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声里的1924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黄埔军校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募学生。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许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这所新成立的军校来改变命运，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与革命事业。黄维当时正身处南昌，和他来自上饶的同乡方志敏碰面。两人曾是第四师范的同学，情谊深厚。方志敏是中共党员，早已决定通过上海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作为同乡，黄维有意与方志敏一道前往。
报考黄埔军校有严格的规定，要求申请者必须由两名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人。方志敏深知这一要求，他与当时担任国民党江西省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赵醒侬有着深厚的交情。赵醒侬是早期的中共党员，曾受中共中央派遣，积极参与南昌的党组织建设。因此，方志敏通过自己的关系，安排赵醒侬为黄维担任介绍人，帮助他顺利通过了初试。
黄维随后前往广州参加复试。长江上的雾气薄薄地铺开，一艘轮船行驶在水上。二十三岁的黄维站在甲板上，口袋里塞着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那是几天前刚从南昌离开时揣进去的。那张纸是方志敏亲手画的广州地图，线条粗糙却清晰，角落还标注了几个地名。
几天前，他和方志敏还在南昌城的小巷子里并肩走着。方志敏边走边讲，嗓音带着点急切，说着报考黄埔军校的事，讲到激动处还停下来，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了几下。两人约好了日子，可到了那天，黄维站在约定地点等了半天，只等到一个人送来一张便条。
上面只说了方志敏接到组织任务，临时北上了，没能赶回来。进了船舱，空气里混着木头和机油的气味，舱里的人不多，三三两两坐着。不远处，两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凑在一块儿，一个叫陈赓，穿了件深色短褂，袖子挽到胳膊肘，边说话边用手拍桌子，声音洪亮，讲的全是“救中国必先强军事”之类的话。
坐在他旁边的那个陕西汉子叫杜聿明，个子不高，肩膀挺宽，穿了件洗得发白的对襟褂子，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往笔记本上抄东西。笔记本摊开在桌上，纸页已经翻得有些卷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出是《三民主义》的内容。
三人没聊太多，陈赓讲得起劲时抬头看了黄维一眼，像是随便招呼了句什么，黄维点了下头，算是应了。过了一会儿，陈赓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抖开一看，是黄埔军校的报名表。他把表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了点，说了句“一块儿去吧”。
黄维接过那张表，纸面有些皱，印着黑字，抬头写着“黄埔军校招生简章”。他低头看了几眼，拿手压平了纸上的褶子，点点头，算是应下了。后来在功德林里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甚至曾说过：“如果当年跟别人走，也许我也能当上开国大将。”
黄埔同窗，战场初试
黄维在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后，凭着刻苦钻研军事课程和一丝不苟的态度，逐渐在同期学员中脱颖而出。那时候，黄埔军校刚成立不久，第一期学员不过几百人，教官们大多是从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精英，黄维跟着他们学步兵操典、野战战术，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恰逢陈诚在军中崭露头角，陈诚看中了黄维的踏实肯干，几次提拔让他从基层军官一步步爬到团长位置。到了1930年代初，黄维已经带兵参与过多次剿共作战，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成为国军与日军的第一场大规模正面交锋。
8月下旬，罗店战役打响，黄维时任第11师师长，奉命守住这个战略要地。罗店位于上海西北，地势平坦却沟渠纵横，日军投入了精锐部队，配备坦克和重炮，企图一举突破国军防线。黄维带着11师的几千名士兵，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战斗从8月底持续到9月中旬，阵地反复易手，最激烈时一天之内丢了三次又夺回三次，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血水顺着沟渠流淌。
士兵们后来回忆，黄维每天都亲自到前沿检查防御工事，穿着军装，腰间别着手枪，走在泥泞的战壕里，用带着江西口音的嗓音反复念叨“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时不时停下来，用手比划着调整机枪位置。11师的工事修得扎实，沙袋垒得一人多高，掩体挖得又深又宽，但日军的炮火实在太猛，飞机轰炸一轮接一轮，工事修好没多久就被炸塌。
