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又发话了，他说，老子是一个群体，司马迁《老子申韩列传》里面的老子，在孔子之前，而写作《道德经》的老子却是战国后期人，在战国最后一位大儒荀子之后。

易先生说：我做过详细的考证，不仅有内证，也有外证。主要看《老子》这本书的内证。

老子在38章说：“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里面出现了“道、德、仁、义、礼”五层渐次下滑的治理梯度。

那么，“道治”社会发生在什么时期呢？易先生说：那是炎黄时期，尧舜时期。当社会“失道”以后，于是就来保“德”，“德治”是周公提出来的。到了春秋末期，当“德治”也保不住的时候，孔夫子就提出了“仁治”，到了战国中期，当“仁治”也推行不下去的时候，孟子于是提出“义”；最后到了战国后期，就连“义”也保不住了，于是荀子提出了“礼治”。

易先生强调说：社会治理从“道治”到“礼治”一路下滑，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社会现实，因此，只有经历过那个社会变革现实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文字来。

易先生不断强化他一以贯之的观点；先有被批评者提出主张，然后才会有对主张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孔孟荀提出“仁义礼”，老子批评之，因此孔子孟子荀子在前，老子在后。并且推断道家人物传道谱系应该是：杨朱、老子、庄子。

为了作证其观点的正确性，他建议大家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对《老子》写作年代的历史考证，犹如信口开河，实不足为据。

第一，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也是为“克己复礼”服务的。周礼才是孔子所谓的“道”，他感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因此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并强调生活在“无道”社会的无奈：“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而且，他将西周的官学“六艺”改造后保留了“周礼”，这说明，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克已复礼为仁”等道德要求，都是为恢复周礼服务的。

第二，“道、德、仁、义、礼”都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古老概念，先秦典籍均有记载，仅以“道”为例：《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於 夏 。”《周易·谦》：“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周王室太祖后之庙的右阶之前有“黄帝金人铭”曰“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孔子家语·观周》）。

炎帝黄帝是上古时代部落首领，把他们的部落统治说成 “道治社会”，缺乏依据。

第三，易先生所谓“道治”“德治”“仁治”“义治”和“礼治”，分别出在炎黄时期，文武周公时期，孔子时期和战国中晚期的说法，是极不严肃的划分法，犹如庄子所说的“卮言”，顺口那么一说，只图一时之口快。

老子的“道治”是老子塑造的理想治理模式，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模式，老子中的圣人也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而是“为道”执政者的化身。

第四，因为孟子主张“义”，荀子主张“礼”，而老子认为“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因此断定老子在孟荀之后，这更是蔑视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在齐国，田氏代齐后，“田齐桓公”田午创办中国第一个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学宫以黄老道学为教学主导，延续150余年，直至秦国灭齐。在此期间，孟子荀子分别从鲁国、赵国前往齐国担任“稷下先生”，在这个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

更主要的是庄子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提到老子言，而作为稷下学宫三任祭酒的荀子则点名道姓地批评《老子》，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指责老子只关注柔弱谦让的一面，而缺乏积极进取的一面。

第五，竹简本《老子》的原始版本成书时间为老子晚年时期，约公元前500至400年间，即使是楚国贵族的入葬时间（公元前374年之前）也比孟子出生早2年，更早于庄子5年，且楚简本有三种，说明在墓主下葬时，已经有不同版本的《老子》流行于世。

这样的出土文物，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易先生居然熟视无睹，或避而不谈，那只能说明易先生跟冯友兰先生一样，属于“丐词”之说——先下结论后论证。

第六，冯玉兰的《中国哲学史》坚持认为《道德经》晚于庄子，这在民国时期的孔老之辩中，早已成了过往，现在看来只是个笑话。

冯友兰、钱穆、顾颉刚、梁启超等人作为反方，与胡适等人就老子年代问题进行了长达40年的辩论（见《古史辨》），冯友兰认定老子晚于庄子的证据主要有：“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次；“《老子》非问答体”；其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钱穆则更简单粗暴：必先有浅显的，后有深刻的。孔子浅显，老子深刻，故孔子在前，老子在后。

对于反方的“丐词之辩”，作为冯、钱、顾老师的胡适均予以严密考证，逐一批驳，直到晚年才突然发现，胡适突然发现那样的论辩实在时毫无意义的：

”四十年来……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冯友兰、钱穆等人，的确没能脱离“丐词”之辩，他们无视庄子对《老子》的阐述，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晚年才承认不过是“任性使气”而为之的文字游戏而已。

所以，易中天先生的“老子年代说”不足为据，他所凭借的冯友兰先生的考据，也早被冯友兰自己推翻。对此，易中天先生选择无视。这是作为著名历史学家最不该有的态度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