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8年，梁朝太清元年八月十日，侯景打着惩治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以及制局监周石珍的旗号，在寿阳举兵起事。他麾下的军队大约有八千人，这一举动标志着侯景之乱正式拉开了帷幕。
侯景的军队在十月二十日渡过长江，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朱雀航（现今江苏南京南）。由于萧正德暗中接应，侯景的部队迅速突破朱雀门，当时负责守门的东宫学士庾信仓促逃离。随后，萧正德打开宣阳门，将侯景的军队引入城内。
从十月二十五日起，侯景的军队开始围攻台城（即宫城）。然而，因为北朝降将羊侃的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这正应了那句“行百里者半九十”，台城保卫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侯景军长时间未能攻克，于是他们构筑长围，意图切断台城内外的联系与支援。
猴子天敌太子基于萧纲对其子与亲信能力的失望，他作出了一项明智抉择，将台城防御事务全权托付给羊老虎。
历史对羊老虎抱有惋惜之情。倘若羊侃担任北伐军总指挥，并且萧衍采纳了羊侃突袭寿阳的建议，那么这一切或许不会发生。然而，在萧衍心中，不论羊侃遭受何种不公，侯景始终是他难以逾越的强大对手。
在羊侃看来，侯景并非仅仅是祸乱国家之人，而是搅乱整个天下的恶魔。
“国家”与“天下”有着本质区别。顾炎武对此有过深刻论述：“改朝换代称为亡国；而当仁义缺失，社会堕落到人兽相食、民众相互残杀的地步，则是亡天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特的“天下”。这个“天下”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文明与秩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
在顾炎武的认知里，“天下”代表着充满仁义的社会。对他而言，只要仁义社会得以维系，国家是否灭亡并不重要。
羊侃心中的理想世界，便是遵循九品中正制的贵族体系。在那样的社会架构里，绝不能容忍像侯景这般出身卑微之人攀升至高位，乃至觊觎皇位，否则这不仅仅是国家的覆灭，更是整个天下的沦丧。
羊侃生于名门望族，他身上凝聚了贵族的一切优长，同时也沾染了些许贵族阶层特有的陋习。他对音律有着深厚的造诣，热衷于歌舞艺术，不仅能谱写曲目，还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身边环绕着众多姬妾。
羊侃所豢养的艺人，在江南地区声名远播。
例如，弹奏古筝的陆太喜，其假指甲竟是用鹿角制成，长度可达七寸；舞女张净琬腰肢纤细，仅有一尺六寸，能够完成轻盈的掌上舞，被世人比作古代的赵飞燕；还有孙荆玉，能将腰部弯折到贴近地面的程度，口中衔着席上的玉簪；歌手王娥儿与屈偶之，皆被誉为江南第一。
当羊侃乘船前往广州时，他在两艘船上精心打造了三间相连的水上居室，帷幔飘扬，室内以锦缎和珠玉装饰，满船都是美丽的歌姬。趁着潮水起航，一边泛舟湖上，一边设宴饮酒，两岸观者如堵。后来隋炀帝杨广南巡江都时的一些排场，或许就是借鉴了羊侃当年的创意。
有友人自北方来访，羊侃便召集了三百多人一同畅饮。且不说那菜肴是如何精致，单是那些盘、杯、碗、筷等餐具，就镶嵌着金玉，尽显奢华。待到夕阳西下，一百多名婢女手持金花烛台，衣袂翩翩，使得整个房间都熠熠生辉。
羊侃非常重视等级制度，别说普通百姓，就连九品官中的下等官员也难以踏入他的家门。有一次，宦官张僧胤前往拜访羊侃。
张僧胤是萧衍身边的亲信太监，众人对他都很敬重，他本人也很自得。当他来到羊侃家中时，直接坐到了一种简易的坐具上，这在当时是用来招呼客人的“床”。张僧胤毫不客气地坐下，显得十分自然。然而，这一举动却让羊侃大为恼火，他不屑地撇了撇嘴，说道：“我的床不是阉人能坐的。”在他看来，自己坐过的床，太监不能玷污；而被太监坐过的床，他也绝不会再用。
这张床的命运或许会像王僧达那张被路琼之坐过的床一样，最终被烧毁。尽管王僧达的做法更为极端，在客人面前当场焚床，而羊侃虽未如此过激，但他始终没有露面见客。
