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会战，从1862年10月13日至11月26日，历时四十五天。曾国荃以近2万孤军，死守阵地，成功顶住李秀成集合十三王、十数万大军的轮番强攻，李秀成最后不得不撤围。

雨花台会战也是天京保卫战的开始，此后曾国荃在天京城下不断扩大包围圈，直至城破。

后世不断有人将雨花台会战失利全部归咎到李秀成身上，“罪名”包括又不限于“不肯回援、首鼠两端、顾念苏杭分地、畏惧敌人、缺乏必胜信心、再奋力一把完全可以破营”等等。

李秀成确实要承担起主要责任，毕竟“30万对2万，优势在我”都没有成功解围，这个无法抵赖。

只不过责任与罪名毕竟不一样，将所有“罪名”都安在李秀成身上，合不合适，是不是有失公允，只有在认真分析会战的大背景与战役经过后，才能下定论。

本文力图重整整场雨花台会战，因为篇幅太长，过万字，特分为上下两期发布，上篇内容主要围绕会战前双方的筹划与调遣，下篇内容则是整场会战经过与本人的观点分析。

1862年5月30日，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近一万湘军，逼扎在天京城南雨花台要塞之下，距城不过4里，这是湘军围困天京的开始，也是太平天国最后阶段天京保卫战的开始。

与曾国荃同时到达的，还有彭玉麟湘军水师9000人与曾国藩幼弟曾贞幹（国葆）所率5000人，这两队人马主要负责保证粮道畅通。换言之，当时在天京城下的湘军，约两万五千人，规模尚不算太大。

曾国藩在1861年底获得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的全权后，制订三面出击、四路进军的总体战略计划。三面即江苏巡抚李鸿章负责的苏南、浙江巡抚左宗棠负责的浙江，曾国藩自己亲自坐镇安庆，指挥湘军主力沿长江东下直逼天京。

曾国藩这一支再分为四路，多隆阿一军为西路，攻克庐州后攻浦口，从天京北岸攻九洑州，再攻城北紫金山。东路则是鲍超攻皖南重镇宁国，从句容、高淳方向到达天京东北角。镇守镇江的冯子材为北路，等到鲍超攻破宁国马上进军。

曾国荃是南路，从安庆出发后，沿长江东下，攻沿江重要战略要地，如巢县、和州、金柱关、芜湖、太平等，最后直插雨花台。

曾国藩原本计划是四路会师包围天京，实际情况却发生颇大变化。多隆阿与湘军有矛盾，攻下庐州后请求前往陕西对抗回乱。冯子材一军兵力不足，尚不能出动。鲍超在皖南受到辅王杨辅清、奉王古隆贤等的抵抗，形成相持局面。

反而曾国荃一路相当顺利，3月24日从安庆出发后，在湘军水师协助下，一路突破太平军防线。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这些要隘都是一战而下。5月19日破金柱关，20日破芜湖，天京上游两处屏障失守，曾国荃兵锋已到天京城郊。

曾国藩惊讶于四弟（曾国荃在兄弟中排第四，家族同辈中排第九，因此也称曾九或九帅）如此顺利的进展，不由得害怕会变成孤军冒进，与当初庐州城外李续宾一样被太平军包围全歼。

5月26日，曾国藩发出急信，要求曾国荃在芜湖一带休整，等候其他几路到达预定位置后再行进军。

曾国荃对长兄兼顶头上司的命令却是懒理，继续挥军东进，5月28日攻占秣陵关，第二天攻占大胜关、三汊河，30日在水师协助下占领天京江心洲、蒲包洲等，逼扎天京城南4里外的雨花台下。

曾国荃为何敢于抗命？他在与郭崑焘（郭嵩焘弟弟，五品衔内阁中书）的信中透露：

自春夏秋在安庆经过恶风巨浪，以为贼不足制我，敢于悬军深入，不意事与愿违……

说穿了，就是经历过安庆战役后，曾国荃以为太平军的战斗力已经不是湘军的对手，因此敢于孤军深入。

至于"事与愿违"，与太平军精锐苦战雨花台，那是后来的事。

曾国藩毕竟是统筹全局老成持重的人，在湘军不断的失败与胜利中形成自己成熟的军事思想。他反对曾国荃轻师冒进，除了容易被包抄后路当包子馅，还有重要一点，你这两万多人，到天京城下又能怎么样？

天京是当年朱元璋建都的地方，城墙长度达70里、平均高度十几米，加上太平天国加修加固的各项城防工事，就凭曾国荃那两万多人也想攻下？

来到天京城下的曾国荃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事已至此，总不能退兵缩回去？曾国藩及时发来指示，表示大哥已经督促鲍超加紧进军，一方面会派人守住粮道，源源不断供应军火粮草，同时四弟军队也要开始大干快上，猛挖战壕，筑高垒，修筑防御工事，要准备两道，“前层拒城贼，后层防援贼”。

