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秩序被打破时，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恢复或者重构它。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灵活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继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统的维希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民心，贝当老迈昏聩，赖伐尔倒行逆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先是戴高乐，后来又有了吉罗，当盟军在北非登陆时，又横空杀出来一个达尔朗。他们共同的标签是反纳粹德国，试图恢复法兰西在国际上的正常地位。不同的是英国更支持戴高乐，而美国则青睐吉罗或达尔朗。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戴高乐既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又不希望他们侵蚀法国的传统利益；吉罗的政治嗅觉迟钝，对美国人言听计从；而达尔朗如旋风一般，来得快走得也急，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
1942年11月8日，10万盟军分三路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奥兰，以及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三天后驻北非法军20万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盟军随即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与军事行动的一帆风顺相比，盟军在北非的政治进程一波三折。美英以及法国各方势力上演了一番龙虎斗。
自1940年7月“弩炮行动”后，北非法军普遍敌视英国，所以参与火炬行动的盟军以美军为主。行动的主要指挥官都是美军将领，海军出动的舰船各占一半，登陆部队则大多数是美国部队。
从兵力对比上看盟军处于劣势，所以罗斯福特别重视军事以外的因素。美国驻北非外交代表罗伯特·丹尼尔·墨菲自履职起就与维希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41年2月，双方签署《墨菲——魏刚协定》。协议在英国默许下，美国向北非法军提供军事物资，条件是不得运往法国本土。
魏刚去职后，墨菲与新任北非法军总司令阿尔方斯·朱安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当盟军确定在北非登陆后，朱安同意提供帮助。一旦盟军开始登陆，他将下令法军停止抵抗。
1942年11月7日，墨菲正式通知盟军将要登陆的消息。朱安对此非常不满，因为留给法军的时间太短了。不仅如此朱安还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维希政府海军司令、国防部长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
海军出身的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实际掌控者，他出现在北非有两个原因。盟军登陆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西班牙领袖弗朗哥和维希法国首脑贝当各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了盟军计划在北非登陆，希望二人能够给予理解并能配合登陆。罗斯福显然是过于自信了，跟佛朗哥的信尚能理解，因为盟军要穿越直布罗陀，而且登陆地点距离西班牙很近，他不希望西班牙方面干扰行动。事实上佛朗哥也给予了积极回应，他将此事视为美国对西班牙的尊重。
贝当则不同，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都是法国的属地，盟军的行动与入侵法国无异。他拒绝了罗斯福，表示为了法兰西的荣誉会与盟军战斗到底。同时他命令达尔朗立即巡视北非、加强战备。
达尔朗一直在寻找摆脱维希政府的机会，所以在飞赴北非后就约见了墨菲，暗示自己想要投奔盟军。达尔朗的态度让墨菲和罗斯福感到始料未及，他们已经物色了吉罗，准备让他接替北非的军政大权。11月5日，达尔朗已经回法国复命，可他在阿尔及尔的儿子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于是他再度返回北非。达尔朗没有想到，这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了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
11月8日凌晨2时，朱安和墨菲面见达尔朗，告知盟军即将在北非登陆的消息。达尔朗暴跳如雷，他对墨菲喊道：“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我一直认为美国人比英国要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美国人的愚蠢程度一点不亚于英国人。”
冷静下来后，达尔朗没有像墨菲预期那样下达停火的命令，而是联系了贝当，要求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与此同时，达尔朗获悉身在直布罗陀的吉罗发表了《告维希非洲部队书》，很显然美国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回事。于是他下令北非法军抗击登陆。
达尔朗并不是想与盟军为敌，而是想彰显自己的作用。盟军在滩头品尝到了苦头，达尔朗也适可而止，他与墨菲在8日晚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这才让盟军顺利登陆。
美国人迅速认清了形势，吉罗在北非没有价值，他发表的《告维希非洲部队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9日，吉罗抵达阿尔及尔。他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来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墨菲一个人。
与北非高级官员会面时，吉罗再次受到冷遇。当他准备和摩洛哥总督诺盖斯握手时，后者当着众人的面拒绝了。在众人眼中，吉罗是叛徒，是夺权者。
在罗斯福的授意下，火炬行动总指挥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举行会面。11月10日，在没有拿到贝当授权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和达尔朗正式签署停战协议。远在法国的贝当虽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他只能解除达尔朗的一切职务，并宣布与美英断交。