侯景出身卑微，即便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保留着草莽习气。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们常常聚在一起，不分尊卑，谈笑风生，这种风气无论是在江北还是江南都未曾改变。
与高欢、李虎和杨忠相比，侯景在装腔作势方面略显逊色。高欢出身于渤海高氏，李唐皇族自称陇西李氏，隋朝杨氏则来自弘农杨氏，尽管这些家族背景可能只是虚有其表，但人们却对此深信不疑。侯景既不会寻找显赫的父辈，也不会追溯高贵的祖先。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知道侯景的祖上是谁，他自己也只记得父亲的名字，随便找个宗族攀附即可。然而，侯姓在南北朝之前并没有多少知名人物。
侯景这个人过于实在，因此被人看不起。他背叛了东魏，结果他的妻儿都被高澄给扣留了，好几年都孤身一人。
在寿阳的时候，侯景曾请求萧衍皇帝给他做媒，想娶王、谢两家的女子为妻。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啊。
萧衍直接拒绝了他，说：“王、谢这样的高门大户不是你能匹配的，你可以在朱、张以下的人家去找找。”
侯景听了非常生气，他觉得自己堂堂河南王，王、谢两家就算不行，也不至于到朱、张以下吧。朱、张在江东虽然是大姓，但在江北那些门阀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果再往下的话，侯景就只能和陈庆之、陈霸先那样的人结亲了，而这些人都是南方的蛮夷之人。
当时侯景气得说出一句狠话：“我一定要把吴地的女儿配给我的奴仆！”把你们那些高贵的名门淑女、贵妇名媛都配给奴隶，让贵贱混在一起。不是他想这样配，而是被逼无奈才这么说的。
侯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忽略了皇宫这个重要的地方。虽然他已经进入了建康城，但还有一座小小的皇宫——台城没有攻克。这座台城的坚固程度超乎想象。它并不是为了抵御外敌而建的，因为长江已经很好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两百多年来，江南经历了无数次入侵，却没有一匹胡马能渡过长江。台城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防范自己人。从东晋到桓楚，再到宋、齐、梁这些朝代更替，江南换了五次主人，期间发生了无数次大小叛乱，台城也因此越建越坚固。
大军久驻坚城之下，往往难逃败绩。像王莽攻打昆阳、拓跋焘围困盱眙、高欢兵临玉璧、蒙哥进犯钓鱼城等战例皆是如此。
台城中的侯景仿佛在向守军挑衅：来试试吧，跛脚的奴仆。侯景率军包围台城，士兵身着青衣，打着黑旗，披挂重甲，戴铁面。箭矢带着侯景的檄文射入城中。他依旧不断欺骗城内之人，声称自己只是想杀朱异，并不想伤害其他人。只要朱异一死，他就会撤兵。
萧衍打算采取行动了，准备处死最亲信的朱异。他问太子萧纲：“侯景说朱异作威作福、贪污受贿，有这事吗？”
萧纲回答道：“确实有。”
“那就杀了他！”萧衍的心从来都不软弱，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在他看来，这是巩固城内人心的手段。汉景帝也曾这样做过，诛杀主张削藩的晁错。尽管杀掉晁错后七国叛军并未退兵，但此举却让天下看清了吴王刘濞的真实面目，打消了一些人的幻想。
萧纲担心会被人耻笑，劝萧衍不要杀朱异。而此时的萧衍已经放权，不愿再过多干预，未来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一代去处理吧。
羊侃率领城内两万勇士顽强抵御叛军一波又一波猛烈攻势。双方斗智斗勇，各显神通。
侯景纵火焚烧，羊侃便用水扑灭；侯景挥舞战斧猛击城门，羊侃则用长矛从门后刺杀来敌；侯景打造木驴撞击城门，羊侃启用发石车将其砸得粉碎；
侯景改进木驴，使其能抗住石击，羊侃就用浸油的雉尾炬将它焚毁；侯景再制高大登楼车，却因壕沟土质松软而倒塌。侯景甚至抓了羊侃之子以作威胁，羊侃竟拉弓射向亲儿。
六天过去，台城依旧屹立不倒。尽管侯景战术多变、狡诈善战，却未能占得半点上风，叛军伤亡惨重。侯景手下仅万余人，萧正德部下也不足万人。若以不足两万兵力强攻坚城，只会迅速覆灭。
此刻，与贵族阶层决裂的时机已然来临。侯景曾给予贵族们机会，但他们拒不接纳。既然世界不容我，那我便另辟天地，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解放被压迫者，救助贫困群体，发起变革。