9月下旬，日军集中兵力发起总攻，11师伤亡过半，黄维不得不奉命撤退。这场被称为“血肉磨坊”的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颁给他一枚云麾勋章，表彰他在罗店的苦战表现。从那以后，黄维对阵地战的依赖越来越深，觉得只要工事够坚固，就能守住阵地，打退敌人。
淮海炮火，双堆集的倔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黄维被任命为第12兵团司令，率领四个军约12万人，从华中地区紧急驰援徐州战场。11月中旬，解放军在粟裕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国军各部之间的联系，黄维的12兵团还没到徐州，就在安徽双堆集附近被围得水泄不通。
双堆集是个小村庄，方圆不过几公里，四周都是平坦的农田，地形对防守极为不利。黄维到场后，立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构筑防御工事。他调集工兵连夜挖战壕，用从附近村庄征来的木材和土袋修筑掩体，几天之内，环形防御圈初具规模，外围还埋了地雷，架起了铁丝网。
他把指挥部设在村子中央的一座破庙里，地图摊在桌上，参谋们围着研究地形，电台24小时不停地联络徐州方向，催促援兵赶来。黄维反复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求部队死守阵地，等待援军解围。然而，解放军的攻势远超预期，粟裕调集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炮兵和步兵轮番上阵，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双堆集，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
11月底，解放军开始总攻，坦克开道，步兵跟进，黄维的防御圈被撕开好几道口子。12月初，粮食和弹药耗尽，士兵们只能靠吃野菜和喝沟里的水撑着，援军却始终没到。12月15日，第12兵团全线崩溃，黄维带着残部突围未果，在一片田野里被俘。
被押解时，他穿着满是泥土的军装，腰杆挺得笔直，双手被绳子绑在身后，押送的解放军战士推着他往前走。到了俘虏登记处，他看到花名册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有陈赓的亲笔批示：“此人可用。”
功德林的硬骨头
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黄维被俘，随后被押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49年初，他正式进入这里，与其他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接受改造。功德林原是清朝的一座监狱，后来改建成战犯管理所，收容了从国共内战中被俘的将领，包括杜聿明、廖耀湘等人。黄维到时，已经五十岁出头，头发夹杂了些许白丝，但身板依然挺直。
管理所的生活有严格的作息，每天早上点名后，战犯们要参加劳动，比如种菜、织布，或者修理工具，下午则是学习时间，内容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事政策。管教干部要求每人写悔过书，交代过去的经历，反思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作所为，以此作为改造的起点。大多数战犯陆陆续续交了材料，像杜聿明在1950年代初就写了好几份，内容详尽，连早年在黄埔军校的经历都写进去了。
可黄维却从头到尾没动笔，他坐在学习室里，手边放着纸和笔，却一字不写。管教干部多次找他谈话，劝他配合改造，他只是摇头，或者干脆沉默。1952年，有一次他跟同监的董益三起了冲突，起因是董益三在写材料时提到了一些国民党军中的往事，黄维觉得那是揭老底，火气上来，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被管教人员拉开。
到了1955年，管理所组织学习会，主题是批判蒋介石的政策和军事指挥。那天轮到黄维发言，他站起身，手猛地拍在桌子上，声音洪亮地说了句“校长待我不薄”，然后坐下，再没多说一句。会场安静了几秒，管教干部皱着眉记下这件事，狱友们则面面相觑，有的低头翻书，有的假装没听见。
时间一年年过去，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杜聿明等人被释放，黄维却不在其中。1960年代，改造力度加大，他还是不写悔过书，连一句软话都不肯说。到了1975年3月，全国最后一批战犯获释，黄维的名字终于出现在名单上。
那天，他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穿上发还的旧军装，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结束了26年的囚禁生活。巧的是，这股硬气让他避开了1960年代中后期特殊年代的更大动荡，因为他在狱中既没写材料表态，也没卷入任何派系争斗，反倒成了一个“钉子户”，熬到了最后。
1975年获释后，黄维被安排回到北京，住进了一处普通的平房，生活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时年已近八十一岁。离开功德林后，他没再碰军事相关的事务，而是把精力转向了一个新方向——研究永动机。他的研究没得出什么成果，永动机始终停留在纸面上。1989年3月20日，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5岁。
参考资料：[1]刘焱,王晴,谌廷潮.探析淮海战役中的关键一战——围歼黄维兵团[J].科教导刊（电子版）,2015,0(28):183-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