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1928年我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城南杨庄的一个贫农家庭，杨庄离县城只有一里多地。我兄弟姐妹5人，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和两个弟弟。因孩子多，家境困难，大姐1942年就找婆家出嫁了，婆婆家也非常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婆家姓付，她为付家生了3个儿子、两个姑娘，由于长期挨饿受累，积劳成疾，不到5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是在苦水里长大的孩子。从我记事的时候就记得全家总是因为吃的发愁，经常用糠、树叶、野菜和在一起蒸耙拉来充饥，就这样还是吃不饱，吃了上顿没下顿。每顿饭上来我和姐姐都尽量少吃，让弟弟妹妹多吃点。母亲更是一天只吃一顿饭，如果不干活就不吃饭，省下来给孩子们吃。因为长期得不到营养，母亲、妹妹和弟弟身体都不好。我家有两亩盐碱地，母亲下地干活经常晕倒在地里。
1933年我5岁的时候，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栽红薯、种胡萝卜、背着小粪筐捡粪；捡来的粪主要种地用，还可以卖钱换点盐巴。到了冬天还要到地里搂树叶、捡点树枝、豆秸、玉米茬儿烧炕取暖做饭。我干的最多的还是背着粪筐到地里割野草，野草长得特别高，割回来可以到集上去卖。我每天起得很早，一出太阳草已割完了，草上带着露水就到集上去卖，这样的草即嫩又新鲜能卖个好价钱。从5岁到8岁，天天早起割草去集上卖，卖的钱买些谷糠、高粱充饥。
为了糊口，后来家里又托村长把我介绍到村里大地主盐山县首户李竹春家干零活，他们家雇了好几个人，我主要是扫扫院子、给马喂草、打水饮马等。在地主家干活不给钱，只给点饼子什么吃的，还要忍受着侮辱和打骂。他家的二少爷外号叫"二坏种"，当时20岁左右，在村里向来是张口骂人、伸手打人，在我们杨庄是一霸，连伪保长都惧怕他三分。他父亲、哥哥都在县城官府做事，后台硬，他们家养了4个护院的家丁，都有枪。有一次给马添草料，我个子小够不到马槽，"二坏种"看见了拳打脚踢地把我揍了一顿，那段时间我经常挨"二坏种"的打。地主家院墙很高，墙底下有一个只有小孩能钻过去的水沟，有一天，我心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出口气，趁着半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从院墙的水沟钻进去，用纳鞋底的锥子狠狠地扎马解气，我一口气捅了十几锥子，扎的这匹马一个多月不能干活，"二坏种"做梦也没想到是我干的。
那时由于家里穷，有病也不能及时治疗，记得有一次母亲和妹妹都病得面黄肌瘦，我心里很着急，家门口有个水坑，我就下坑摸泥鳅，还到高粱地找刀螂、蚂蚱，到树上抓知了猴（刚钻出土还没蜕变的昆虫)，弄回来用火烧烧给母亲和妹妹吃。我爬树很有一套，主要还是胆大，村子里有棵大树，树上有个鸟窝，别的孩子都不敢上，我想这个窝里肯定有鸟蛋，给妈妈补养身子多好呀，我鼓足劲一口气爬上十来米高的大树，这一次我就掏了十几个鸟蛋。
1935年我长到7岁了，我是长子，为了让我更有出息将来"光宗耀祖"，家里还是省吃俭用让我上了私塾。为了能交上学费，我一面继续给地主家干点零活，一面每天早起割野草，由母亲和妹妹拿到集市上去卖；那时上学可以交粮交柴当做学费，我姨家的生活比我们强一点，我表哥就经常替我交些粮食和柴禾。就这样我坚持学习了4年文化直到1939年。
在上私塾期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李义德，是尹刘庄的，我姨就住在那个庄，离我家2里地左右。李家生活比较富裕，由于我俩关系很好，在学校又住在一起，有时他看我饿得不行就给我一块馒头吃，有时还给口鸡蛋，还有一次我交不上学费了，他主动给了我一个铜钱。他学习差点，经常要我帮助写坊背书，有时还帮他洗洗衣服。再有一个是我们庄富户的儿子刘汝林，我俩关系也不错，儿时什么都不懂，我俩还磕头拜了把兄弟，这对我也有一些帮助，他家不穿的旧衣服也能给我两件，有时也给我弄点吃的。就这样我度过了4年的学习生活。1952年我从朝鲜打仗回来，还专程回村看看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爱打抱不平、永不服输的性格。我脑子好使，也经常耍个小聪明，"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有上万字，我都能背下来，不管先生怎么提问我都能答上来，我还念《左传》，在全班五、六十人中我学习第一。但是因为我淘气在校也经常挨打，先生用藤子棍儿打我，我从不喊叫一声。李义德背《十三经》背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背不下来了，我们俩同桌，我就在书桌底下把书打开让他看着背。我以为先生合着眼养神看不见，结果先生却从炕上下来了，拿着藤子棍儿冲我就打，我钻到桌子底下他还追着打，最后我横下心不跑了，咬着牙让先生打个痛快。这次先生太狠了，打得我浑身是伤，屁股肿的老高，回到家好几天都起不来炕。有一次刘汝林写作文写不出来，是他求我帮他写的，不知怎的还是让先生发觉了，我又挨了一顿揍。还有一次我调皮提着秤砣抡着玩，结果劲太大绳子断了，秤砣正砸在坐在台阶上看书的先生的后背上，这下先生可火了，又是跪砖头又是藤子棍儿，这是先生打我最狠的一次。可罚完了打完了先生也心疼，亲自给我伤口上了药，还端了一碗小米粥给我喝。我上的4年私塾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先生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教我们如何做人，学生们都很团结，也非常尊重先生。
