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京城何以成为冒籍高发地？

撰文|黄大拿

司马光为北方考生代言扛出了一面叫做“公平”的大旗。

这个旗帜非常漂亮，傻子才会把它让给别人。

对中国家庭来说，本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看世界杯，而是填高考志愿！

一失手，可能误终身，一失手，就是千古恨。谁让填志愿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呢？

在填志愿的过程中，读者们有什么烦恼和吐槽，欢迎在本文后留言。有意思的留言随后可能在本号新栏目“这一周”中得到展示。

在所有高考槽点中，户籍总是最大的一个。

古人参加科举考试，户籍的重要性如何呢？

一

染血的“南北榜”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溘然长逝。

在去世前一年，朱元璋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但杀气犹在，亲手主导了一场多人流血的科场大案。

当年会试，主考官录取进士52人，全部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全部落选。

这一结果引起北人不满。太祖下令彻查，但没有查出徇私舞弊行为。

北方举子又散布流言，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

太祖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录取了61人，均为北人。

第一次中榜的全是南人，第二次重录的又全是北人，时人谓之“南北榜”。真是一个戏剧性的结果！

《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此评价说：“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在西方学者看来，这个大案无法从常情常理上获得圆满解释。

西方学者的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明太祖的疑忌心最强，晚年更是变本加厉，乃至如西方学者所言患上偏执狂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是，仅仅从明太祖的心理入手还是不够的。

在传统社会，科考被称为“抡才大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因为太过重要，科考的影响会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渗透和发散。

古代的科举，绝不止是一场用笔来回答、用分数定高下的考试而已。

“南北榜”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地域差别，也有基于乡土观念的利益对抗。

二

科考怎样才算公平？两个大佬杠上了

由于战乱和自然生态的恶化，自唐末以来，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南强北弱的格局就已经铸就了下来。

这种格局当然会对科考带来重大影响。

北强的时候，北方考生占了太多的名额，柳宗元在文章中愤愤不平地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意思是在录取者中，长安一个地方的数额几乎等于其他一百个地方，未免太不公平。

时移势变，当南强北弱的格局确立以后，终于轮到北方人来呼吁公平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两位大佬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

身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写了一篇文章《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所谓“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一路相当于后来的一省。

司马光在文章中建议，科举考试应该以“路”为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名额，“逐路取人”。

理由呢？司马光说，假若不是按区域来录取，北方“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

在司马光看来，北方文化不发达，假若不保证每个省都有录取的名额，就可能导致北方一省全部落榜，这样不仅会遗漏人才，也有失公平。

身为南方人的欧阳修随之写了一篇文章，对司马光进行了批驳。

欧阳修观点是不能光看录取数，还得看录取率。从绝对数讲，科考中南方上榜者的确占多数，但如果看相对数，从录取率讲，南方人科考的命中率相当于“百人取一”，而北方的命中率则相当于“十人取一”，因为南方考生太多，基数庞大。

欧阳修所说的道理很好理解。甲省考生一千人，最后上榜者是一百人，乙省考生五百人，最后上榜者是八十人。哪个省更难考中？明显是甲省嘛。

既然南方考生的科考难度明显更大，现在假若还要“逐路取人”以照顾北方考生，是否合理？

司马光为北方考生代言扛出了一面叫做“公平”的大旗。

这个旗帜非常漂亮，傻子才会把它让给别人。

欧阳修疾呼：“国家取士，唯才是择”。什么是公平？欧阳修旗帜鲜明地表示：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两位大佬相争，胜负如何？一言难尽。

既然经济、文化上的地域差别是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差别并非因某个家庭某个考生而起，不应该让他们为此承担后果，那么是否需要针对地域差别进行矫正，就是一个很难判断是非对错的问题了。

科考始终在延续，古人也一直为此而苦恼。

从总体趋势上看，正视地域差别并试图进行一些补救还是历朝历代的主流。

不过，任何以公平为旨归的救弊之道都会产生新的弊端。

为了科考中的地域公平，国家政策试图向经济文化落后地区适当倾斜， 但是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冒籍。

三

挖墙打洞也要混上个“京籍”

为了平衡地方差异，从明仁宗开始，科考实行“南北卷”制度。

按照这一制度，南方士人采用南卷进行科举，十人之中录取六个；北方士人采取北卷进行科举，十人之中录取四个。后来因为考虑到一些省份不好划分南北，在南北卷中又加进了一个中卷。

毫无疑问，“公平”是这里的关键词。

另外，古代社会乡土观念浓厚，假若选拔上来的官员都是南人或北人，朝堂议政，满屋子乡党要么都说“外婆”，要么都说“佬佬”，仿佛就剩下皇帝一个孤零零的外乡人，也势必难以容忍。

公平是个好东西，但“冒籍”又在损害公平。

何谓“冒籍”？其实很好理解。甲省科考僧多粥少，录取比例低，而乙省僧少粥多，录取比例高，如果甲省某考生能以乙省考生身份登场，岂不是意味着增加了中榜的机率？

现在读者应该恍然大悟了，这不就是高考移民吗？

就像今天的高考移民是在灰色地带一样，明朝的冒籍从理论上讲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一旦查实，也会受到革除功名、发回原籍等惩罚。

尽管如此，冒籍行为还是在不断发生，而且值得深思的是，京城，天子脚下恰恰是冒籍的高发地。

据明实录，“顺天乡试，岁多冒籍中者”。顺天即顺天府，按照明朝行政区划，是北直隶下的一个府，就是京城一带。京城科考“多冒籍中者”，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嘉靖二十年，一个叫陈棐的官员上奏皇帝，专陈“京闱之弊”（“京闱”，就是京城的科考。）

京城的冒籍现象为什么特别严重？

陈斐分析了原因。一是顺天府分配到的名额最多；二是京城各方人士杂凑，败露的概率不高；三是在顺天府的学校里“向不限籍”，户籍管理不严，所以考生容易假冒；四是顺天府对考生资格审查也不如其他地方严格。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陈斐没敢对皇帝直说，那就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太多了。这一点对于冒籍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请托成功的机会大增啊。

官员很认真地上奏，皇帝很严肃地批阅，经过这么一番煞有介事地折腾，明朝的冒籍现象是否得到了遏制？

答案是没有。

针对冒籍，嘉靖皇帝有一句名言为人们所熟知。

“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嘉靖的这句话颇得今人的称赞。

殊不知嘉靖说这句话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否则很难解释针对被揭露的冒籍行为，嘉靖皇帝的惩罚有时候又会相当严厉。忽紧忽松，时而和风时而雷霆，自相矛盾的处理透露的正是一种无力感。

君临天下、人莫予毒的皇帝居然也有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缘何而生？

还是前面所强调的，任何以公平为旨归的救弊之道都会产生新的弊端。当你试图消灭一种不公平的时候，新的不公平很可能已经在路上等你。

公平是个好东西，然而需要知道，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存在的时候，才会有绝对的公平。追求公平永远都有道理，但人们对因此产生的新问题甚至乌托邦处境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从司马光、欧阳修到明太祖、明世宗（嘉靖皇帝）直至大清朝，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在追求科考公平，为此而制定的措施也不知凡几，但公平这个好东西究竟驾临了没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