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随着中央提出特赦战犯的决定，周养浩曾是国民党特务界的著名人物，幸运地成了最后一批被释放的人之一。然而尽管周养浩渴望回到台湾与蒋介石继续合作，现实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台湾当局拒绝了他的入境请求，最终他只能滞留香港，心怀失落与迷茫。曾在息峰监狱中残酷折磨政治犯的他，面对特赦后的人生选择，是否能够找到新的归属？他又是如何最终落脚美国的？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军统的黄金时代，周养浩以其无情严厉的手腕和冷酷无情的行为著称，被戏称为“书生杀手”。这位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从小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和期望，最终在上海法学院取得了法律学位。

1933年，年仅27岁的周养浩通过熟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从此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飞速提升。他因为出色的才能和对法律的精妙运用迅速晋升。1941年3月周养浩被任命为息烽监狱的监狱长。他宣布了一系列所谓的“改革措施”，声称要纠正前任管理层的暴政。周养浩推动了一种名为“开明管理”的新政策，并且积极发展了所谓的“监狱经济”，试图通过犯人劳动来实现自给自足。

原本息烽监狱的政策是极为严苛的，犯人们除了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和提审之外，几乎都被限制在狭小的牢房内。在周养浩的新制度下，犯人被划分为两大类：轻罪犯和重罪犯。轻罪犯被组织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如制烟、雕刻和编织草鞋；而涉及政治问题的重刑犯和地下党员则继续受到严格限制，与外界隔绝。

尽管表面上扮演了一位改革者的角色，周养浩在狱中的实际行为却透露出他的残忍本性。他放弃了军官制服，改穿平民服装，试图塑造出一种温和的形象。然而，狱中的政治犯很快识破了他的伪善，意识到他的真实意图远非仁慈。

在一次晚宴上周养浩试图通过豪华的酒席来笼络息烽监狱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罗世文和党员车耀先，希望以此软化他们的立场，罗和车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的好意，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佳肴是用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他们绝不会沾染。

周养浩还利用其职权对女性犯人进行性骚扰和侵犯。一名叫张露萍的坚定共产党员曾因为拒绝周养浩的非礼而被打，她的勇敢反抗成了监狱内部的传奇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养浩逐渐显露出他的残暴本质。

尽管他尝试以改良的方式来管理监狱，但他无法改变那些坚定的共产党员。最终他放弃了所有伪装，许多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犯人在《国际歌》的歌声中被送上了刑场，表明了他们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决心。

特别是张露萍，在执行枪决时，她在刽子手的枪口未能直接致命时大声斥责，勇敢地要求对准自己的心脏，并在最后一刻高呼对抗国民党的口号，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对自由的渴望。周养浩在息烽监狱的所作所为，最终累积成一份沉重的罪行名单，这些行为远超过了他初来乍到时承诺的任何“改革”。

在1949年的政治动荡中，周养浩以其冷酷和果断的手段在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系统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书生杀手”的他，是出了名的无情，其幕后操作致使无数爱国者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抗日将领杨虎城。

当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而杨虎城也被迫离职出国。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杨虎城试图多次返回祖国前线，却始终被蒋介石以各种借口阻拦。1937年11月，杨虎城一家抵达香港，期待与蒋介石重庆见面，不料这只是一个圈套，他们很快便被软禁。

到了1949年，形势对国民党越发不利，蒋介石通过其手下毛人凤下令秘密处决杨虎城夫妇，以防他们成为潜在的政治威胁。毛人凤在8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冷静地向周养浩和徐远举下达了这一命令。两人虽然早有预感，但仍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死亡使命。

尽管杨虎城一直对周养浩抱有好感，曾在息烽集中营期间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军统中难得的良心人物。然而，当周养浩接到执行命令时，他的选择是无情的服从，他的内心并未因此动摇。

周养浩将杨虎城一家诱骗到重庆，使用了一系列计谋和欺骗，最终在一处隐秘的地点冷血地完成了刺杀任务。这一行为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军统中的角色：一个执行上级命令，不计后果的冷血刽子手。

