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最后一位大儒林希逸,对两宋大儒的“老子注”有一个基本评价,他认为从北宋五子,以及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等人,到南宋的朱熹等人,老子注解最接近老子思想的就是苏辙。他还说,美中不足的是注文“多与佛书合”。
当代不少人也是这么评价的,比如刘笑敢等。苏辙的《老子解》充斥着佛语禅意,大概他的立足点就在于三教合流,他一开始下决心做《道德真经解》时,就有着儒释道三家为一的思想,他在贬谪南方时,有大块的时间与佛家的道安住持交流这一思想。
为了证明三教思想的相通性,他注重研究老子,每翻译一章,都要抄写一份拿给道全看,以证明道佛的相通。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他的老子解,怎么可能不带有禅意呢?而他自己也以此为傲,说:“凡老子解亦时有所刊定,未有不与佛法合者。”
正像林希逸说的那样,如果他不着意于佛禅,或许他的注老成就更高。
其实,撇开他的佛意不说,他的老子解,真的像林希逸说的那样“近似老子”。他虽为大儒、宰相,偏重于三教贯通,但他的思想层次却是很高迈超绝的。
比如第17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案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他的译文就很有特色,他不像我们常见的那种以圣人、最好的领导者,次一点的领导,再次一点的领导来分开论述,他是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这一章思想的:
他的译文是:以道在宥天下……以仁义治天下,其德可怀,其功可见,故民得而亲誉之……及其功成事遂,则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苏辙的大意是说:
“以道莅天下”,而不用行政手段治理的人主,百姓不知道天下是怎样如此和洽自然的,所以只是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
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他的品德人们都记在心里,他的功劳人们都看在眼里,所以百姓都亲近他、赞美他。当然名声也很好,但是善恶美丑爱憎不同的趋势就已经萌芽了。
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百姓,百姓不是不害怕,然而政权的力量毕竟力有不逮,百姓有所反感,就会轻蔑、侮辱统治者。
如果统治者能自信有德行、有能力实施道治,那么一切就完备了。正因为统治者不自信,才会施以仁义,并加重刑罚,那么,百姓则开始不再相信还有更好的道治了。
如果圣人自信有能力施行道治,谨慎从政,不轻易发号施令以强制百姓,百姓就会信赖他。等到功绩达成、事功完工,百姓也随之自化、自朴而远离罪恶,他们会感觉自身的自由并没受到影响。
这样的解读,比河上公的“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更接近老子思想,也比王弼的虽提到“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却“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的模棱两可,要清晰明畅的多。
再看看历来争议颇多的“道生一”这一章,苏辙的解释就很清新脱俗: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所所教,亦我而教人。故强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教,意同)父。
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开始,气论说就成为这一章的主体解说,尤其是两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之后的气本论一统天下,宋儒解道不离此论,直至当下,鲜有离开气论学来解释“道生一”的。
比如老学文化大家陈鼓应就说:“道是独立无偶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天地,天地产生阴阳之气,阴阳两气相交而形成各种新生体。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
陈说逻辑混乱,天地阴阳并举,新学概念杂揉,莫衷一是。
苏辙则在北宋气论甚嚣尘上的环境里,以一己之力,脱离气论之羁绊:“独颖滨(苏辙)起而明之,可谓得其近似”,他解释说: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与物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道则非一也,一与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是以往,而万物生……妄之不可为,而后可与语道矣。故曰“吾将以为教父”。
大意是说:道不是一、二这样的数量词,等到它与万物相比较的时候,道就是唯一的,而事物却是不唯一的,之所以用“一”,主要使之区别于万物。但是道不局限为一,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如此下去就生成了万物。
万物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阴阳属性。事物源于三二一道,道理就是这样的。世人不知此理,却以少而小的事物为卑贱,以重而大的事物为高贵,而像王公那样尊贵的人却谦称自己“孤、寡、不谷”,可见古代通达的人已经对道有所了解了。
世人都认为柔弱容易受损,强梁容易受益,岂不知正好相反。所以想要教化天下的人,都这样说:你没见到强横凶暴的人都不得善终吗?他们狂妄至极,人们知道强横凶暴的人不免于此等si法,也就明白了强暴是行不通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跟他论道了。所以,我以这句话作为教导的开始。
苏辙的《老子解》,若是撇开其佛语禅意,真的可堪比肩河上公、王弼了。其实苏辙的《老子解》一开始也并非今日之模样,刚开始做的的时候,他的胞兄苏辙就跟他说:你写的《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唯解老子差若不及。”
经“多所更定”后“乃再录老子书以寄子瞻”,获其大赞:“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苏轼这一通评价,如今看来,似乎有点过了:若是我弟这本《老子解》在战国面世,哪有商鞅韩非什么事?若是在汉初面世,哪里有孔子老子两家之争?若是南朝晋宋之间面世,哪里有佛道两家之分?
似乎苏轼有点广而告之之嫌,但若没有业界的推崇,想必苏轼也未必敢自家吹嘘。毕竟作为“三苏”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文采不可小觑,思想更是超越胞兄,只是他的文采被政治才华掩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