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第一阶段发动两路强攻，西路攻江心洲与大胜关，目的是切断曾国荃后勤粮道，负责镇守这里的是曾家老五曾贞幹，东路直攻曾国荃大营。

曾氏兄弟完全采用长兄拟定的“缩营自保”作战方针，凭借深沟高垒，坚壁固守。等到太平军逼近，再用排炮轰击。太平军听见炮响趴下，等到炮停又冲杀，昼夜不停。

15日，西路太平军攻势获得进展，有数千人冲上江心洲，曾国荃为保证后勤安全，下令连夜赶筑十余营垒，派兵扼守，死保水路交通。

曾国荃感觉这样死守不是办法，在18日派出自己表弟彭毓橘率部越壕反击，突破李秀成部四座营垒。

眼见围攻两路进攻不奏效，李秀成决定改变主攻方向，从19日起，改为强攻东路曾国荃中军阵地。

炮声枪声响彻整个阵地，太平军“洋枪洋炮，骤若飞蝗，开花硼炮，横飞入营，烽燧蔽天，流星匝地。”“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

在炮火掩护下，太平军百计环攻，“负片板蛇行而进”用木板挡子弹匍匐前进，遇到壕沟则“束草填壕”岌岌欲上。

湘军拼力顽抗，太平军将死去同伴的尸体拖走，继续前进，死战不退。曾国荃连续数天没有睡觉，亲临战场督战，被飞来的子弹击伤面颊，为安军心，忍痛裹伤骑马巡营，太平军攻势受挫。

10月23日，侍王李世贤在洪秀全严令下，率浙江太平军主力数万到达战场协助。李秀成大喜，决定趁生力军到来发动更猛烈攻势。

当天战况十分惨烈，曾国荃在当天写给曾国藩的家书中提到：

此间军事，日见日紧，路路逼近，犹可支持……其实目击枪炮打死之贼与火蛋烧死之贼极多。无如前者打死，后者继进，恃其洋枪洋炮之多且利，负隅之势，更番而来，我军已劳且惫矣。

虽然“犹可支持”，下文却话锋一转：

倘再一个月无援兵来助我打，则此军竟有不堪设想者，务求老兄原亮弟从前之错，而拯救弟今日之亟。……百叩求兄作主，迅赐厚援，以救危局，切勿视为无可如何而不之救也。……弟日夜焦灼，莫可名言，惟有祈兄设法照办。……弟与兄虽系骨肉之私，然设法拨兵来救，犹是天理人情之公也。敬求飞速施行。

回想不久前曾国荃不顾兄命，坚持进军的倔强，现在却写信承认错误，请求曾国藩看在骨肉之情，快快发来援军，可见太平军猛烈进攻对曾国荃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日后曾国荃破天京，抓住李秀成后，居然亲自拿小刀、锥子在李秀成身上乱戳泄愤，正是联想起当时在雨花台的困窘，感到十分难堪。

天京保卫战形势图，方便读者了解本文提到的各个地点位置——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

曾国藩自己也急“忧如如焚”“心胆俱碎”，要物资尽力筹划，援军方面，曾贞幹在压力减轻后，从西路派出四千人前来增援，曾国藩也在安庆尽力凑出一千人。

寻找更多援军却比较困难，曾国荃最希望多隆阿军可以回援，多军在陕西根本回不来。曾国藩想向李鸿章借程学启一军，李说程军不能动，可借白齐文常胜军。向左宗棠借蒋益澧一军至宁国，换鲍超到雨花台增援，左表示蒋抽不开身。曾国藩还想起江北的都兴阿，商借李世忠一军。

曾国藩对“借师助剿”一直反对，认为绝不可让洋佣兵入内陆。也素看不起李世忠这个降将，认为“虐民十倍于贼”。此时却没有其他办法，只要能来增援就好，可见情势已危急到何种程度。

