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五年，叶淇代李敏任户部尚书。此人在当下明史圈子里的名声并不好，不少人称其推倒了明朝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堪称大明“埋雷”第一人。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呢？

明初时由于北疆土地贫瘠、战事频繁，军卫士兵不仅难以屯田自养，更无法自筹大军北征的军粮。为了降低朝廷向北疆输送粮饷物资的压力，洪武三年朱元璋接受了杨宪的建议 -- 推行“开中法”。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於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 … ”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

《明史·志·卷五十六》

朝廷将边塞各军卫所需粮食列出，商人按要求运送军粮后可向朝廷兑换相应的“盐引”，进而通过销售食盐来获利。

注：“盐引”是朝廷发出的食盐购销凭证，盐引上规定有具体的进货盐场、数量、销售地域等。

很多商人们为了降低运粮成本，直接在北疆雇佣民户开荒耕种，就地收粮送粮。朝廷省了运费、商人们赚了钱。而北疆粮食的增产，也导致粮价下降、人丁滋生，更利于北疆的稳定和开发。

除此之外，商屯为了防御北虏的劫掠，也自发的修筑防御设施，这也间接增强了明朝在北疆的防御力量。可以说“开中法”是明初难得让朝廷和商民同时获利的善政，“有明盐法，莫善於开中”。

而叶淇则将“运粮换盐引”的方式，变革为商民直接出钱向朝廷购买盐引。

这导致商民不再向北疆输送粮食，为“开中法”而开垦的田地也逐渐荒弃，进而导致北疆粮食减产、粮价上涨。而高企的粮价又倒逼人丁逃离边区，进一步增加了御边的难度。

同时朝廷虽然收到了钱，但朝廷还是得向边塞输送粮食，以弥补军屯的不足。但朝廷收一百石粮食的钱，能买一百石粮食并送到边塞么？以朝廷相对（商户）低效的运作和自身的腐败，这显然不可能。

换句话说，朝廷一番操作猛如虎，结果亏成二百五。明朝由此开始陷入财政危机，军费支出开始不足。这对广大军户来说，就意味着吃不饱肚子，进而导致军户逃军、士气下降，明军的战斗力也开始直线垮塌。

而明军的衰败带来的军事压力抬升了明朝的军事支出，本就缺钱的明廷只能加大对臣民的盘剥，被逼造反的流民又继续推高军事支出 …… 步入恶性循环的大明也就无法阻挡自己覆灭的命运了。

看着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在给叶淇扣帽子之前，先得明白他为什么要针对盐政提出改革。

首先，商民每次运营“开中法”的时间很长。

不论是在北疆就地种粮，还从南方采购起运，军粮送到军队都差不多得半年以上的时间。再加上和朝廷兑换盐引、返回南方采购并销售食盐获利，整个流程越年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对商民来说投入大、风险高。

由此参与“开中法”的商民很自然的就分成了“运粮商人、盐引商人、买盐商人”，分工协作。而商人的逐利本性让他们会人为控制各自资源的投放量（特别是倒卖盐引的商人），以抬高价格。

这既扰乱的正常的食盐市场，也是在干涉朝廷对盐业的控制权。其恶果之一就是抬高终端销售价格进而助长私盐的泛滥，进而导致朝廷在盐业上的收益降低。这是“开中法”自身的漏洞，所以有改革的必要。

其次，权力的参与让“开中法”逐渐变味。

“盐引”可以被视为明廷以食盐为“本金”，印发的一种特殊“货币”。既然是“钱”，自然会引发权贵们的兴趣。权贵们通过奏讨盐引、垄断开中、多支夹带（滥发盐引）等方式为自己牟利的同时，也将“开中法”毁坏得难以施行下去，因此改革也是必然了。

第三，明廷对“开中法”的滥用也在打击商民的积极性。

明廷在使用“开中法”基本没计划和限制，朝廷或地方只要有需求即行“开中”招商纳粮，一点也不考虑官盐的产量和存量。这在有些时候（集中开中时）会造成盐商无盐可买，长期困守盐场。

以上因素的叠加，导致弘治二年时，盐商就纷纷向朝廷反馈“远赴边疆纳粮，价少而路远，多有不便”，希望朝廷允许他们直接纳银于两淮运司换取盐引。

此时明廷和皇帝都已陷入财政窘迫之中“民日贫，财日匮”，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朝廷（户部尚书李敏主持）开始在大同等地试行“纳粮折色”（即用银直接购买盐引）。朝廷得出的结论是，此举既利商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

《明史·志·卷五十六》

所以弘治五年叶淇“盐法变革”的真实背景，就不是他一个人拍脑门子拿出的主意。这是当时皇帝以及朝廷大部分官员的共识，或者说叶淇只是负责了该方案的最终落实。

而且叶淇在推行变革之初，被权贵各种阻击攻讦，如果没有内阁大学士徐溥的力挺，他也还搞不成这事儿。

因此就算是“盐法变革”祸害了明朝，锅也不应该让叶淇一个人去背。而且明朝的灭亡真能归咎于这次“盐法改革”么？

“开中法”的名气虽然大，但整个明季它在的军粮供应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未超过过两成，因为军屯才是绝对主力。

明太祖自夸的那句“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足以说明导致“边储日虚”和明军衰败的主因是军屯被破坏，有没有叶淇的“盐法变革”都不会影响这一结局。

另外，叶淇的“盐法变革”并没有废弃运粮换盐引的“开中法”。他只是在推行“开中法”和“折色法”双规并行的盐法新制，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市场上的盐引垄断（这也是他被权贵攻击的原因）。“开中法”是在万历四十五年，朝廷颁布“两淮盐政纲法”后才被废弃。

最后，破坏明朝盐政的主力是皇权。

无论叶淇怎么改，他都改不了孝宗对张皇后及其家人的宠爱，也阻止不了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肆无忌惮地奏讨盐引。即便孝宗驾崩，情况也没有任何变化。

武宗之初，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执不可，中旨许之。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学士刘健等力争，李东阳语尤切。帝不悦。

《明史·志·卷五十六》

武宗一面要求朝廷整顿盐政，一面又放任亲眷、宦官奏讨盐引获利。为了帮宦官（其实就是为自己要）讨盐引，诱发了一次小型“政变”，导致内阁和司礼监同时垮台，以刘瑾为代表的“八虎”上位。

没办法，皇帝眼里整个大明不过是任自己予取予求的私产而已。

附录：

武宗在登基之初就折腾这么大的政治风波，除了求财，还有年轻不稳重的原因。和最近比较火的刘某某“兄弟论”类似，武宗在和内阁争执时说了皇帝不该直接说的话，导致冲突加剧至无法挽回，“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