鬼子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同年9月占领了我的家乡盐山县城。当天还向我们村庄打炮，也没什么目标，我家的房子周围落了4发炮弹，有一发正打在房顶上，房子烧着了。母亲拉着我和8岁妹妹，姐姐拉着5岁弟弟拼命往东跑，因为东面有一条沟，只有那里可以藏身。鬼子还在打炮，弹片嗖嗖的在我们头上飞，这次打炮村里伤亡多人。房子烧了，我们全家只好到刘牛村姥姥家避难，半年以后我们才回村盖了间草坯房全家挤在一起，这时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父亲一直在天津拉洋车给家里挣点零花钱，我们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这段时间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村搜查，日本宪兵队和汉奸队抢夺老百姓的粮食，抓鸡逮羊杀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烧房子，弄得老百姓无家可归；抓年轻妇女弄到县城残酷折磨，百姓不得安宁，高寿亭的妹妹才13岁就被日本鬼子给轮奸了；抓壮丁，从十几岁孩子到六十岁老人去给他们修炮楼，修护城河。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到处修炮楼。那年我10岁了，村里没了壮劳力，鬼子把我也抓去修炮楼，记得我们修的是一个三层的炮楼，因我年龄小干不动，日本人穿着皮鞋踢我，用枪托打我，硬逼着我给他们干活。我天天干的活就是搬砖，我们要从早上天不亮一直干到天黑，一干就是十几天。日本人白天牵着狗看着我们，晚上也把我们都集中到一个院子里，生怕我们跑了没人干活。干活时还有汉奸时不拿鞭子抽打我们，一直把炮楼修好了才放我们回家。一个多月后又叫我出官车跟着日本人去扫荡，三家必须出一台车，有车的出车，没车的出人，我们家没车就把我抓去了，一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大约是12月份，天气特别冷，也不给饭吃，我当时又冻又饿，还发起了高烧，就这样还是等他们扫荡完了才放我回来，回家后大病了一场，两个月以后才好。
那时日本鬼子经常公开残杀抗日人士，在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1938年7月份左右，日本人抓了几十个人说是八路军，其中有的才是十几岁的孩子，硬说他们是小八路。在盐山县南门外一个大广场用日本战刀一个一个地把脑袋砍了下来，砍一个头照一张像片，比杀个鸡还简单。砍死一个中国人，日本鬼子就哈哈大笑，还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被狼狗咬死后，把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真是惨不忍睹。日本鬼子还把全村男女老少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子都赶到南门外广场看他们行凶杀人，让他们目睹这些残忍恐怖的情景。最后日本人还不忘教训老百姓几句，"你们谁再当八路、谁再给八路通风报信，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日本鬼子的种种劣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也暗下决心，要杀日本鬼子报仇雪恨。我母亲早年入党，也是抗战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活动，八路军工作人员经常住在我家。我们村伪保长是给八路军办事的，经常给八路军送信。伪保长觉得我是小孩儿，敌人不注意，再加上我机灵胆大，有时就让我给八路军送信。日本人的淫威也使村里人产生了很大变化，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还有的妻离子散，走投无路。我们村的一批进步青年也从此投身了革命，高寿亭参加八路军了，后来在天津侦察情况时被日本鬼子抓到光荣牺牲了；宋玉行也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还当上了盐山县的公安局长；刘汝林当八路以后打沧州负伤了，后来转业到了天津；还有刘义俊也参加革命当了干部，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这些人参军时也都只有十四、五岁。
1939年刚刚过完春节，鬼子又开始冬季扫荡，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我11岁那年就来天津找父亲，一边给人家干活一边接着上学。我和父亲住在黄家花园西安道义达里4号一间不大的小屋，父亲每天给人家扫胡同，抬土箱子，父亲还拉"洋车"。开始拉散客，拉着有钱人，这些车客总叫你拉的快点，慢了就用脚踢。后来给一个律师拉包月，跑这跑那也不轻松。有时我看父亲实在太累了，就在后边帮忙推车，后来父亲拉洋车累的吐了血，也落下了病根，60多岁就去世了。我姑妈给富人家当保姆，有时主家也把少爷的旧衣服送她几件，姑妈总是先想着给我穿。那段时间我上午在志达小学上学，下午干活挣零钱。开始去东阜桥（现永安桥）或官银号赶早市拉菜，有人推菜上坡费劲，我就挂上绳子在前面帮助拉，推车人看情况是否赏两个子，有抠门的就什么也不给，拉完几趟装菜的车我再去上学，晚上给米面铺庄老板扛面，从一楼往二楼扛，开始劲小一次只能扛一袋，后来大点了就扛两袋，这种生活从11岁干到14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进入天津租界，英国人都撤走了。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是英租界，现在的一中当时是英国营盘，日本人占领天津后就住进去了。日本鬼子在天津更是横行霸道，随便进入民宅，见东西就抢，在马路上就强奸侮辱妇女。这更加激起我的愤恨，我就想参加八路军杀日本鬼子，为乡亲们报仇，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参军