最终，周养浩的命运也走向了终结。1949年底，他试图带着家人逃往海南，却在昆明因为燃油问题被迫降落。那时的云南已经有了变天的迹象，卢汉决定倒戈，将周养浩作为要献给新政权的“礼物”。12月10日，这位一手血腥的“书生杀手”终于被捕。

1950年重庆白公馆变成了周养浩及其他军统特务的囚笼，一个曾经用来羁押共产党领导人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他们的牢狱。在这一转变中周养浩与其他如沈醉和徐远举的同僚们共处一室。

尽管作为战犯，周养浩面对的是连绵不断的审讯。当局实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策略，许多同狱的战犯选择合作以期获得释放。然而，周养浩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认罪，仍旧梦想着国民党某日的东山再起。

周养浩的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让他在道德和心理上都备受煎熬。一次，由于监管人员的疏忽，周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包含沈醉签字揭发的处理报告，其中明确写明“判处死刑”的命令。这一震惊让他几乎绝望，思维转向了复仇。

回到牢房后怒火中烧的周养浩失控攻击沈醉，用手中的凳子猛砸对方。幸亏其他狱友及时介入，阻止了一场可能的血案。

从那时起，周养浩与沈醉之间的敌意公开化，频繁的冲突几乎成为日常。周养浩凭借其法律背景，在每次的审讯中都巧妙地规避责任，令审讯官员感到棘手。他时常以一种法学专家的傲慢态度出现，使得对话变得尤为困难。

在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周养浩以朗读古诗和反复吟唱《苏武牧羊》来打发时间，但他的真实意图令人难以捉摸，似乎在用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随着时间的流逝，政策开始倾向于从宽处理，这为许多如周养浩这样的战犯提供了希望。在看到其他人通过合作逐步获得自由后，周养浩最终决定改变策略，开始与调查人员合作，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希望借此赢得宽恕。

“军统三剑客”被抓获后不久就被送往昆明，并最终被押解至重庆的白公馆，这也是他们曾经囚禁和残杀无数革命人士的场所。沈醉在书中感慨，历史的公正与无情并存，如同宿命的讽刺。

起初三人还能互相安慰，试图以幽默来对抗厄运的降临。但当他们得知是沈醉向新政权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从而“留下并交出”了徐远举与周养浩时，局面急转直下。徐远举的语言充满讥讽，而周养浩的怒火中烧导致他挥起板凳猛击，若非宋希濂及时出手，沈醉可能就无法生还以写下那些充满历史价值的回忆。

这三人一同度过的漫长岁月，虽然缓解了他们之间的敌意，却未能改变各自的本性。徐远举的脾气依旧火爆，周养浩仍旧机敏狡诈，而沈醉则因其后来的表现，再次赢得了起义将领的尊重，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性格决定了各自的命运。沈醉在1960年获得特赦，恢复自由；周养浩则等待更长的时间，直到1975年才在最后一批特赦中重获自由。而不幸的徐远举则未能等到特赦的那一天，他的怒气和焦虑在1973年积攒成致命的高血压，最终导致他猝死。

1975年，周养浩意外地利用了中国政府的一项新特赦政策，这个政策允许愿意返回台湾的战犯得到释放。他迅速递交了自己的申请，期待着重返故土，出乎他的意料，台湾方面坚决拒绝了他的入境请求，导致他只能暂时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这段日子里，周养浩开始重新联系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家人，尤其是他的12个子女。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和忧虑，但最终只有居住在美国的幼女回应了他的呼唤。在得到女儿的回应后，周养浩办理了前往美国的相关手续，但在离开前，他仍不放心自己在美国的未来，于是前往香港中旅社询问了关于可能的回国政策。

香港中旅社的负责人给予了他肯定的答复：“您来去自由，如果在美国生活不适应，欢迎随时回国，我们会为您安排工作。”这番话让周养浩带着一丝安心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抵达美国后周养浩意外地受到了他的孩子们的热烈欢迎，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喜和感动。原来他的孩子们并非不欢迎他，之所以迟迟未回应，主要是担心台湾当局的干预，以及是否真的能从中国大陆顺利出发的问题。

在和孩子们团聚之际，周养浩激动地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激之情：“我们能够在这里团聚，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这种恩情，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他眼中含着泪水，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这就是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无论未来怎样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