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货币发展的历史就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因货币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与国家财政，故在古代许多统治者往往使用强权控制货币的发行，也就是对货币的铸造权进行垄断。
在秦朝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的铸造权，国家对货币铸造进行垄断，这种行为也符合秦朝的中央集权制。而到了西汉前期，汉朝政府却两次打破了对货币的垄断，政府对货币发行的限制较小，在民间，私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自由铸币的权利，这从侧面映射出西汉社会的不同发展情况。
《盐铁论·错币》有言：“弊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货币历史开始时间较早，在夏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没有自主铸币的能力，贝壳就被用来充当人们交换的媒介，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形态。至周朝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贝币被铜铸币所取代。
由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国家拥有了铸币能力，铸币的现象逐渐在社会盛行。根据相关史料证明，铸币权早已被君王所掌握，君王可以根据需要来改变市面流通货币的大小，但此时的铸币权并未被垄断，私人仍然有铸币自由。
汉初实行自由铸币的时间大致在汉高帝统治时期，汉承秦制是汉朝统治的一个时代特征，那么汉朝统治者为何在货币方面没有直接继承秦朝的制度呢，其原因就在秦朝的货币难以适用于汉代社会经济发展。
汉初所流通的秦钱是中型秦半两或小型钱半两。经过秦末战争的破坏，汉初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社会上货币供应不足，而秦半两钱购买力较高、重量过重，不便于百姓日常的小额交易，故汉初需要对货币形态进行改制。
除此之外，汉初实行自由铸币还有另一个原因。刘邦实行自由铸币政策的背景是楚汉战争的开始，当时整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所有的政策都服务于战时需要，采购军队物资需要花费大力钱财，汉朝政府急需大量货币支持，而货币官方铸造成本过高故实行自由铸币，让私人帮忙铸钱以便战争需要。
汉朝政府制定了货币制造的相关律法《钱律》，其中详细记载了政府对于民间盗铸的处罚措施，可见汉朝政府对于盗铸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个人盗铸以及帮助他人盗铸者，都要被判处死刑，已有盗铸动机但尚未实施者也要被判处刑罚。
在颁布《钱律》后，汉朝政府就实行了禁止私人造币的政策，为了加强财权、推行抑商政策及限制民间非法铸币等原因，在刘邦实行自由铸币后，汉文帝前五年之前，西汉政府又颁布了禁铸政策。而汉朝的自由铸币政策并未从此消失，根据国情的不同汉朝统治者对货币政策也有所调整。
在汉高祖刘邦实行禁铸政策后，汉文帝再次放开铸造的原因有二，其中首要原因是统治者的个人疏忽。汉文帝并未把货币政策看得如此之重也未采纳大臣的相关建议。
其次实行自由铸币政策与当时社会盛行思想有关，黄老思想在西汉前期较为兴盛，强调国家减少对社会发展的干预，从而放任其自足发展，恢复经济，与此同时，在民间也有不少人呼吁国家采取放任经济自由的措施，这种思潮由此反映到货币政策上，故汉文帝实行自由铸币政策也就有迹可循。
汉文帝时期实行的铸币政策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对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由铸币政策实行后，私人铸币的形式规范不一，也就导致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的困难下增大，不利于经济交易与发展。
铸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为了巩固统治中央的财政大权必须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汉文帝私自实行自由铸币政策后，财政大权有所旁落，一些诸侯趁机铸币，如吴王和汉文帝宠臣邓通，富可敌国，诸侯实力大增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西京杂记》：“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作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改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在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时，制造出的货币一般钱质较好，中央政府的信用由此树立。在自由铸币后，一些诸侯在制造时为夺取中央政府的信用，会刻意模仿官方货币的品质和形态，长此以往中央政府信用被侵夺，中央集权也受到威胁。
在自由铸币的情景下虽看似平等，人人都可铸币，但因铸币成本较高普通民众一般不具有铸造的能力，他们只能充当劳动力参与到铸币过程中。商人和富人的处境就与其不同，他们拥有大量的铸币原料与钱财，依靠铸币变得愈发富有，而穷人只能受制于富人，无法自主铸币，于是生活也愈加贫困，由此自由铸币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汉文帝时期，社会已经经过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较为繁荣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虽此时汉文帝实施了自由铸币政策，但因社会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众多，汉文帝又提倡借鉴，把大量的货币都收入国库中不对外流通，故此时即使国家实行了自由铸币政策，市场上货币流通数量仍然不能满足群众需要。
汉高祖和汉文帝都实行过自由铸币政策，促进了货币的发展，但因实施背景不同其而者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这种铸币现象的表面可看见其背后的货币思想。
三、洞见其本，自由铸币背后的货币思想在汉文帝废除《钱律》实行自由铸币后，贾山首先提出反对。他对自由铸币政策进行批判，认为自由铸币不符合前代传统，他认为钱币是可以作为交换媒介的工具，可以与财富挂钩，统治者应当掌握铸币权从而把握国家财政巩固统治，这种财权如若分流他人之手，将会威胁中央集权。
《汉书·食货志》：“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黯罪日报，其势不止”。
贾谊同样对汉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在自由铸币的条件下，人们容易被利益驱使，在铸币时偷工减料降低成本以此谋取利润，故自由铸币容易诱导人民走向犯罪的道路，不利于社会安定。
其次，自由铸币后货币规格大小不一，轻重不同，很难在市场上流通，也容易扰乱市场秩序使不利于经济稳步发展。再者，自由铸币和后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谋利的商机，故纷纷而来从而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减少，影响农业生产。
关于如何禁止人民铸钱，贾谊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简单使用法律的手段来禁止这一行为不甚现实，在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许多人闻声而来，要从根源上解决此问题，就必须垄断铜资源，使人民无铸币材料可寻。
国家如若垄断铜资源，人民就无法私自铸币，社会危害也由此减少；私人货币不再流通，市场中的货币渐趋统一也有利于市场交易；人民无法铸造货币，自然就返回到农业领域进行生产，有利于农业发展；在垄断铜资源后国家调控能力增强，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打击地方势力。
从整体看来，垄断铜资源可带来诸多好处，然而此种思想并未得到统治者采纳。从贾山和贾谊的货币思想中，可看出汉文帝在此时实行铸币政策实不唯一明智之选，货币之于国家甚为重要，把握铸币权也是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
货币的发展历史悠久，在夏朝时就以贝币的形态存在，在国家铸币能力提升后，贝币被铜铸币所取代。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首先实行自由铸币政策，适应了战时社会需求，而后为促进农业发展、规范社会铸币行为，有颁布禁铸政策。
在汉文帝时期，自由铸币政策再一次被实施，此次铸币政策因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甚相符，使中央财权有所分流，为七国之乱埋下隐患。
货币是市场中的交换媒介，起着重要作用。西汉社会统治者也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对社会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若要加强中央集权便不能忽视财权的存在，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时必须要考虑实情，符合社会需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两汉的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
《中国货币理论史》
《中国货币演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