从陈胜吴广起义，到绿林赤眉军、黄巾军、瓦岗寨义军，再到黄巢、王小波、刘福通、朱元璋、李自成的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历史事件都体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当人民团结起来，即便是最强大的政权也会显得不堪一击。
革命的发生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萧梁王朝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社会等级制度一直存在，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百姓无法维持生计，就容易引发动荡。萧梁时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依然严重。
外在因素可能起到催化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内部矛盾的积累。古代的萧梁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极不平衡，最终因通货膨胀等问题爆发了危机。
都是钱惹的祸南朝深受货币问题困扰。南北朝早期商品经济欠发达，这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彼时有黄巾起义爆发，随后便是军阀纷争，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接着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刚统一不久又遭遇八王之乱；民族迁徙大潮涌起，中原称其为五胡乱华，西方谓之民族大迁徙；胡人迁入中原定居，部分汉人则南迁江南；人口迁移渐趋稳定后，南北方政权频繁更迭混战。
此消彼长间，谁会顾及铸币之事？战乱不断，经济发展停滞，货币几无用武之地。人们自耕粮食、自制衣物与鞋履。自东汉起庄园经济初现，贵族们不断圈地以求自给自足。无论贫富皆对货币不甚在意。有钱无钱都能过年。日常用品多以物易物，货币沦为辅助角色。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晋末期，社会上流通的钱日益稀少，民众仍在使用三国时期孙权所铸钱币。百姓囊中羞涩，钱币大多囤积于富豪库房。物以稀为贵，导致物价低廉。若粮价过低，农民岂不破产？
桓玄掌权后，效仿儿时杀鹅之举，提出废除货币改用谷帛交易的奇策。此举虽大胆，但富人怎会同意？于是，在废币令未出之前，桓玄便被废黜，刘裕取而代之。
刘裕在位总共三年，没时间考虑货币的事。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则在位三十年，期间江南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再不发行货币就难以适应了。到了元嘉七年，刘宋开始铸造钱币。或许刘义隆考虑到铸币成本的问题，为了节省铜料，铸造了一些重量较轻的钱币。我们现在用的是纸币，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刘宋王朝铸造的是一种四铢重的钱币，而以前的古钱通常是五铢重。一些人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四铢钱和五铢钱在使用上没有差别，于是人们可以从五铢钱上偷偷削下一铢铜来重新铸造钱币。大家用锤子砸、剪刀剪，甚至用牙咬，就这样从五铢钱上偷取铜料长达十七年之久。
直到元嘉二十四年，刘义隆才察觉到这种行为。
也许是刘义隆自己聪明，也可能是被大臣们误导了，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大钱和小钱不能等值使用，一枚大钱相当于两枚小钱，也就是五铢钱可以当两个四铢钱来用。
这样一来，有钱的人很高兴，他们的财富仿佛凭空翻了一番，一百万瞬间变成两百万。然而，普通百姓却苦不堪言，虽然他们的一千看起来也变成了两千，但物价也随之上涨，能买到的东西反而更少了。穷人更是无法生存，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钱，根本无法从这个政策中获利。这项政策仅仅实行了一年，刘义隆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误导了，于是又下诏废除了这个资产增值计划。