曾国荃表示挖战壕这我熟呀，当初围困安庆，湘军就挖了三道壕沟，两道困城，一道拒援，

曾国荃大营就在两层壕之间，现在来到天京城下，仍然开始土工作业，大挖战壕修葺工事。

整个6、7月，曾国荃多数时间都在挖战壕修工事。

曾国荃画像——清·吴友如《将臣图》

曾国荃进军期间，天京方面在干嘛？天京上游理应严防死守，为何如此脆弱一捅即破？

干王洪仁玕在日后的自述中提到：

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其时天朝内因太平安静，绝无忧患可虞。全城觉得安全无患，各事平静如常。

天京上游从安庆到天京的层层防线，都是英王陈玉成负责，在安庆失守、陈玉成败亡后，整条防线无人组织，变成一盘散沙。

天京对清军从安庆方向发动进攻并非没有心理准备，却没料到对方来得如此之急。用洪仁玕的话来说：“（湘军）必顺流东下，进攻天京，但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

当时尚拥重兵的李秀成与李世贤，分地不在天京上游，对此地不上心。皖南方面鲍超之所以进展不佳，是杨辅清根据地在宁国，抵抗十分认真，鲍超一直到7月11日才占领宁国府城。

不说分地的问题，太平天国在安庆失守后没有及时指定一人负责整条长江防线，是一大失误。

洪秀全惊惶于清军来得如此之快，连忙下令加强修造工事，修筑炮台，同时急令正在进攻上海的忠王李秀成班师救援天京。

从1862年1月开始，李秀成主力50000人分多路猛攻上海。5月中开始李秀成亲自指挥，麾下万余装备与战斗力最好的精兵投入战场，守卫上海的清、外联军连战连败。

进入6月初，战局对李秀成相当有利，8日占领青浦县城，缴获大量军械，俘虏前来救援的法军将领法尔思德（8月初法军以大量军火弹药为代价将其赎回），同时大军围攻松江府城（位于今天上海松江区）。

太平军已经完全控制战场主动，清、外联军根本不敢主动出战，李秀成日后在自述中写道：“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将松江困紧。”

然而，李秀成的大好局面，却被一份一份来自天京的告急文书打破，洪秀全着急让李秀成回师救援，达到“一日三道差官捧诏”的程度。

很多文章说李秀成私心重，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不情愿去救援天京。

实际上，换了任何人，要放弃眼前即将到手的战果撤军回援，都是相当艰难的决定。

李秀成放弃攻上海，对太平天国有害无利，上海是整个大清国最重要的财源地“每月得厘捐六十万金”，占领此地，对清廷的财政收入会造成沉重打击，太平天国则会获得一个直接与外商进行交易的港口。最重要的是，可以解除天京上游与苏南地区的后顾之忧，免于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至于天京被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曾国荃兵不多，凭城防坚守一段时间完全不是问题。

无论洪秀全根本不管，严旨之下，李秀成只得撤松江之围，仓促间于6月17日从三个方向猛攻上海（当时的上海县），试图在回援天京之前解决上海战局。守上海的李鸿章率淮军拼守抵抗，激战两昼夜，李秀成计划未能实现。

太平军与外国军队激战上海——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李秀成6月22日回到苏州，随即与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及主将蔡元隆、吉庆元、王宗李明成等将领开军事会议，决定救援方针。

日后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总体战略构思：

知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具（俱）解回京，待廿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随（惰），而无斗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等议真情。知曾帅之兵，初来之势，锐精之雄，这鼓气庄（壮），我不肯来争。

李秀成认为曾国荃军队锐气正盛，又有水师相助，太平军现在硬碰肯定吃亏。不如避开锋芒，利用天京坚固城防进行防守，自己多运补给援助，时间一久，曾国荃军队变成疲兵、惰兵，到时再率军解围不迟。

这个计划仍然是先解决上海问题，再回师解决天京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尤其说中湘军有水师之助，太平军强攻解围讨不了好。可是稳守不战，甚至“待廿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战”就值得商榷，毕竟清军不是只有一路，如果鲍超部，又或者不属湘军系统、一直在江北活动的江宁将军都兴阿、江南提督李世忠（太平天国降将李昭寿）等加入包围，形势就会更加恶劣。

各种利弊综合起来，只要时间抓紧，先攻上海，再救天京也不是不可接受，后来太平天国果然陷入多线作战，李鸿章淮军喘息甫定，开始苏南方向的反攻。

李秀成与同僚还在苏州开着会，洪秀全居然委派刑部最高官员殿前刑部正秋僚莫仕暌前往宣旨，质问李秀成为何收了三道诏书还没有发兵？措辞相当严厉“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明摆着李秀成再不遵从就要人头落地。

曾国荃是5月30日出现在天京城下，相距李秀成这次军事会议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洪秀全已经如此心急火燎。

