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5月2日，清军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击败李自成，进占京师。

10月1日，顺治帝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这也标志着清朝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正式成为了大一统王朝。

当时的明代精英面对清朝初期血腥的统治，开始反思强大的明朝为何灭亡的如此迅速？

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认为这是宋明理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尤其是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是罪魁祸首。

顾炎武认为晚明时期的心学已经不是儒学，而是“外儒内释”，心学已经走到佛教禅宗一脉的路上去了……直接把心学排斥于儒学之外。

他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空谈误国，心学的罪名“深于桀纣”。还说：“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

也正是因为明末大儒对待心学的态度，导致心学和王阳明在清朝被人避之不及。直到信奉心学的日本开始崛起，心学才再次受到国人的重视。

而明清之际和黄宗羲起名的陕西关中大儒李顒[yóng]，同样也开始反省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

李顒的父亲死于平定李自成起义的战斗中，当时李顒只有十几岁，在母亲的支持下，李顒开始自学，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连顾炎武都曾经感慨地说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李颙）！”要知道顾炎武要比比李颙大十四岁。

清康熙十二年(1673)，陕西总督鄂善重新修复了明末废除的关中书院，邀请当时名气已经很大的李顒来主持书院。

李顒本来不愿为清廷效力，但是明朝灭亡的教训让李顒认为书院讲书这种培育人才，传授知识的工作不应该放弃，于是在多次推辞后开始接手关中书院登台讲学。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李顒

李顒登台讲学之初，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

李顒深刻反思明朝灭亡时，儒家弟子大都重视清谈，而不重视实务，导致儒生谈论道理的时候夸夸其谈，实际治理地方，处理兵患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啥都不会。

在关中书院，李顒明确主张实行“明体适用”之学。

“明体”的“体”指的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要求学生去直接学习二程朱熹的原作，而不是明代改良的“心学”，力求弃绝虚浮无根的心学，提倡回到程朱理学实际上回到原始的儒家精神上去。

“明体”的教材包括王畿的《龙溪集》、罗汝芳的《近溪集》、杨简的《慈湖集》和陈献章的《白沙集》，此后再列二程、朱熹、薛瑄、吴与弼，直至冯从吾等程朱学者的著作。

“适用”指的是学生学习了理论之后该如何实操，偏重于实践。

这部分课程的教材非常丰富，包括《大学衍义》、《文献通考》、《实政录》、《武备志》、《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十余种书籍。

从这些教材里面可以看出，李顒对于学生要求他们要学会治理地方，明确武器装备，懂得农业治理，还要学习来自西方的水利知识……

同时李顒还要求学生“实修实证”，达到“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学会“用兵”，因为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如果学者只知读书，对军事一无所知，那么就会像明朝一样，最后导致国破家亡，民族沦丧受辱。

也正是在李顒的主持之下，关中书院在明代开始的讲学盛况再次恢复。关中书院也成为了陕西的最高学府。

李顒后来又应邀南下，先后在常州、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讲学，所至学者云集。

随着李顒的名气越来越大，先后有陕西总督鄂善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8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当时的太史亲到李颙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

李顒对此非常反感，以卧病为由力辞不就。

当时的清廷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血流如注，这些清朝官员只好作罢。

1703年，康熙西巡陕西，下令召见一代大儒李颙，李颙依然称病不见。地方官员多方催逼，只好派遣大儿子李慎言向康熙奉上自己的著作《二曲集》和《反身录》二书。康熙称赞李颙纯粹的儒学精神，手书“关中大儒”四字赐给李顒，两年后李顒病逝家中。

李顒曾经讲学的关中书院后来在1903年改为陕西师范学堂，如今是西安文理学院分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