南方是个门阀贵族掌控的国度，王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皇权远不及秦汉时期及北方那般强势，因此无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门阀贵族渴望财富，而获取财富的途径便是经商，经商自然需要资金。
当刘义隆之子孝武帝刘骏在位时，市场经济持续繁荣，刘宋朝廷继续铸造货币。然而当时采矿技术落后，铜矿资源稀缺，社会上的铜更是少之又少。若当时的开采技术如当今这般先进，我们也不必投资江西铜业、云南铜业的股票了，因为古人早就把铜矿挖空了。恐怕不用千年时光，后代就会责骂我们。
由于铜料匮乏，国家铸造的钱币愈发轻薄小巧，号称四铢钱，实际重量甚至不足三铢。正因其小巧轻薄，铸币工艺过于简单，几乎人人皆可铸币，只需一片铜片就能制成钱币，于是假币泛滥成灾。孝武帝刘骏对此深恶痛绝，下令对伪造钱币者一律处以斩首之刑，在一个县内就处决了一千多人。尽管如此，人们的贪欲驱使他们依然前赴后继地造假。
单纯依靠杀戮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到了刘骏之子刘子业登基为帝，也就是那位娶姑姑、允许山阴公主豢养面首的前废帝刘子业统治时期，国家的铜材日益减少。
刘子业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将原本的四铢钱改为二铢钱，这种钱币更加轻薄小巧，并且与大额钱币等值流通。这样一来，伪造钱币的现象更加猖獗。面对这种情况，刘子业自有妙计，毕竟这位允许女子纳四十名男宠的君主岂会束手无策？
那么他究竟采取了何种策略呢？绝非延续野蛮的斩首手段，刘子业必然有更为巧妙的方法来应对这一局面。
刘子业心想，既然社会对货币有需求，而国家又缺乏足够的铜来铸造钱币，并且民众又有伪造钱币的行为，那为何不干脆放开限制呢？如果能让民间所造的假币合法化，或许就能弥补货币短缺的问题。于是，在他的授意下，朝廷发布政令，允许百姓自行铸钱，无论何人铸造的钱币都可进入流通领域。
刘子业解除了对货币的管控，开放私人铸币权限，但遗憾的是江南地区并未出现像保罗、摩根或者洛克菲勒那样的金融人才。
其实，当时的江南有着极大的潜力孕育出这类人物，因为当地的经济大权主要掌握在王、谢等几大家族手中。然而，这些家族却无一人认识到货币的关键意义。中国人的一些固有问题再次显现出来，百姓们纷纷涌入铸币行列，他们铸造的钱币完全不符合标准规格。
“二铢钱”实际重量甚至不足一铢，人们称其为“鹅眼钱”，这种钱币放入水中不会下沉，稍微用力就会破碎，铜钱竟然能漂浮在水面上，一捏就碎，一千枚这样的钱串在一起长度还不足三寸，商人们根本不敢使用。
由于货币体系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等到宋明帝刘彧登基后，他废止了所有新发行的钱币，仅允许古代的钱币继续流通。经历了刘宋王朝四位皇帝的更迭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社会上依旧面临着货币短缺的困境。
历经战乱后的江南，在萧衍的治理下逐渐恢复繁荣，但国家又面临缺钱的困境。萧衍堪称中国历史上极具智慧的君主之一，他深刻认识到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谁掌控了货币发行，谁就掌握了财富。
于是，萧衍决定铸造新钱。与刘宋王朝不同的是，萧衍严禁古钱流通，而刘宋则允许古钱继续使用。萧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新旧钱币因重量差异导致的市场混乱，同时也能将货币发行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实际执行却困难重重。百姓并不买账，依然使用古钱进行交易，而且国家铜矿资源依旧匮乏。但这难不倒萧衍。相较于刘子业，萧衍显得更为强势，绝不轻易放弃货币发行的控制权。面对铜材不足的问题，他决定改用铁来铸钱，因为铁资源丰富得多。
如何让百姓主动交出手中的铜钱呢？不能强行逼迫，只能借助宗教的力量。在萧衍眼中，佛教成了统治工具。佛教高僧们开始宣扬，佛祖需要青铜来铸造佛像，每铸造一座佛像都是一项大功德，每一个铜钱贴在佛像上都能积累小功德。政府也大力推动这一举措，于是铜像越来越多，社会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最终，百姓不得不向萧衍求助，寻求解决之道。
