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众多的挽联中，有一副来自于他曾经的死对头陈炯明，这很让人意料不到，内容真诚感人又显得风淡云轻，仿佛那说不尽的恩怨情仇和功过是非，全都交与后人评说之意，其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提起陈炯明这个名字，相信很多喜欢历史的人都知道，他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扣押廖仲恺，孙大总统被逼得登上了永丰舰，方才免遭罹难，但孙夫人宋庆龄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当母亲的权利。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对前来“护驾”的蒋介石却是天赐的好机会，在舰上陪伴孙中山的他，得到了孙总统极大的信任，从此更加飞黄腾达，直至掌控全国，成为至少是当时形势下的国家领袖。

而陈炯明当然是万夫所指，遗臭万年，用文革时盛行的一句话说，叫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孙中山作为国共双方尊崇的伟大领袖，谁反对他自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国民党自然将他打入反革命阵营；而又由于陈炯明是军阀，又同共产党不对付，一个两边都得罪的人，哪里还能有什么好名声，所以，他身上背负的是一堆的骂名，如“叛徒”、“军阀”、“野心家”等等。

但是，如果能换一个角度来审视陈炯明，却明显能感觉到，以前的那些标签化的认识，是不公允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是建立在对孙中山的崇拜上而形成的，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应该脱离当时的情况轻易下结论的。

陈炯明，字竞存，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富裕的家庭，在那个以科举出仕为主要通道的时代，他发奋读书，终于在21岁时考中秀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前程一片光明。

读书，本来是为了走科举道路，可是，随着清王朝取消了科举制度，这条路算是走不通了后来又先后就读于海丰师范学堂及广东法政学堂。

中为小时候陈炯明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同盟会的大佬朱执信，并加入了同盟会，此后的他，又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更是坚定了他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决心。

在法政学堂毕业后，陈炯明回到了家乡，创建了海风同盟会，并创办了《海风自治报》，作为宣传本地革命的报刊，大力宣传民主、政治，以及本地的一些时事要闻，揭露官场的丑闻，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后来，他当选了广东咨议局的议员，前去上海参加了由张謇和章太炎组织的十六省议员会议，内容是商量颁布议员法，选举法等等，可是结果却让陈炯明非常失望。

陈炯明加入同盟会的时间不算太早，但因为是广东人，所以同孙中山走的很近，加上他志向远大，热血反清，他多次参与了黄兴策划的起义和暗杀行动，特别是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中，他作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一直是冲锋在前，奋勇杀敌。

起义失败后，他依然不屈不挠，逃亡到香港后，立即组织了“支 那暗杀团”，继续与清政府死磕，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是广东志士仁人中的代表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迅速地策划东江起义，被推为起义军的总司令；旋即又同邓铿一起在惠阳组织义军，打响了东江起义的第一枪，广东军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副都督。

宋教仁遇刺后，陈炯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并宣布广东独立，率军讨伐袁世凯，但不久便失败，他逃亡去了新加坡，在此期间，当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与李烈钧等人一起，拒绝签字画押，效忠孙中山个人。

其实，早在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前，就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有着很大的分歧，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军治和党政，提倡以民主思想来倡导民治，也许，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太过理想，不是太符合当时中国的实情。

早年的陈炯明是“立宪政治”的拥戴者，想通过议会的形式来进行国体的改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是要通过流血革命，彻底地推翻旧体制，实现共和体制的国家，为此，他也受到了来自革命党内很多同志的批评，认为陈炯明的想法是错误的。

陈炯明一生都不认同以暴力和流血的革命方式，他的立足点是建设，或者叫循序渐进、由下而上的改良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没有太大市场的，也是他以后同孙中山殊途不同归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袁世凯死后，陈炯明被继任的黎元洪授为“定威将军”，但此时的他对孙中山依然表示“竭诚拥护”，并积极参加了“护法运动”，进而率军苦战十个月，击败了福建的皖系军阀李厚基，建立了被革命党人称为“闽南护法区”的根据地。

接着，他又回师广东，赶走了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旋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第二年，他又任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当然，这只是据于一隅的广东政府的任命。

正是他在广东的这两年时间中，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在当时推行的“模范省”中，广东是搞得最好的，远超山西的阎锡山和广西的李宗仁。

“用暴力得来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这是此时的陈炯明对战争的认知，他坚持认为，用鲜血换来的共和不会是真正的共和，打仗要死人，而且死的都是贫苦百姓；所以，他提出了一套治国方针，即“联省自治”，这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并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

“联省自治”，说穿了就是“联邦制”，大致是以美国作为参照的模式，各省自定宪法、各省自选省长、可以与中央部分职能和分权，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个体量庞大，地广民众的中国，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