白齐文常胜军最终种种原因没有成行，都兴阿倒是比较爽快，马上派出二千人。

雨花台战斗仍在持续，太平军在正面猛攻的同时，采取更灵活的战术“多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濠边，明防炮子于上，暗筑地道于下”。

曾国荃采取紧急对策，重赏敢死队，冲出营垒破坏太平军挖地道工事。同时急令湘军在壕墙之内又筑一墙，防止太平军通过地道攻进营内，即使地道挖通，湘军还有一道防线。再用熏毒烟，或灌秽水的方法对付太平军地道。

10月27日，湘军发现太平军在西线的营垒布置有问题，互相之间联系并不紧密，有可乘之机，决定发动一次反攻。

湘军将领彭毓橘、萧孚泗、李臣典分三路于四更突袭，太平军猝不及防，被击毁营垒12座，损失2000多人，湘军方面李臣典受重伤，被亲兵抢回。

李秀成只得将兵力集中在东路，环逼敌营。湘军方面也得到增援，前述都兴阿处以及上游过来的援军3000人到达，曾国荃可以稍缓一口气。整条战线也沉寂了几天，这往往预兆着更大规模战斗的到来。

11月3日，李秀成、李世贤发动整场战役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当天未正时分（约下午14时），湘军营中传出惊天地动的两声爆炸，太平军引爆地道中的炸药，轰塌两处营墙。硝烟散尽后，太平军“乘隙直上，奋勇争先，欢声雷动”很快从地道涌出数千人。

可是他们进营后，却发现湘军早有准备。

曾国荃在当天的家书中写道：

上午弟观贼阵，西路之贼悉趋东路前、后、左三面，明料地道之必将轰也。……所幸先数日所做之内濠、内墙已成功，贼虽轰开头一层，我军尚克守住二层，而贼之入头一层者均已烧死，枪炮伤毙贼。

湘军看穿太平军战术，组织重兵扼守内墙。爆破发生在湘军将领朱洪章的营区，所部伤亡不少，朱洪章面对冲过来的太平军，率军短兵相接拼死顶住缺口。太平军连续猛扑，兵士暴露于湘军炮火之下，死伤枕籍，激战到黄昏，无法突破湘军防线，曾国荃派出一队人马从后包抄，太平军士气衰竭，只得撤退。

此役曾国荃报“各路共计毙贼、烧贼、伤贼总在七八千以外。”这是写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之中，不会差得太离谱。此役后，太平军攻势确实严重受挫，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进攻。

雨花台会战期间的曾国荃——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从11月4日开始，战场重新沉寂下来，东路太平军改为全力挖地道，西路则决长江水，准备用大水破坏湘军粮道。这也是战役的第三阶段。

湘军水师用舢舨来回巡逻，保护航道。曾国荃军营采用多种方法破坏太平军地道，包括横挖壕沟、对挖地道等。如发现地道，则向地道内熏烟灌水，使其无法放置火药。

湘军同时不断发动小股偷袭，破坏太平军地道入口与哨塔，屡屡得手。

进入11月底，湘军实际上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基于控制长江水道，曾国藩在后全力筹划，大量各种补给不断送到曾国荃阵地，如11月3日那场大战发生之前，有三万两饷银及时解到，无疑令湘军士气大增。曾国荃的军书也时不时有“四尊炮到，精利无比，可喜之至。”“……解洋枪、洋药、洋颗至，恰应此间缺乏之急，感谢曷已。”等等收到各种物资的兴奋与感谢。

曾国荃也一扫半个月前的焦灼紧张心情，心态放松不少，有闲情逸致在家书中请求购买零食：

此间无零星东西吃，夜深颇以为苦，想安庆尚容易买也。如牛皮糖、荔枝、桂元、杏仁、橘子之类，皆可一以肆饕餮，祈饬戈什哈各买少许，遇便寄来。

相比之下，太平军方面情况越来越差，雨花台攻不下。另外两个战场，金柱关陈坤书不敌湘军两位水师统领彭玉麟与杨载福。皖南宁国府方面，鲍超抱病从芜湖返回前线，击退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等。

