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石普法|撤销监护权后的抚养费支付义务

（一）案情梳理

武某某（化名），男，2004年11月出生。2006年5月法院判决武某某父母离婚，武某某由其父抚养，母亲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40元至武某某年满18周岁止。2007年7月武某某父亲与赵某再婚，武某某随之一起生活。2014年武某某父亲因病去世。武某某继母赵某以其在精力和经济上无力抚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武某某的监护权，由其生母宋某抚养。法院于2016年6月6日判决，武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由宋某抚养。

但宋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未履行抚养义务且未支付武某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费用。民政局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撤销宋某的监护资格。宋某监护资格被撤销后，民政局考虑到未成年人成长的需要和生母应尽的养育义务，再次以武某某名义，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母宋某支付未成年子女武某某的抚养费。

2017年12月7日，法院下发民事判决，判决宋某在判决生效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拖欠的抚养费2100元；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起每月400元生活费，直至原告满十八岁时止。

（二）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监护权撤销后，原监护人是否仍需承担抚养费支付义务？宋某主张其监护权已被撤销，不再负有抚养责任；而原告方（民政局代理武某某）认为，监护权与抚养费义务应分离，撤销监护权不豁免经济责任。

·《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适用

法院判决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此条款明确两点：

义务来源的法定性：抚养费义务源于法律规定，而非监护权本身；

义务存续的独立性：监护权撤销仅终止监护职责，不消灭经济义务。

本案中，宋某作为生母，其抚养义务自武某某出生时即已成立，不因监护权变更或撤销而免除。

· 司法裁判的逻辑延伸

法院进一步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强调：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具有人身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性质。即使国家或他人代为行使监护权，生父母的经济责任仍不可推卸；

监护权撤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而非为义务人提供逃避责任的途径。

这一裁判逻辑既符合法律文义，亦体现了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优先保护。

· 填补法律实践空白

本案系全国首例撤销监护权后追索抚养费的案件，其意义在于：

明确监护权与经济义务的分离：纠正“监护权存续是抚养费支付前提”的错误认知；

强化国家干预机制：民政局作为公权力机关介入诉讼，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兜底责任。

· 对极端监护行为的警示

近年来，监护纠纷呈现两极化趋势：一是离婚夫妻争夺抚养权，二是监护人遗弃或虐待子女。本案表明：

消极不履行监护职责同样构成侵权：即使未达到虐待、遗弃程度，长期怠于履行义务亦可导致监护权撤销；

法律制裁的全面性：撤销监护权与追索抚养费并行，形成“行为矫正+经济追责”的双重约束机制。

· 对《民法典》的衔接与完善

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继承了原《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并进一步细化监护权撤销程序。本案的裁判思路为《民法典》实施后的类似案件提供了先例参考，尤其体现在：

公权力介入的主动性：民政部门可直接申请撤销监护权并代理诉讼；

抚养费标准的动态调整：法院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将抚养费从原140元/月提高至400元/月，体现裁判的灵活性。

· 法理基础：义务与权利的分离

传统理论中，监护权常被视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本案则通过实践突破了这一框架，揭示：

义务的绝对性：抚养费支付是法定义务，不因权利（监护权）丧失而消灭；

权利的相对性：监护权作为“权利”附随职责，失职即导致权利剥夺。

·  完善监护监督机制的建议

本案暴露出现行监护制度的短板：

监护监督缺位：宋某长期不履行义务却未被及时追责，反映基层监护监督机制薄弱；

抚养费执行难题：若宋某拒不履行判决，需进一步强化执行措施（如纳入失信名单、强制执行收入）。

建议构建“民政监督+社区跟踪+司法保障”三位一体的监护监督体系，确保未成年人权益落到实处。

· 对公众的普法启示

父母责任不可逃避：离异或监护权变更均不免除抚养义务

国家保护兜底功能：当家庭监护失灵时，公权力可依法介入，为未成年人提供终极保障。

（一）法律依据的精细化抗辩

·《民法总则》第三十七条的限缩解释律师需探究该条款的适用前提，例如：

义务主体的法定性：抚养费义务是否仅基于血缘关系，或需结合实际抚养情况？若宋某长期未与子女共同生活，能否主张义务减轻？

“依法负担”的范围：原判决的140元/月抚养费是否因监护权变更而失效？法院后续判决的400元/月是否超出宋某实际支付能力？需结合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与当事人收入举证。

·《民法典》相关条款的衔接2021年《民法典》第1084条明确抚养费标准可根据子女需求、父母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调整。律师可主张：

原判决的140元/月（2006年）已不符合当前经济水平，但宋某单方面提高至400元/月缺乏协商程序，需重新评估合理性。

（二）事实层面的关键突破口

· 未履行义务的归责事由

客观履行不能：若宋某能证明其经济困难（如失业、疾病等），可主张适用《民法典》第1085条“特殊情况下可减免抚养费”。需提交收入证明、医疗记录等证据。

主观履行意愿：若宋某曾尝试联系子女但被拒绝（如继母赵某阻挠），可主张监护权撤销后实际抚养关系断裂，减轻其责任。

· 监护权撤销程序的合法性审查

程序瑕疵：检查民政局申请撤销监护权时是否履行《民法典》第36条规定的“临时监护措施”“听取被申请人意见”等程序。若存在疏漏，可申请程序违法导致撤销监护权的决定无效。

（三）利益平衡与替代性方案

· 未成年人利益与义务人权益的平衡

抚养费金额的动态调整：建议法院根据宋某当前收入重新核定抚养费，避免一刀切判决导致执行困难。

分期支付或实物抵偿：若宋某短期内无力支付，可协商以财产折抵（如房产使用权）或分期履行，兼顾子女需求与当事人实际能力。

· 引入社会救助机制

若宋某确属贫困，律师可推动民政部门介入，通过低保、助学补贴等社会救助方式分担抚养压力，而非完全依赖个人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