高人办事往往出其不意，本是我有求于你们，却偏要让你们反过来求我。萧衍言道：“有法子，用铁铸币。”还有异议否？想必已无。
铁钱一经发行，官方不断铸造，民间亦肆意仿制，因铁料易得，家家皆可为之。通货膨胀之势汹涌，民众需驱车携铁钱方能上街购物。史学家们一致认定，萧梁时期的通货膨胀源于伪币泛滥，然而伪币怎会泛滥到需用车载钱购物的地步？萧衍在此事中无疑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凯恩斯曾言：“持续增发货币所引发的通胀，如同暗中窃贼，悄然无声地掠夺公民财富，百万之众难有一人察觉此等偷盗行径。”在当今社会尚且不易被察觉，更遑论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通胀带来的结局只有一个：多数人陷入贫困，少数人暴富。
萧衍不赏乐舞，不嗜酒浆，衣着简朴，身着布衣，头戴旧冠，每日仅食一餐，不过豆羹糙米，寝处狭小，仅容一床，四更即起理政，寒冬时节手足皲裂。如此勤勉之君主，竟造就了一个表面繁荣、实则贫富悬殊如天壤之别的江南王朝。
侯景的到来，让那些饱受等级制度压迫和通货膨胀困扰的底层贫民与奴隶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然而，侯景并非真心想为他们谋福利。若能与贵族阶层沆瀣一气，他也不会将目光投向穷人。但贵族们对他嗤之以鼻，不屑与他为伍。
侯景胸怀大志，急需扩充兵力，需要有人冲锋陷阵，充当炮灰，这些生活无以为继的穷苦之人便成了他的主要力量来源。
侯景宣布解放奴隶，无论隶属于哪家，只要归顺于他，一律恢复自由身，成为平民。此令一出，建康城内投奔叛军的奴隶络绎不绝。
台城沦陷后，萧衍与侯景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当萧衍询问侯景的兵力时，侯景回答说渡江时仅千余人，围困台城时已达十万之众。即使去除其中的水分，围城兵力也有七八万之多。除去侯景与萧正德的两万人马，其余兵员皆是在建康城中招募而来，并且是在梁朝各路二十多万援军的重重包围下完成的征召。如果只是强行抓壮丁，很难解释侯景军队为何战斗力如此顽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这些贫苦百姓与奴隶对侯景死心塌地，甘愿为其卖命。
侯景甚至在台城内对奴隶们进行了统战工作。朱异府中有个投降侯景的家奴，穿着华丽锦袍，骑着高头大马，直接找昔日主人朱异对话辩论。朱异心想，难道我会怕你这低贱的叛奴？你这不忠不义、寡廉鲜耻、丧尽天良、背叛祖宗之人，随便哪一条罪过都够你受的。
然而当两人开始对话时，朱异才发觉自己上当了。这个家奴的话并不是针对他说的，而是讲给城内众多奴隶听的。那家奴趾高气扬地说：“你为官五十年，不过做到个中领军。而我刚刚投靠侯王，就已经是开府仪同三司了。”
开府仪同三司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官职，其地位仅次于三公，位列从一品，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国家级副职。所谓“开府”，即能建立自己的官署；而“仪同三司”则表示其仪仗规格与三公相同。
寥寥数语却蕴含深意。朱异虽深受萧衍信任，权势颇大，可他毕竟出身低微，处于九品中的下层。在梁朝，像他这样的人难以担任高位或清闲之职，这些职位多被门阀贵族占据。
无论朱异如何努力，在他长达五十年的仕途生涯中，最高仅做到中领军，此职负责统领禁卫军，为从二品，相当于省部级副职。而他的另一职务中书舍人则更为低微，仅为从五品，类似地厅级副职，且中领军并无开设府署、任命官员的权利。
这成为朱异心中永远的痛与憾事。他对门阀贵族怀有深深的怨恨，态度傲慢轻蔑。当有人劝他收敛时，他说道：“我出身寒门，全凭实力与机遇才走到今日，而这群人却凭借祖上余荫鄙视于我。若我对他们恭敬，他们只会更加看不起我，那不如我先瞧不上他们。”
朱异去世时，挚友对萧衍提及，朱异一生最渴望成为执法官。萧衍遂成全他，追封“侍中、尚书右仆射”之衔，让他风光地担任了国家级副职。若非侯景作乱，朱异死后也难获此殊荣。因守台城有功，萧衍才恍悟其价值，旁人也不再议论。