这个阶段的李秀成，深知再在雨花台虚耗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已有撤军打算。

11月底，一道战报从苏南送来，直接促成李秀成撤军。

李鸿章淮军趁太平军主力不在发动反攻，11月13日大破李秀成留下的谭绍光、陈炳文等将领，杀死2000多人，毁营垒二百座。

李秀成感觉苏南危险，为遣兵救援只得撤围。

11月26日，大军分两路退兵，李世贤率西路军退秣陵关，李秀成率东路军绕道由南门进入天京。湘军趁机出击，扫平太平军留下的营垒数十座，也不敢追击太前，很快返回严守阵地。

雨花台会战，历时45日，湘军死伤超过5000人，曾国荃身受枪伤，还是牢牢守住阵地，成就“曾铁桶”之名。然而湘军伤亡毕竟太大，只能继续固守休整，等候增援。

电影《投名状》中清兵围困太平军的堑壕阵地，明显过于近代化，与时代背景不符

李秀成在会战中最大问题，是一直猛攻雨花台坚垒，与曾国荃硬拼，对于西路湘军阵地重视不够，这里是湘军粮道关键。

曾国藩一直担心四弟后路被切断，湘军有强大水师可以保护长江航道，李秀成军队可以从陆路进攻，截断湘军雨花台与水师之间的联系，切断曾国荃补给线。

在轮番猛攻雨花台不克的情况下，李秀成作为全军主帅，没有审时度势改变策略，仍然继续死拼阵地攻坚。

李秀成之所以死拼攻坚，原因猜测有三：一是洪秀全急欲解围；二是李秀成也急于解决曾国荃回师苏南；三是太平军的后勤问题，这点下文还有论述，李秀成比曾国荃更耗不起时间。

除了指挥问题，太平军在情报方面也错得离谱。

清军缴获一份侍王李世贤派人送回浙江的密信，里边写道：

今大妖头亲王带满、汉、蒙古兵六十万攻打南京（此处“南京”应是原件抄录者所改），……曾妖头带兵四十万防守衢、严（指浙江衢州、严州），……李妖头带兵四十万防守常、玉山（指浙江常山与江西玉山，两县相领，为两省边境要隘）。

从密信可见，当时太平军高层对敌人情报完全一抹黑，兵力、将领部署都是错的。

严重高估对面的敌人兵力，也可能是决定撤军的原因之一。

除去无法抵赖的临阵指挥与情报，其他针对李秀成的内容，如“首鼠两端，挂念自己分地苏南，不肯全力应战，畏惧敌人，缺乏必胜信心，撤军前曾国荃已经力竭，再奋力一把就可以破营”等等，就必须一一分析。

李秀成挂念自己分地，这是客观存在，如上述撤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苏南战败。

只是，保住天京一座孤城，苏南失守，对太平天国利益又有何好处？

太平天国所谓“分地制”，核心是地方将领在当地有比较大的权力，“军”“政”长期没有分开，还没发展成“割据”，太平天国中央仍然可以从地方征收到粮税。

李秀成占领苏州后，曾经向天京运输过足够40万人一年的粮食，苏南是太平天国重要财税地、兵源地，重要度难道比不上天京一座实际上只有象征意义的首都？

李秀成确实对天京比较轻视，认为死守首都毫无意义，一直劝洪秀全让城别走，只是洪秀全不听而已。

同样在浙江方向的李世贤面临左宗棠反攻，也在洪秀全压力下率主力回援，结果就是浙江各地被左宗棠一一攻占。

苏南、浙江受到清军沉重压力，雨花台前太平军挂念当地家人，心理上不可能不受影响。

前述李世贤密信中就提到：“（清兵）与我金府（指浙江金华）相争，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

后世某些议论，仿佛太平天国价值就是死守首都，为了死守而死守，其他地方全丢也没所谓。

畏惧敌人一说主要出自王闿运《湘军志》中“罕搏战”一句，完整句子如下：

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亡劳敝，然罕博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