11月13日，达尔朗出任北非事务高级官员，负责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则出任北非法军总司令。不久之后达尔朗成立保卫帝国委员会，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西非纳入委员会管辖范围，原维希政府的官员除了民愤极大的少数人被逮捕，其余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委员会中。
在这一轮博弈中，最大赢家是美国和达尔朗。吉罗虽然没有得到最高权力，但也在名义上接管了部队。英国在政治上没有捞到实惠，无论是吉罗还是达尔朗都不是自己控制的人，不过盟军在德军身后成功登陆，已经确立了在北非的胜局。
输家有两个，贝当被出卖了，他不得不彻底倒向德国。而希特勒的反应也相当迅速，他命令德军进入法国南部，接管整个法国。11月11日，面对步步紧逼的德国人，为了不让法国海军落入德军之手，法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德拉博德上将没有执行达尔朗的命令，将舰队驶离土伦港，下令将所有军舰凿沉。
另一个输家是戴高乐，“战斗法国”全程没有参与火炬行动。盟军登陆后也没有参与北非的权力重组。与美英相比，“战斗法国”的实力太弱小了，他没有军事能力与美英抗衡，所以只能采取政治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力。
舆论对戴高乐是有利的。在英国，民众已经习惯把戴高乐视为法国抵抗纳粹德国的符号，可盟军在北非竟然没有与戴高乐合作，而是任命毫无名气的吉罗，甚至还把最高权力交给了一位维希政府投降派。一时间，工会组织、犹太组织、新闻界、议会反对派都纷纷谴责丘吉尔，要求英国断绝与达尔朗的一切关系。
美国民众的反应也很激烈，舆论界把达尔朗描述成“当今世界最大的卖国贼”，抗议信和请愿书如潮水般涌入国会和白宫，要求逮捕达尔朗。
丘吉尔本来就不喜欢达尔朗，因为后者极度反英。更令英国担忧的是，美国显然是想通过达尔朗向欧洲渗透，如果达尔朗壮大起来，那战后英国会非常被动。基于此英国政府层面开始出现与美国“不和谐”的声音，艾登对公众说，达尔朗必将给民众带来灾难。丘吉尔则指出，人心向背是战胜法西斯的关键，与达尔朗合作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
一直保持沉默的戴高乐于11月16日走上台前。他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自由法国绝不参加北非进行的、与旧维希政府成员的谈判。如果谈判达成的成果是巩固维希政府原有的体制，那么自由法国一概不予承认。
法国国内抵抗组织也发起支持戴高乐的行动，让·穆兰致电英国政府说：“我们坚决要求尽快把解放了的北非的命运交给戴高乐将军。”
在各方施压下，罗斯福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的最新表态是“未来的法国政府绝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获得解放之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所做的安排仅是出于战事紧急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虽然罗斯福的表态没有提及戴高乐，但也没有承认维希政府、保卫帝国委员会的正统性。所以达尔朗听到罗斯福的表态后深感失望，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说：“我不过是个柠檬，美国人把我榨干后就会把我扔掉”。达尔朗这句话本是想博得英国的同情，但丘吉尔对此非常反感，甚至都没有给达尔朗回信。
四面楚歌的达尔朗决定放手一搏，他把刚刚抓起来的维希份子和亲德份子释放，然后授意各地总督抓捕戴高乐和吉罗的追随者，那些帮助过盟军的人也遭到逮捕。艾森豪威尔对达尔朗的倒行逆施非常恼火，他把情况上报给罗斯福，后者认为达尔朗已经无药可救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罗斯福又想起了戴高乐。
12月初，自由法国代表弗朗索瓦·维热里空军中将抵达阿尔及尔，与艾森豪威尔接触。当时阿尔及尔的局势非常复杂，盟军指挥部、保卫帝国委员会的办公地点都设在这里，维热里的个人安全其实都很难保障。不过戴高乐的安排很巧妙，维热里刚刚加入自由法国，本算不上是戴高乐的亲信，派他去是因为他的弟弟亨利·维热里是阿尔及尔警察总长。
在艾森豪威尔的警告下，在亨利·维热里的护送下，弗朗索瓦·维热里与艾森豪威尔见了面。其实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分歧太大，二人的会面根本没有取得成效，但在达尔朗看来，自己已经被彻底抛弃了。在随后维热里和达尔朗的会面中，双方态度冷淡，不欢而散。12月24日，维热里返回伦敦复命。
就在维热里离开阿尔及尔的当天上午，一位刚满20岁名叫博尼耶的法国人来到达尔朗的办公室，他是秘密组织“法兰西军团”的成员。他想见达尔朗，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他达尔朗不在。下午3时，博尼耶再次到访，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于是告诉他可以在这里等一等，达尔朗马上就回来。
没过多久，达尔朗和侍从参谋马尔卡德中校回来了。马尔卡德走在前面去开门，跟在后面的达尔朗感觉自己身后有声响，就在他转过头时，发现博尼耶举着手枪对准了他。博尼耶连开两枪，打中了达尔朗的腹部，他踉跄着朝办公室的方向走了几步摔倒在地。
惊慌失措的博尼耶想要翻越窗户逃跑，结果发现窗户是从外面锁上的。于是他折返回走廊，刚好撞见听见枪声赶过来的马尔卡德，他又连开两枪把马尔卡德打倒。也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卫兵们冲了进来，把博尼耶制服。
当天下午6时，达尔朗在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他不久前还曾戏言，至少有5股敌人想要他的命（维希政府、美国人、英国人、吉罗和戴高乐），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现实。
根据吉罗的指示，当局对博尼耶进行了突击审讯，他很快就供认：是一个名叫科尔蒂埃的神甫给他下达的指示，而此人与亨利·维热里是密友，所以矛头立刻指向了戴高乐。
不久之后，博尼耶被处死，科尔蒂埃和亨利也遭到逮捕，不过他们都不承认命令博尼耶行刺。吉罗很快就下令将他们释放，亨利后来被法国政府授予“军人十字勋章”和自由法国颁发的“抗战勋章”。战后博尼耶的案件重审，法庭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并宣布他的行为“事实上符合解放法国的利益”。
戴高乐一直否认与此事有牵连。1975年，法国一本名叫《我干掉了达尔朗》的书中，援引了亨利·维热里儿子的旁证，证明戴高乐确实给弗朗索瓦·维热里下达过指令，让其尽快干掉达尔朗。
达尔朗被刺一直是个谜，不过他的死确实给各方扫清了障碍。达尔朗已死，能够代表法国的候选人只剩下吉罗和戴高乐。他们会继续上演一番龙虎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