我是1942年通过渤海军区独立营侦察班长刘春生介绍参加八路军的，入伍后在渤海军区独立营当战士。刘春生是我们村刘长增的姐夫，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他经常在盐山附近开展侦察活动。这个人很有智谋，对人和蔼，他们家在我们村是炸果子的，我们非常熟，他常到我们家串门。当时我姑妈的叔伯侄子是给日本宪兵队做饭的，他以前在天津混饭吃，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回家了。因为他以前就是个厨师，日本宪兵队正需要一个做饭的，经伪保长介绍就到盐山宪兵队给日本人做饭。他恨透日本鬼子了，因为他妈妈就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所以他经常向外透漏盐山县城里日本鬼子的情况。去天津前我赶集卖柴禾时常去他那，我就替刘春生打听鬼子的部署和活动情况。我还有一个叔伯哥哥叫刘东柱，在盐山县警备大队当中队长，专门为日本人做事，有时我还通过他了解汉奸队的一些情况告诉刘春生。汉奸队大队长叫张海清，铁杆汉奸，抢男霸女，老百姓恨透他了，八路军也早想把他干掉。1939年我随日本鬼子扫荡"出官车"，我把鬼子扫荡时间和路线通过刘东柱告诉了刘汝林、高寿亭，又传给了刘春生。独立营依此在孟村打了个伏击，消灭日伪军四、五十人，破坏了日本鬼子的扫荡。几次提供情报后刘春生的连长和指导员也知道我这个孩子了，1942年3月李连长和王指导员亲自到盐山了解日本鬼子的情况、宣传抗战，还到我们村找了刘汝林、宋玉行、高寿亭等人，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抗日积极分子，连长、指导员临走时还到我家看了我的母亲。
1942年4月我从天津回到盐山，正巧刘春生又到我们村，我就跟着他参加了渤海军区独立营，由于我年龄太小，个子矮，父亲心里一直放心不下，在独立营干了两个月，父亲硬是托人把我领回了天津。同年10月，我说服了父母，由天津回去找到刘春生，再次参加了渤海军区独立营，我一到独立营就分配到刘春生那个侦察班，当侦察员。
【刘德胜，离休干部，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河北省盐山县人，1928年出生，1942年入伍，1944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在10次战斗中负伤，至今身上仍有4块弹片，曾3次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称号，8次荣立战斗大功。抗日战争时期从战士到班长，主要战斗在河北、山东一带，以"爆破大王"著称，蒙阴城战斗被评为"战斗模范"，博山战斗带出了"英雄班"，获"战斗英雄"称号。解放战争时期由排长到营副教导员，从东北到滇黔边境，带领部队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跨过长江的千里大追歼，在其塔木战斗中获"战斗英雄"称号，天津战役时任连长兼指导员，带领全连从西营门打入天津，沿墙子河先后攻克大德隆纺织厂、四四医院、耀华中学，一直打到小白楼，和兄弟部队在海河两岸胜利会师，该连被三十八军授予"三好连队"称号。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营教导员，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特别是在德川阻击战、洗月里南山守备战、坚守580高地等著名战斗中，不畏牺牲，不畏强敌，指挥坚决果断，作战勇猛顽强，带领全营出色完成战斗任务，曾被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国务委员会授予"三级国旗勋章"；1952年5月1日，作为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天安门观礼活动，亲眼见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受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和平时期，先后在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担任教导队副政委、三四 O 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65年因头部弹片发作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提前离休，1967年病情好转后参与三十八军和一一四师军史战例的编写，并被任命为一一四师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副师职(13级）正式离休，1991年入住天津警备区第五休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