这样的话，既能够发挥各省因地制宜地发展，又有一个统一 国家体制，这就是陈炯明心中理想的国家制度和形式。

广东，是革命党的老根据地，也是陈炯明苦心经营之地，为了将广东打造成以后联邦的主体，他倾全力建设广东，大致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他建立了一整套“自下而上”的政治架构，即由乡村便开始进行选举，然后从县的自治到省的自治，再由民选出各级的议员组成议会，制定省的宪法，以此实行民主体制的管理。

其次，便是司法独立，严禁军队干涉司法，在全省设立省、县、乡三级地方法院，他认为，只有法律才是人民的基本保障，而不是军队，更不是所谓的一两个“包青天”。

第三便是大力发展经济，陈炯明相信，只有将地方建设好，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主生活。

为此，他兴办实业、改进赋税、裁减军队、压缩开支，强化公共设施建设，支持民间企业的发展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使得广东迅速在全国位列领头的地位，成为南方的中心，好多省份还组织人员来广东参观取经。

在众多的措施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陈炯明在禁烟方面的决心和所取得的成效；他曾一次性地公开销毁了14万两的鸦片，价值高达40万元，对贩毒和吸毒者进行严厉打击。

针对当时赌博成风的恶习，陈炯明专门制订了《禁赌章程》，对聚众赌博通通地严惩不贷；在他的高压态势下，市面上没有一家赌场，广东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为此，广州还专门给他塑像纪念，还将一座刚建好的桥命名为“陈公禁赌纪念桥”，镌禁赌经过事迹于桥边石柱上；只是这名字似乎太长，太拗口，我不是广州人，不知道现在这座桥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桥名，只是可以想象，当年陈炯明的禁赌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再有便是普及教育，提高教育在政府经费里的开支，聘请名师以提高教育水平，他将当时最有名的陈独秀请来当教育总长，以至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连一大也没能参加。

陈炯明全力兴建公立学校，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要求所有的女子全部入学读书；他还十分注重女子的社会地位，当时在广东省临时议会中，就有十名女议员，这同当时国民党党章中有吸收妇女参政的决策，有着天壤之别，难怪唐群英要掌掴宋教仁。

这些措施的实行，广东的面貌迅速地焕然一新，南方各省竞相学习和效仿，“联省自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陈炯明俨然成为“联省自治”的代表人物。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是否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是否能成功，这个实在是不太好说，就如同如果宋教仁不死，他主张的“宪政”体制，是不是就能让中国呈现出另一种新型的国家形式。

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陈炯明理想中的“联省自治”，至少是民国时期是少有的一块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田吧，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敢为天下先”的一个革命先行者。

但是，由于反对武力统一全国，陈炯明同孙中山革命道路的选择大相径庭，因为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样就使得二人最终是分道扬镳。

但是，1922年3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遇刺身亡，这对本就脆弱的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了起来。

据国民党史书记载是陈炯明所为，而陈炯明一派的人，以及英美两国的领事馆则一致认为，这是孙中山的阴谋，至于真相为何，至今成谜。

二人的矛盾也是逐渐升级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抗争是非常“绅士”的，颇有北洋遗风；矛盾的升级和爆发是源于北伐，当时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必须参加，而廖仲恺则让陈炯明出500万军费，被陈炯明断然拒绝，于是，陈炯明被立即免职。

孙中山托人警告陈炯明及部下，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将你们全部消灭，态度非常强硬；他连发三封电报，请陈炯明前来会谈。

但陈炯明置之不理，因为此时的他知道，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并且他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局面，如果前来也无济于事，还将背上叛乱祸首的罪名。

第二天，一件看似与其无关的事件，更加剧了双方的对立情结；早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就曾公开告之全国民众，只要北京的总统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

谁知，徐世昌被曹锟和段祺瑞这些人弄得心力憔悴，宣布下野，如此一来，孙中山如果遵照诺言，也将同时下野；于是，以蔡元培和胡适等两百余位名流便联名通电全国，呼吁孙中山下野，以避免中国再次发生流血牺牲的争斗。

谁知孙中山却自食其言，他认为此时正值关键之时，绝对不能书生意气，遂公然拒绝履行承诺，以前的孙中山是打着“护法”的旗号进行革命。

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再进行武力抗争便失去了基础，这便引起了包括陈炯明在内的众多人心生不满，而叶举等人也加快了“倒孙”的步伐。

于是，叶举等人便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迎回陈炯明回广州主持大计，陈炯明得知后大惊，立即让秘书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前去阻止，但叶举这些人认为陈炯明过于软弱，当断不断，必为其乱，于是，便开始了行动。

