前，我们改善了生活。伙房养的几头肥猪不能带回抚顺，就全部宰了吃掉，一连吃了几天炖肉和纯肉馅儿的包子。归途中，火车的窗户上没有糊报纸，武装警卫还是跟着我们，但是枪口朝下倒背，也没有上刺刀，我们也没有当初从绥芬河回抚顺时那种紧张的心情，在火车里表现挺安分。有人还希望早点回抚顺的管理所，三年多的教育没有白费劲呀！一到抚顺，略事休整，大坦白大检举就开始了。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东北工作团来到管理所主持这项工作。他们已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等准备工作，每个战犯都要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由工作团派人记录在案，互相还要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检举。第一次动员会在俱乐部后面的操场进行。我们和日本战犯正式见了面。当初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大约有90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全部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大部分在苏联各地服劳役。1946年后陆续遣返。1950年苏联将969名战犯引渡回中国，他们大部分也都在苏联伯力收容所关押过，彼此遥遥相望，但很少交谈。他们是在1950年7月21日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后来也到过哈尔滨。我们见不着他们，有人因为奉命外出作些零活，偶而能够看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始终没有正面看见过他们。这次要开展大坦白大检举，我们坐到一处听动员报告，全体战犯却在这里正式会见了。我们与这些日本战犯在伪满洲国时期是经常见面的，有些人还有来往，但此时此地，却不敢点头示意，因为大坦白大检举即将来临，彼此都要揭发检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定罪。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我恨他们，尽管此刻我身陷囹圄，但过去那种受窝囊气的味道没有了，相反，看到他们那种低头正襟危坐、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还幸灾乐祸。我想，想不到你们也有今天呀！心中暗暗高兴。
大坦白、大检举开始后，有人提审我们。我交代问题，坦白自己的罪行。讯问员记下口供，交我看过后签字盖章。有时我还签上自己在监号的号码：1000号。我先后坦白了六次，也检举了别人的问题，尤其是溥仪的问题。自己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只等着祖国和人民来判决我，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我开始体会到立场的转变的重要性，自己痛恨了过去，就觉得该把这些丑恶的事情向祖国和人民抖搂出来。我相信祖国和人民会正确处理我的问题的。每个战犯都在坦白自己的罪行，但都不知道彼此的进展情况。
1954年5月21日下午，我们被通知到西边大运动场集合。战犯们都排着队，鱼贯而入，挨次坐下。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主持了会议。他环视了大家，会场肃静无声，然后沉静地说：
"大坦白、大检举已经开始一月多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下，这项工作是有成绩的。战犯们不同程度地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这说明过去一段的学习教育还是有成绩的。有的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是好的。但是距离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今天这个会我们要找个人来坦白给大家听听，大家看这样坦白行不行？是不是彻底坦白了？要知道不管你过去的罪恶有多大，只要你能够彻底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坦白出来，政府和人民会宽大处理你的。你也能够获得人民的谅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共产党对待罪犯实行最大的人道主义。如果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明明有极严重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挑鸡毛蒜皮的说一下，既是欺骗人民，也是欺骗你自己。这样你能过得去这个关吗？最后只能说明你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不想改造自己。那么人民就不会原谅你，就要严厉地制裁你。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何去何从？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
说完后，他就把当场坦白的人叫上台。大家一看，都怔住了。
这个人是古海忠之。
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中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是两名文职职务最高的战犯。武部六藏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是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们是真正掌握国务院实权的人物，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都要听命于他。古海忠之站到台上，显得畏首畏尾，但却胸有成竹，不到十年，他已经头发斑白，往日的威风不知哪里去了？他用日文发言，结结巴巴地交代着自己的问题。应该说他交代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强占东北人民的土地的？怎样掠夺东北资源的？甚至他在东北种植鸦片，从贩卖鸦片中获取暴利，东北人民平均每一百个居民中就有五个吸毒的。他还强征劳工修建军事工程，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缺衣少食，死亡六千多人。这些罪行都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听了毛骨悚然。他没有讲完，就被底下听的人打断了。其他日本战犯站起来愤怒地揭发他和其他战犯的罪恶事实。有几个日本战犯像藤田、长岛、铃木、濑谷等都是罪大恶极的，他们交代得还没有古海忠之好，在被大家质问时都战慄地站了起来。有一个名叫广濑三郎的战犯交代得既不好，在会上表现也不服气，当场被管教员带上手铐，带了下去。这个会开得真是惊天动地，令人胆战心惊。看来日本战犯学习有进步，认罪也不错。伪满官吏也有站起来揭发的。本来这些日本战犯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也欺侮伪满官吏，伪满官吏也是恨之入骨的。
那个会上还有个血债累累的日本宪兵队长作了坦白交代。
我没有发言。第二天管教人员问我昨天为什么不发言？我说因为不了解那些具体情况，如果吉冈安直在这里（他后来病逝在苏联），我要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他是日本帝国主义安插在溥仪和我身边的钉子，他把我们哥儿俩可害苦了。
在大坦白大检举中间，管理所也召开伪满战犯的坦白批判大会，彼此进行了揭发批判。管教员组织我和润麒、万嘉熙三人互相检举，我们都写了检举材料，没有受到管教员的批评，因为和自己的坦白材料基本上一致。这些检举材料也都让我们本人看过，由我们签上意见。我都写："同意检举材料，揭发属实。"我们也都检举了溥仪，溥仪也检举了我。管理所专门为溥仪开了个坦白会，大家对溥仪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溥仪虽然发言很长，但是有为本人表白之意，谈到"献宝"一事，也说是自己主动交出的，这时毓嵒的站起来指着他说：
"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写条子的事呢？"
毓嵣也说："你怎么不说是毓嵒动员你的呢？"
溥仪结结巴巴，手忙脚乱地承认："是的，我正要说是毓嵒启发我的……"
这时管教员宣布会议结束，鉴于溥仪已经受到教育。他在结束会议时说：
"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这是衡量你的觉悟程度的高低、你是否向人民靠拢的标志。我们早已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家的材料，也已经可以凭这些材料处理大家，那末为什么还要大家来坦白交代呢？这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改造好了？只要坦白交代，人民都要宽大处理他，我们重视改造好了的新人。"
海外来鸿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浪潮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娜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
"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性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国那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瞎！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地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
"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水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国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国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诚过客，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欲养阿爷志，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国，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妹韫娴和七妹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妹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蹬自行车。六妹韫娱是个画家。三妹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间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娇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党，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元帅们的鼓励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
"'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是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
"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4月16日—1994年2月28日），满族，乳名誉格，字俊之，号秉藩。清朝宗室、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07年4月16日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早年遵溥仪命赴日本留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以伪军政部步兵中尉的身份出任伪宫廷禁卫队步兵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二排排长，担任伪满洲国京都外围的警卫任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1960年11月28日获第二批特赦，后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著有《溥杰诗词选》传世。1994年2月28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