有人认为“罕搏战”是畏惧敌人，缺乏必须信心，所以很少发动肉搏冲锋。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从“率恃炮声相震骇”一句，可以看到李秀成军队火器数量多，不需要经常发动肉搏。

另外一方面“罕搏战”有可能因为参战太平军质量参差不等。简单来说，王多兵多，能战的不多。

所谓十三王至少分四个系统，李秀成系统、李世贤系统、原陈玉成旧部与天京朝官系统。不同系统战斗力强弱不等，配合也不理想，最弱的天京朝官系统，如航王唐正才、补王莫仕暌等，所谓“乌合大众，不知选将”，只能当当气氛组，没多大实际用处。

真正能战的估计是李秀成、李世贤带过来的精锐，约数万人，曾国荃对这部分太平军的表现颇为深刻：

有时悍同于狗逆（指陈玉成）而狡狯过之，有时凶比辅逆（指杨辅清）之盛时，而拼死不退、耐久不休又过之。

王定安《湘军记》中也记载：“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至于“再奋力一把就可以破营”，上文已经有论述，在顶住11月3日太平军最猛烈一波进攻后，雨花台湘军感觉最困难阶段已过，自己有把握守住阵地，士气变得越来越旺盛，又源源收到各种补给，曾国荃可以重赏敢死队不断发动夜袭，形势已经完全倒向湘军，太平军无论再如何奋力，都难以破营。

电影《投名状》中的太平军装备众多洋枪，实际上太平军洋枪来源不可靠，质量普遍比较差

李秀成失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后勤差距巨大。

曾国藩座镇安庆，四处筹集物资，调集援军。曾贞幹为四兄牢牢守住水路运输线，当时的后勤，走水路比陆路车拉人推方便得多，曾国荃军可以不断收到补给。曾贞幹“日来为保粮路百般辛苦”终因积劳成疾，在解围不久后病死。

太平天国方面对后勤一直重视不够，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然后亦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

曾国荃观察到对面太平军一个奇怪现象，每天都花人力物力在运输粮草上：“深沟高垒，每日在后面掳粮草者，小挑大抬，络绎不绝，似乎所得亦不少。”

按道理，太平军在天京城下作战，应该以天京后主要后勤基地，全军物资在此调拨。然而忠王军队明显是在远处获得粮食。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太平天国从来没有集中管理后勤的制度，战场上每位王后勤各自负责，有分地的从分地调拨，没分地的，如天京朝官则从天京供应。李秀成后勤要从苏南地区提供，远道送来，这也是李秀成相当紧张苏南战况的原因之一。

这种后勤制度也造成每位王之间互不通气，有弹药枪枝补给也不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后勤得力，李秀成又何须担心冬衣与粮食？粮食问题曾国荃早已获知，从俘虏处得知“援贼之粮不足两月”“援贼之粮不甚充裕，大约不待鲍军到此，即有遁志，未可知也。”做好太平军撤退时马上追击的准备。

李秀成此役携带全军火器，数以千计的洋枪以及洋炮，原因是他知道湘军火器不足，至少不如淮军。曾国荃深受对方火器之苦，只得四处寻找洋枪，例如得知李鸿章为其购得洋枪二百杆，急信要求尽快送过来。

李秀成的火器虽然数量多，质量却不佳。当时列强对太平天国实施武器禁运，获得洋枪洋炮只有走私和缴获两条路，这就造成性能参差、制式混乱、安全性差，往往就是听个响，同一部队也不能保证口径弹药的通用。湘军则可以成批向外国订购，统一配送给某支部队，能形成更紧密的弹幕，抵消太平军在火器数量上的优势。

李秀成率军撤回天京后，洪秀全大怒，将李秀成革爵，洪秀全接下来开启瞎指挥技能登峰造极的所谓“进北攻南”，逼迫李秀成率军渡江西进。“进北攻南”之惨可以说冠绝太平天国整个征战史，关于这场战役，日后有机会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