此时家奴洋洋得意：你朱异五十年求而不得的职位，我一日便得，服不服？这便是变革的力量。自商汤与周武王开启变革先河，变革之势延绵不绝，魅力无穷。
家奴之言激怒了朱异，更触动城内奴隶们的心弦。三日内，数千奴隶逃离台城投奔侯景，无一例外成为其敢死队成员。
侯景的部队迅速扩充，导致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叛军没有稳固的根据地，人口众多而粮食短缺，只能坐吃山空。
石头城内储备的大米很快就消耗殆尽。士兵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纪律也就难以维持。
于是，侯景下令进行掠夺。叛军四处抢夺粮食和百姓，强迫民众搬运泥土筑造土山，不论身份地位，所有人都被迫劳动。
城外在建土山，城内也在建造土山。战争面前，没有尊卑之分，也不论贫富，除了皇帝和太子，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劳作。太子萧纲也没有闲着，他手持装满金钱的银制马鞍，四处为将士们发放薪酬、奖金，并承诺战后的各种福利待遇。
在这场土山攻防战中，台城占据优势，因为城内不仅建成了土山，还在土山上竖起了一座高达四丈的高楼。双方分别依托各自的土山相互对射，箭雨日夜不停。
萧纲作为一位文人雅士，给这座高楼取名为“芙蓉楼”，并且把驻守在土山和高楼上的两千名敢死队员称为“僧腾客”。芙蓉楼的名字很容易理解，因为它被彩色丝绸包裹着，显得五彩缤纷。然而，“僧腾客”这个称呼的确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萧纲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有战地记者对他进行专访来揭开这个谜题。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其确切含义了。
与叛军精心构筑的土山相比，城内的土山简直就像豆腐渣工程。或许是因为皇宫地方有限，可用的土量不多，再加上有人偷工减料，根基十分不牢靠。而且城中大多是达官显贵，他们从未干过体力活，难以保证工程质量。一场大雨过后，城内土山就崩塌了，芙蓉楼和僧腾客都被埋在泥水之中。
这一幕被侯景看在眼里，成了他的笑柄。可这笑话背后却隐藏着危险，叛军趁机发起进攻。敌人借助土山的高度，把绳索扔进城里，士兵们顺着绳子滑进城内。
梁军虽然奋力抵抗，但叛军越聚越多。危急时刻，羊侃出现了，他指挥士兵们投掷火炬和燃烧的柴火，用火焰筑起一道火墙。城中的人们迅速建起一道新城墙，将叛军挡在城外。
这场攻防战异常艰难，朱异仍然抱有幻想，想击退敌人，却不听羊老虎的劝告，派出一千多人的敢死队出城突击。敢死队刚过吊桥就往回跑，由于吊桥狭窄，士兵们互相争抢、踩踏，落水者众多，出去一千人，回来的只有两百。
城中的人们对此既愤怒又无奈，只能叹息，这让侯景又一次嘲笑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羊侃又气又急，身体也撑不住病倒了，但他还是带病坚持守城，最终还是没能挺住，带着满心忧虑离开了人世。
城中数万军民眼睁睁看着羊老虎离去，心中充满了恐惧。羊侃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建康城的守护神，如今他走了，谁还能保护他们呢？
有个将军范桃棒城里的人并非没有机遇，只是太子萧纲未能把握住。侯景向来欣赏有才华之人，彼此惺惺相惜。当叛军向建康进军时，他们抓到了陈昕。
回想当年，陈昕的父亲陈庆之单枪匹马闯入洛阳，那时侯景不过是尔朱荣麾下一名小将，对“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这般驰骋中原的传奇名将心生敬仰。后来有幸与白袍将军交锋，结果侯景惨败，从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遇见这位名将的儿子，侯景自然满心欢喜。
侯景与陈昕把酒言欢，希望陈昕能重新组建白袍队，只不过这支队伍要为他效力。但陈昕哪肯答应，喝酒聊天吹牛可以，替他卖命却不行。
酒足饭饱之后，事情并未如愿，侯景觉得这一顿酒席请得不值。他心想自己不是冤大头，如果不答应条件就不给陈昕自由。陈昕深知自由需靠自己争取的道理。负责看守陈昕的是侯景的大将范桃棒，此人手下有五百精兵。
北方人崇尚英雄豪杰，尤其敬佩像陈庆之这般传奇的人物。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华夏大地。范桃棒对白袍军的辉煌战绩充满好奇，而陈昕恰好熟知那段历史，尽管中途因病返回江南。
