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农民养老金一直是广大群众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老年农民提升养老金待遇。
对于那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退休老人，他们的退休金增长幅度能否适当减少，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呢？
社会分工不应成为忽视农民的借口有人以社会分工不同为由，反对给农民上涨养老金，声称如果将农民养老金涨到每月一千元，就像山东某些地区的五保户那样，农民就不会再去种地，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提高养老金，因为需要有人从事最苦最累的农活。这种观点有失合理性。
难道因为农民从事了最苦最累的工作，就应该让他们挣不到钱，被束缚在土地上吗？这难道不是既得利益者的自私言论吗？当年温铁军曾提出一个观点，笔者颇为认同。他说农业是剩余价值最低的行业，他将老农民称为“残余劳动力”，这些老农民只能通过农业贡献最后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为农民提高养老金，主要指的是已经年老的农民，并不包括新一代农民工等群体。年轻人可以选择进入剩余价值更高的行业，比如进城送外卖，而不愿回家种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如今种地的价值低于送外卖等行业。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回顾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农工商”，商鞅变法时，秦国男人一生主要做两件事：种地和打仗，女人则是种地和生娃，国家就像一台战争机器。但进入工业时代后，工业的地位逐渐上升，大国发展依赖工业化，随后是电气化、自动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农民曾经做出的贡献。我们常说中国的今天是产业工人创造的，但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勒紧裤腰带，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搞出核潜艇、两弹一星，进行国防建设和“一五”“二五”等工业建设。
这些建设所需的剩余价值从何而来？“剪刀差”又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农民没有交过社保，确实2014年以前体制内的人也没交过社保，再往前更是如此。农民虽然没交社保，但他们节衣缩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人提到，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出现了农民企业家。
但这些成为企业家的农民已经不能算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需要提高养老金的农民群体里了。就像杨国强，他虽自称是农民出身，但他显然不属于我们所关注的这些老年贫困农民。如今，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商”的地位上升，“工”也面临下岗等问题，变成了现在的局面。
如果仅仅因为分工不同，农民就应该拿得少，那么那些在城市里拿着一万多工资、跳着广场舞的人，他们的贡献又有多少呢？如果认为这些人已经不如年轻人有贡献，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和农民一起去种地，发挥所谓的“残余价值”呢？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而且，农业始终是基础，民以食为天。中国虽然可以购买更便宜、质量更好的石油和煤炭，但依然保持一定的生产，因为一旦依赖进口，在关键时刻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的风险。同样，中国强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因为农业至关重要。
如果想要实现农业的大规模企业化、资本化种植，首先应该保障农民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陷入困境。国家完全有责任和能力来承担这一责任，这也是我认为应该增加农民养老金的重要原因。
农民的土地权益与现实困境还有人认为，农民的巨大贡献值得承认，但农民的一百块养老金可不只是一百块，城里老人的一千就是一千，一万就是一万，农民有土地和宅基地，和城里情况不一样。先不说城里人也有房子，就单说农民的自建房和土地。实际上，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不能进行土地买卖。
所以，所谓的农民可以用土地和宅基地置换养老金，从而不给国家增添负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我们来看看宅基地出让的情况，在城市里，土地价格每平米几千甚至几万块，而农村的宅基地呢？据我了解，最少的地方，宅基地全部补偿也就5万块，多的地方能给到10万块，听说有的地方能给到20万，但应该不会更多了。
不管补偿多少，和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土地价格相比，差距巨大。而且，即使拿到这些补偿，农民进城买房，哪怕是在县城，也往往需要背负房贷。这就相当于断了农民的后路，让他们进城后不仅要背负房贷，还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后的保障。
有专家甚至说让农民开着车回乡下种地，就算这是可行的，农民买车刺激了消费，但他们依然面临着没有土地、难以回到农村的困境。再说农村拆迁，农村老房子拆迁的补偿标准非常低，每平米可能只有10块、20块或者100块，和城市拆迁能产生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情况截然不同。
有人说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进行土地流转。确实，有些地方按亩计算，一亩地租金700块、1000块，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按“垧”计算租金。假设农民有10亩地，一年租金7000块，平均每月超过600块，似乎不用提高养老金了。但问题是，农民手中真的有这么多土地吗？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国。我希望评论区的朋友们能分享一下你们家的人均耕地数量。而且，人均耕地往往是零碎分散的，在山上、水边等地，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种植。比如，想要平整出500亩水浇地种玉米，中间可能会有农民种着果树或水稻，难以统一规划。
此外，农村还存在空心化的问题，一些不良承包商进入农村，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以内蒙古开鲁县的事情为例，张氏兄弟承包了林地和草场，每亩承包费仅4块钱，但他们不顾土地性质，将其改成耕地出租给其他农民，收取每亩700元的租金。
最后他们拍拍屁股走人，留下被破坏的草原、山地和林地，把环境问题留给了当地居民。这说明，即使有土地流转的租金，农民也很难真正拿到手，而且还可能面临土地被破坏的风险。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老年农民，他们的宅基地、种粮土地等并没有实现等价交换。
在农业资本化的浪潮中，他们成为了牺牲品。农业资本化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正确方向，但在这个过程中，老年农民却廉价出让土地，成为房奴，廉价出租土地，承担环境破坏的代价，还无法解决养老问题，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
对真正困难群体的全面考量与公平分配有人还提出，农民至少还有土地和房子，而城里的低保人群才是最惨的，他们没有房子，租着房子，也没有土地，更需要关怀。这种观点就好比中国有10个人，其中一个最穷，两个次穷，却只关注最穷的那个人，而忽视次穷的人，同时对最有钱的几个人的情况避而不谈。
我们常说要刺激消费，给富人减税刺激消费，通过以旧换新清空工业企业库存来刺激经济，发行国债拯救房地产，这些方面似乎都有钱投入。但一到给农民增加养老金的时候，就说没钱了，理由是要考虑低保人群等真正的困难群众。在其他方面花钱时却毫不手软，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部分困难群体，而忽视另一部分同样做出贡献却处于弱势的群体。
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还没有达到全民发钱、按需分配的阶段。但分配问题是社会的关键问题。目前，中国能够分配到老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大约占GDP的44%，如果能将这个比例提高到54%，超过50%，在再分配过程中，大家就会有更多的钱。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存在马太效应，财富会自然地向上聚集，而国家的作用就在于调节这种不平衡。农民，尤其是老农民，他们在建国初期生产粮食，供养军队，为国家统一和稳定做出了贡献；后来，市场需要劳动力，他们又成为农民工参与城市建设。
现在他们到了该养老的年纪，却被忽视，这是不公平的。虽然我们不是要求国家把农民的养老金一下子提高到一万元，但至少应该逐渐弥合城乡养老金的差距，让农民看到希望，看到剪刀差在缩小。比如，可以将城里较高的养老金适当降低，如从一万降到八千同时提高农民的养老金，从一百提高到一千。
这样还能多出一部分钱，既可以关心困难群众，也可以刺激消费、建设国防、拯救各个产业，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公平虽然不是永远排在第一位，但它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应该尊重农民的贡献，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让社会更加公平、和谐。
文本来源：金融民工吉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