在急召李秀成同时，洪秀全也急召正在浙南衢州与左宗棠苦战的侍王李世贤回援，对浙江战场也造成很大影响。

从天王的一系列慌乱举措，可以看出洪秀全完全缺乏作为一个合格统治者应有的长远眼光与战略定力，连胆魄都不足。

李秀成只得着手开始救援天京的布置，调兵需要时间，为平息洪秀全猜疑，先将自己六十多岁的老母以及一众家眷送入天京，作为人质，再派出弟弟王宗李明成率第一批援军前往天京。

李明成在7月初率军猛攻曾国荃两次，打响救援天京的第一枪。7月12日，更多援军到达，李明成与从李世贤处先行返回的对王洪春元等，协同天京守军，共4万人分20余路强攻曾国荃大营。

湘军奋力迎击，击破太平军中路，既而发起反攻，太平军此役失利，死伤2000多人。

7月20日，天降大雨，湘军正在冒雨修营，太平军再发动一次进攻，这次来的是宁国失守后退江苏的辅王杨辅清与干王洪仁玕，配合城内守军，总共2万多人。

太平军改变策略，大队静悄悄趁大雨视线不良，潜伏到壕边，再派小股包抄敌营后路。天刚亮，伏兵齐出猛烈进攻。

湘军躲在营垒木墙后，利用墙上炮眼不断开枪开炮，挡住前锋，既而杀出营垒展开肉搏，太平军不敌退走，包抄后路的部队也被击退。

湘军顶住这几次进攻，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坚固的防御阵地才是立足之本，加大规模巩固工事，到了“节节严营，壕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决战的走向。

天京在几次强攻失利后，也放弃出击，整个8月都关起城门，等候苏浙方向的援军。

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8月6日，李秀成再次召开军事会议，这次来的有补王莫仕暌、辅王杨辅清、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护王陈坤书等，商定具体作战。

李秀成行动计划是兵分三路，自己亲率主力攻击雨花台前曾国荃军营，其余两路是杨辅清进攻宁国与陈坤书进攻金柱关，这两路主要牵制敌人与切断粮道，试图恢复皖南根据地。同时派遣陈炳文、谭绍光分别留守杭州、苏州，以安定后路。

为整场作战，李秀成特意提出要求：“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以作一心！”会议结束后，诸王马上准备兵马，调动部队。

战场形势对太平军也相当有利，一场大疫正在湘军的军营中肆虐。

从1860年开始，江南地区征战不休，大量死者无人收埋，卫生条件急剧恶化，难民大规模流动又加剧了传染，终于酿成一场大瘟疫。

根据南开大学余新忠先生的论文《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所述，这场大疫并非单一病种，很有可能是霍乱、伤寒、疟疾，甚至鼠疫的共同作用。疫情随着江南战乱而起，1864年战争结束后渐渐平息，现在推算因大疫死亡人数约320万-600万之间。

这场瘟疫的顶峰正好在雨花台会战发生的1862年，湘军军营疾病横行，重灾区是宁国一带的鲍超军。

曾国藩在奏章中提到：

鲍超一军……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鲍超亦染病甚重。合营将领，因其关系至大，一面禀明臣处，一面用舟送鲍超至芜湖养病。

鲍超一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不要说增援曾国荃，连自保都困难！

曾国荃营中也好不了多少，曾国藩日后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里所写：

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于皖鄂诸省。

一个人病死后，送葬的人在回途中又倒毙几个，可见这场疫病的剧烈。曾国荃全军能战的兵员只剩下两三成左右。

现存资料只看到湘军一方大受疫病影响，太平军一方资料比较少，似乎这场疫病对太平军没做成多少影响。有人认为是太平军内部医生与药材、急救设备准备充分，措施得力有效。也有认为太平军体质适应当地的环境，对疫病有一定抵抗力。

曾国藩忧心如焚，只得一面急信四弟“专谋坚守”，同时竭力提供药材、医生与其他援助，力求坚守阵地。

在这种对太平军有利的条件下，10月初，李秀成率太平军约30万人，号称60万，从苏南出发，列营于曾国荃大营南边“东至方山，西至板桥镇，旗帜如林，层层排列。”与守城太平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

很多资料称李秀成集中十三王，这说法来自曾任嘉兴知府的许瑶光《谈浙》一书，实际上综合雨花台、金柱关与宁国三个战场，参与的王远不止十三位。至于兵力方面，说法不一，有说30万，也有说10万，30万应该是三处战场的总兵力，无论数量多少，这是太平天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对面湘军经过大疫后的情况如何？曾国荃在家书中提到：“我军存者本不过七成，而病甚不能出力者尚有四成，只此三成略好之人……”这样估算，湘军把能动的人都算上，不足一万，能作战的则更少。

除了兵力上的优势，李秀成全军把拿得出手的火器全部带上，“倾苏杭所得之西洋火器”包括洋枪两万多杆，开花大炮多尊。曾国荃也感叹“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曾国荃只能依靠前两三个月所挖的坚固阵地进行防御。

10月13日，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几天前，金柱关与宁国战场也同时打响，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终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