当陈昕向范桃棒讲述白袍军的故事时，两人逐渐成为挚友。陈昕常说：“成就大事应如我父亲一般，勇猛果敢。七千勇士对抗三十万大军，四个月连克三十二城，赢得四十七场胜利，直捣大魏国都。再看侯王，过淮河时仅八百人，寸土未得。如今他手握数万雄师，眼看就要攻破大梁都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范桃棒深感成功近在咫尺，只需除掉侯景便能名垂青史。尽管旁人畏惧侯景，他却无所畏惧。陈昕建议范桃棒刺杀侯景，但范桃棒提出要面见皇帝萧衍。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佛教护法，萧衍的认可至关重要。
范桃棒的要求合情合理，毕竟他不能仅凭陈昕一言行事，手下兄弟们也需要足够的理由和保障，毕竟他们仍被视为叛逆。
陈昕悄悄返回台城传递消息。萧衍听后大为高兴，觉得真是绝处逢生。不就是见个面嘛，这太简单了。萧衍特意为范桃棒制作了一块银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上面刻着几行字：“等到事成之时，封你为河南王，拥有侯景的军队，还能得到黄金与美女。”银券被分成两半，朝廷保留一半，范桃棒拿另一半。
萧衍忙完这一切，却发现太子萧纲正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萧衍心里一惊，意识到自己已交出权力，城中大小事务现在都是太子说了算。看来太子有不同看法。果然，萧纲觉得范桃棒可能是假投降。
萧衍由喜转怒，斥责道：“接受投降是很平常的事，何必疑神疑鬼。”以前，萧衍说什么，萧纲只能照办。但现在萧衍的话不再具有绝对权威，之前接受侯景投降已经导致如今的局面，又要接受范桃棒投降。如果范桃棒是诈降攻进城来，责任谁来承担？
萧纲拒绝接受范桃棒的投诚，萧衍也无可奈何。于是陈昕只好再次出城去和范桃棒商量。范桃棒心想，太子不相信自己也是有道理的。那这样吧，我和部下们到达城门口主动脱掉铠甲，光着身子进城总可以了吧？只要皇帝能和我们见一面，并承诺免除我们的罪过，给我们奖励，我保证能把侯景抓来献给陛下。
范桃棒越是坦率直言，萧纲就越心生疑虑。朱异再次坚定地站在皇帝这边，力劝萧纲接纳范桃棒的投诚，他拍着胸脯对萧纲说：“若错过这个时机，国家就危险了。”朱异深知萧纲内心所想。
萧纲心中怀着一丝侥幸，期待着诸侯们的援军到来。梁朝各地的军队总数有数十万之众，只要能来一半救援京城，解围便轻而易举。
朱异无奈叹息，这想法太天真了，地方上的军队都掌控在诸王手中，别人或许可以寄希望于诸王的援兵，唯独太子你不能抱有幻想。虽然这话不好听，但事实是，太子对于诸王来说就像绊脚石，他们巴不得太子出事，还能指望他们吗？
当然，朱异绝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挑拨皇族关系可是重罪。这些阴暗的想法只能在寂静的深夜里独自思量，每次想到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毕竟都是亲兄弟啊。
寒山一战惨败后，萧衍为何如此震惊？中央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此消彼长之下，地方诸王的实力愈发强大。即使没有侯景，待萧衍百年之后，江南也必将爆发内乱，只是侯景提前了这场变局的到来时间
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再难挽回。萧纲的犹豫最终导致了范桃棒的悲惨结局。消息泄露后，侯景将范桃棒与陈昕抓捕，并残忍地将范桃棒四肢斩断。侯景逼迫陈昕写信，谎称范桃棒愿意仅带几十名不穿铠甲的人进城。陈昕是个有骨气的好汉，宁死不屈，拒绝写信，最终遇害。
萧纲期盼的援军正从各地汇聚而来，合州、司州、衡州、江州、西豫州和湘州的军队相继抵达建康。荆州的部队还在路上，而萧纶带领的中央军主力已经跨过了长江。
随着各方力量不断加入，从最初的两三万兵力迅速增长到十几万乃至二十多万，声势浩大。然而，各路将领之间互不服气，联军缺乏统一指挥。
实际上，萧衍的六子邵陵王萧纶本应是这支联军当之无愧的领袖。皇帝与太子被困于台城内，萧纶作为城外地位最高的皇子，并且被萧衍任命为讨伐侯景的总指挥官，理应担此重任。可是，萧纶却因鲁莽行事而遭受挫折，不仅未能统帅诸军，反而陷入困境。