事变发生时，陈炯明并不在广州，此时的他因为孙中山下令撤销粤军总司令部，他不得不在离职后去了惠州，而手下以叶举为首的军人们为他鸣不平，再加上平素管理不严，这些军人们又不愿迁驻广州远郊，他们此时对孙中山充满了怨恨，遂发动了叛乱，目的是要求恢复陈炯明的职务，并让孙中山下野，而并非要将孙中山置于死地。

过程就不赘述了，反正事态的发展很严重，这让陈炯明彻底沦为国民党的叛徒，也被历史塗抹上了罪人的底色。

作为广东军人政府的老大，陈炯明对“6.16反叛事变”当然是要负最大责任的；但是，如果细心地分析整个过程，其中的过程也是显得十分地诡异。

历史证明，此次事件最大的受益者是蒋介石，他登上了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在舰上的六十多天中，他取得了孙中山极大的信任，作为一名非粤籍的军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后来的蒋介石掌控了黄埔军校，在组织了两次东征后，彻底打败了陈炯明，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继承了孙中山的大多数政治遗产，最终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事变的发生让孙中山很受伤，而包括当时汪精卫在内的很多人，也为两人的弥合努力，如民国大佬吴稚晖甚至向孙中山下跪求情，孙中山也准备放陈炯明一马，但前提是要写一份悔过书。

可是，这项要求被陈炯明断然拒绝，他认为自己没错，是孙中山自取其辱，就同当年中共最高层要求陈独秀写悔过书如出一辙，不知道二人是否是一样的倔犟，还是历史真有不公之处。

后来，陈炯明避居香港，1923年，二十年前孙中山主要的依靠对象，华侨社团的“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公推陈炯明为第一作总理；该党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为纲领，最高时候发展会员达到十余万众，至今该党也是中国参政议政的主要政党之一。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代表致公党发电痛斥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还号召党内外同志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而日本人为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他们竭力拉拢陈炯明，许以高官厚禄，开出了相当丰厚的条件，但陈炯明不为所动，誓死不当汉奸，并将日本人送来的八万元支票，打上了一个大红的叉后扔在了地上。

陈炯明的私德极好，为人和善，一生无绯闻，没有贪污过一分一毫，他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平日里，他夏天常穿一件破旧长衫，而冬天则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一生不为自己和家人谋任何家产。

其好友白逾桓曾在回忆中有过相关讲述，他说：“余见陈君自奉极薄，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

时人说他是“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不二色。”这在当时的民国大佬中，有如此品格而能做到这样的，能有几人？孙中山就曾感叹陈炯明道“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1933年，陈炯明病逝于香港，享年55岁，死前友人问及家事，陈炯明苦笑着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以国事，陈炯明则大呼两声“共和！共和！”随即便离开了这个让他一生悲情的世界。

他是死在一张行军床上，葬礼极为冷清，只有好友数人，而接到的唁电也仅有孙传芳的一封，这也是因为当时以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蒋介石当政，故而才有如此凄凉的景象。

逝世前的陈炯明贫困至极，竟致无钱下葬，好在早年他为母亲做了一副棺材，于是，只好借用母亲的棺材以及好友的资助，方才入殓，为官如此清廉，在民国的名人中，肯定是唯一的存在。

禁了赌博，禁了鸦片烟，一生冒万难而不辞，敢作敢为，却算得是个英雄本领；

做过总督，做过总司令，到死连半文也没有，真廉真洁，怎能容在这贪劣人间！

根据他生前希望自己以后能安息在惠州的愿望，多年后，在往日的好友陈济棠的操持下，将墓地迁至惠州西湖旁边的紫薇山下，与当年他逝世时场景不同，这次前来祭奠的民国政要达千余人，挽联更是高达3000多副。

其中，吴稚晖忆起当年“悔过书”一事，在挽联中不无感叹地写道：“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纵观陈炯明的一生，他一生奋斗，勇往直前，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先行者，他热爱祖国、不贪不腐、廉洁自持、一生清贫、勇于探索、矢志不渝，为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奋斗终生，最终在贫寒中孤独地离世。

可是，却因为同孙中山的分歧，使得他埋名于一堆的军阀名字中，人们只记住了一个同孙中山争斗的陈炯明，而忘却了他为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毕竟，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成王败寇是永远的铁则。

一种主张上冲突，让他背上了历史罪人之名，成为“众恶集之” 的大奸大恶之人，这是历史的残酷，还是历史的不公，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当时香港报刊在陈炯明死后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