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面对内外严峻的政治与军事环境，中国处于一个必须增强自身力量的关键时期。正当此时美苏英三国签订了一项旨在独占核技术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国际大势的压迫下，中国是否能够突破封锁，掌握属于自己的核武器技术？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尤其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支援对中国革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中苏关系开始展现复杂性。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接任苏共领导人，中苏之间的关系迎来了新的波折。

起初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内部的权力曾主动靠近中国，大力支持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向中国派遣了众多专家。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中共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友好。然而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稳固，对外的政策逐渐显露出畏缩的本色，特别是在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压力时的表现尤为明显。

在六十年代初的全球军备竞赛中，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本着各自的战略需要互相角逐，虽然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威慑力，但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遍布，其战略优势较为明显。

1961年在美国与古巴断交后，苏联迅速与古巴建立关系，并计划在岛上部署60枚核弹头，以此作为对美国的威慑手段，一旦美国动用海军封锁古巴，赫鲁晓夫在对美国的直接对抗中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最终通过主动示弱的方式缓解了危机。

赫鲁晓夫在对美国采取退让策略的同时，试图在中苏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期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占尽优势。在1959年的夏季，苏联政府擅自废除了与中国1957年签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对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紧接着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促成了“戴维营精神”，这一政策明显倾向于苏美两大强国合作主导全球事务的方向。随后在1961年，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中苏之间的关系迅速降至冰点。

双方的矛盾在若干领域爆发，从伊犁的动乱，古巴导弹危机，到中印边界的冲突，再到苏联撤回援华专家以及边境冲突等，种种事件均显示出苏联对中国的明显敌意。此外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通过媒体持续对中国进行负面宣传，使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1961年初，面对中国加速其原子弹研发的动态，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构思出一系列策略。美国空军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增强西太平洋及亚洲相关国家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核能力。这包括鼓励澳大利亚容纳美国的进攻性核导弹，并建议日本、印度及台湾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购买或租借美国的进攻性核武器。

同时，美国国家政策计划委员会的主任麦克提构思了一种更为精细的策略。他提出通过支持中国的南部大邻国印度加速其原子弹计划，从而削弱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影响。麦克提建议，如果美国能够协助印度加速原子弹的研发并提前完成核试验，那么可以有效地降低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震撼效应，从而在意识形态战斗中为资本主义赢得优势。

这一提案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副国务卿鲍尔斯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对付中国核能力的有效策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因顾虑到美国已经明确反对核扩散的国际立场，拒绝了这一提案。

面对这种内部分歧，麦克提另辟蹊径，转向了心理战的策略。他提议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美国的核优势，以此加强美国人及其盟友对美国无敌军力的信念。腊斯克觉得这是个较为安全和可行的方案，便给予了批准。

美国媒体很快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不断强调美国在核武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他们详细介绍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核武器开发上的各个重大突破，包括首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和随后对日本的原子弹投掷，以及后来发展出的更为强大的氢弹。

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外交渠道向亚洲周边国家释放信息，暗示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原子弹，但由于美国强大的核实力，这些国家无需对中国的核潜能感到恐慌。这种心理战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核能力带来的潜在政治影响，同时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不受挑战。

尽管美国通过心理战在表面上制造了一种安全感，但美国决策者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应急措施，他们深知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的重要性，且不会停止寻找更为直接的手段来阻挠中国的核计划。

1963年8月5日，面对国际压力和环境影响的考量，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虽然这看似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表面上反映出对全球环境的关注，但背后的动机却不单纯。事实上到那时为止，这三个国家已经完成了他们所需的大部分核试验，积累了丰富的数据，核武器库也已经相当充实。

此条约实际上作为一种战略限制，意在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接近完成自己的核武器研发的国家，进行进一步的核试验。美、苏、英三国通过这一条约封锁技术门槛，企图维持自身在核武器领域的优势地位。

中国对这一外交策略的回应是坚定和明确的。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所有核武器，并提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明确指出美苏英的双重标准和隐藏的意图。这一声明表明中国不会被这种国际政治操弄所迷惑。

1963年8月苏美英三国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核试验的环境污染，但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中国的核武器研发能力。

1964年4月，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发表的言论揭示了他的政治理念，即“福利共产主义”。他强调物质福利如美食、住宅和教育的重要性，这与传统共产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赫鲁晓夫的这一立场被西方世界解读为苏联共产主义的柔化和西化，甚至被美国领导人赞扬为适合当代的共产主义模式。

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创作了《念奴娇·鸟儿问答》，猛烈批评赫鲁晓夫的政策和立场。《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通过借鉴庄子的《逍遥游》中的鲲鹏与蓬间雀的寓言故事，描绘了毛主席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深刻批判。在这首作品中鲲鹏代表着见多识广、眼界宽阔的毛主席，而蓬间雀则是对赫鲁晓夫政治视野狭隘和缺乏远见的象征。

蓬间雀因其有限的能力和短暂的寿命，未曾目睹大地上的浩劫和疮痍，一见到战争的火光和硝烟，便惊慌失措，急忙寻找避难之地。在其眼中，那被资本主义国家承诺的“仙山琼阁”似乎是一个理想避风港。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从坚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资本主义，被描绘为蓬间雀追逐外界承诺的可笑行为。

赫鲁晓夫与美国、英国签订的“三家条约”，在毛主席看来不过是赫鲁晓夫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远眼光的决策。当中国于1964年成功试爆原子弹后，毛主席坚定地表示，这种投降主义和短视政策绝不会左右中国，中国有能力撼动世界秩序。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通过内部斗争上台，他的政治生涯和毛主席的坚定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毛主席对于国际战略的洞察和不屈不挠的决心，与赫鲁晓夫在政治舞台上的摇摆和妥协形成强烈对照。

在毛主席看来，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偏离了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非斯大林化”演讲中的行为，以及他对《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毛主席演讲的删减，都被毛视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倾向的明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正式打破了核武器国家的垄断，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平衡中的新地位。而两天前的10月14日，赫鲁晓夫因内部政治斗争失势，被迫退位，这进一步凸显了苏联内部的不稳定和领导力的动荡。

中国的核成功是技术上的突破，也是对冷战期间核政策双重标准的有力回应，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同时暴露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权力更迭的脆弱性。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短暂有所缓和，1964年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访问苏联，但双方在宴会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表明关系仍然紧张。勃列日涅夫继续执行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华政策，不久后的珍宝岛冲突证明了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介入频繁，涉及中东、东欧、非洲及中亚等地的冲突，这使苏联在全球积累了众多敌对势力。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达到了顶峰，但这种过度扩张也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