萧纶性格急躁，连他的父亲——皇帝都曾被他戏弄过。尽管如此，在这紧要关头，萧纶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履行了身为儿子和臣子的责任。当他得知台城被围的消息后，立刻率领三万多中央军匆匆赶回，不顾恶劣天气强行渡江。大自然无情无义，不会对任何人网开一面。在渡江过程中，萧纶遭遇了狂风巨浪，导致部分船只和士兵损失惨重。
此时此刻，台城的局势愈发危急。叛军成功攻占了建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东府城，侯景扶持萧正德登基称帝并组建新政府，萧正德随即任命侯景为丞相。
侯景另立朝廷这一举动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叛军士气，但也意味着他与萧衍及其子女彻底决裂。以萧纶火爆的脾气来看，他是绝对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的。
建康周边的长江有两处较易渡过，一处是上游的采石渡，另一处在下游，名为瓜洲渡。
萧纶决定取道瓜洲渡。“京口与瓜洲仅一水之隔，钟山也只被数重山峦所隔。”从京口前往建康，这是最近的路线。援军如救火般紧急，萧纶的这个决策原本并无不妥之处。
然而，此举却使萧纶的部队与其他诸侯的军队分离开来，其余诸侯大多是从长江上游而来，在采石渡登陆。
从战略层面分析，萧纶选择通过瓜洲渡江是合理的，这恰好能对侯景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侯景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军事安排，派遣一支队伍到江边进行阻截。在萧纶出征寿阳之前，萧衍曾告诫他不要匆忙进攻，而是等待各路大军集结完毕，凭借人数优势取胜。
论作战指挥的能力以及战争经验，萧纶不及侯景。侯景历经无数战斗，从低级军官一步步打拼上来。无论是六镇的大规模起义，还是东西魏之间的大规模会战，侯景都是以核心主力的身份参与其中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萧纶而言，最理想的选择应该是从采石渡江，与各方诸侯的军队协同行动。即使选择瓜洲渡江，也必须确保南方诸侯的军队在同一时间发起攻势。如果过于急躁冒进，无异于给侯景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萧纶一心求功，或许有些轻视侯景，并未与其他部队协同，独自发起了进攻。其部将赵伯超，在寒山之战中曾临阵脱逃，此时却献策不走大道而择小径，绕过叛军防线直取台城北门广莫门，此计甚是巧妙。赵伯超虽作战不够勇猛，但点子不少。《资治通鉴》说他被东魏俘虏，这似乎有误，他应是提前溜走了，不然怎会又出现在萧纶军中？萧纶采纳了赵伯超的计划。
然而，纸上谈兵易，实际操作难。建康北面山脉连绵，如鸡笼山、覆舟山和蒋山等。萧纶军队夜间行进，迷失方向，多绕了二十多里路。天亮时才从山中走出，发现自己到了建康东北的蒋山附近。
萧纶随即下令扎营。尽管多走了二十里，仍达成了突袭之效。侯景发现台城北方出现大量敌军后惊恐万分，慌乱间命人把战利品运往石头城装船准备撤退，同时分三路军队迎击萧纶。萧纶凭借蒋山地势反击，大破叛军。
此时萧纶犯了一个小失误。正值寒冬腊月，山顶的积雪还未消融。他将部队从寒冷的山中带出，驻扎在山下的爱敬寺。梁军主要由步兵组成，步兵在山地作战有优势。而侯景拥有一支精锐的骑兵，更适合在开阔地带作战。侯景敏锐地察觉到梁军的变动，亲自率领部队抵达覆舟山。萧纶则倚靠玄武湖布阵。
两军对峙直到夕阳西下，侯景一时难以找到最佳进攻时机，于是下令撤退。然而，萧纶阵中的勇将南安侯萧骏带着几十名骑兵追击而去。萧骏中了圈套，因为侯景效仿寒山战役中慕容绍宗的诱敌战术，故意露出破绽，然后抓住战机指挥叛军反击。
梁军因寡不敌众，萧骏的骑兵队伍很快陷入混乱并开始溃败。叛军趁势向萧纶的大军杀来，梁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赵伯超又一次临阵脱逃。萧纶最后逃到蒋山天保寺，原本三万大军只剩下千余人。叛军放火烧寺，萧纶不得不弃寺逃往京口。
这次失败给了侯景喘息的机会，他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长江上游南方的联军，而此时联军内部正为盟主之位争执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