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局面肇始于秦、发展于汉，对当时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辽阔的疆域从西北的中亚地区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从北方的朝鲜半岛直抵南海的北部湾，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庶都推动了奢侈消费商品的贸易，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正在逐渐揭示其可观的规模。

秦汉时代不仅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历朝历代树立了一个持久的模式，而且培育了一个有国际情怀的社会，其吸收外来影响的能力恰是一个强盛、自信的中国的时代特征。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分裂的诸侯割据时代，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时期。“六王毕，四海一”，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帝国，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修建驰道等，对国家的各项制度进行建立和完善。

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延续了秦朝开创的制度，同时又有所创新。汉朝以郡国并行制取代郡县制，尤其到汉武帝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施行了系统的改革。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巩固中央集权；改革货币政策，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绝对统一地位；抗击匈奴，凿空西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使封建国家达到空前繁盛，为后世发展奠定了基础。

货币由秦代的“半两”钱变为五铢钱，陪葬的大型兵马俑变为体型缩小、形态更加生动多变的陶俑。随着铁器制作和使用的普及，青铜兵器逐渐被铁制兵器所取代，并且铁器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墓室建筑、宫殿建筑艺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型瓦当等建筑装饰，具有鲜明楚文化特征的髹漆陶瓮、漆奁、圆漆盘，带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金带扣，具有南亚和东南亚特征的珠宝串饰等器物，都无法脱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来解释。

强大的封建王朝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融合，实现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人们开始摆脱严苛的宗教礼法制度转而投入到现实生活，关注现世的享乐。

如错金青铜勾连云纹钫、错金银嵌宝石青铜鸟柄汲酒器、彩绘云纹陶卮、漆卮等大量不同形制和材质的饮酒器，衣舞佣、抚瑟佣等各式陶俑，以及宫中行乐钱、青铜骰等游戏方式，这些文物可以让现世的我们直观的感受到大汉王朝的富强、物质的充裕、市场的发达以及文化的繁荣.

汉代成立之初吸收秦灭亡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黄老之学代替法家学说。黄老之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乞求长生不老，崇尚升仙思想。此外，汉朝统治者多为楚国人士，遂大力提倡楚文化，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明显带有楚绘画“琦玮谲诡”的特色。

随着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为维护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提倡孝悌观念，并且“举孝廉”成为谋取仕途的手段，因而大大促进了汉代厚葬之风的形成，“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开始自上到下的流行开来，进而直接带动了画像石、画像砖等墓室装饰艺术的发展。

无论从热衷于求仙还是利用绘画进行政教宣传的角度来看，汉代统治者都无疑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厚葬风气。上层统治阶级用玉作为丧葬器具，“玉衣”就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殓服，全部用玉片制成，根据封建等级的不同分别用金线、银线或铜丝进行编织。

“金缕玉衣”是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的玉衣，由2160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就重约700克。仅次于玉衣等级的丧葬用玉是玉面罩，由额、颐、腮、颊、颌、颏、耳、鼻罩组合而成，覆盖于死者面部。

两汉也是画像石与画像砖的盛行期，《制盐画像砖》表现的是井盐的制作过程，不同工序以山体进行区隔并展现在一个平面，而《收获弋射画像砖》则分为上下两层，上图是弋射的场景，下图是收获稻子的场景。两件作品线条流畅，画面刚柔相济，用高超的技法表现了四川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风俗。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在民间占主要地位的是本土道教，道教的长生不老和求仙观念广泛流传，汉代出土的许多文物中包含的形象就是这一信仰的体现，比如，“摇钱树”、贮贝器。两者都是汉代丧葬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种新现象，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又蕴含着十分复杂深邃的思想内容。

“西王母”陶座青铜摇钱树,是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出土的摇钱树代表之一。西王母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像“太一”一样是主宰天地间的神仙，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西王母传说的记载。几经演变，到东汉时期，“西王母已经成为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女神，并且是汉代唯一的受到民间大众广为崇拜的偶像”。

钱树由树座和树干组成，树座类似山形，象征着仙界的昆仑山，树木就是通往天界的天梯，钱树即是古老神话中的生命之树、宇宙之树。而古滇国的贮贝器也具有类似钱树的乞求财富的功能，“牛”在滇文化中正是财富的象征，多用于贮贝器上的装饰。而博山炉特指仙山造型的熏炉，也是汉代民间神仙信仰的体现。

政治统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势必带来人们观念的改变，尤其是汉代“文景之治”以后，社会经济得到极大恢复，到汉武帝时国力达到鼎盛。

人民安居乐业，仓廪充实，这时人们关注的重点从宗教礼仪制度转到现实生活层面，开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了一大批集功能性、科学性与装饰性于一体的生活器具和手工艺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宫女跪姿执灯，通体鎏金，各部分分别铸造后组合而成。灯罩可以开合，转动灯盘侧旁的手柄，可自由调节亮度和照射方向，灯罩与宫女的衣袖连为一体，烟炱就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长信宫灯的设计合理、结构科学，达到了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完美统一。

“秦汉文明”展中除长信宫灯外，还有很多文物体现出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展出的错金银嵌宝石青铜鸟柄汲酒器，就是利用虹吸原理，借助于器内水压和器外气压的共同作用调节酒量。从装饰性看，它做工精美，从科学性看，它又符合人体工程学，体现了西汉工匠工艺水平的高超。

青铜漏壶和日晷都是古代常用的计时器，用于观测时间、记录日期，二者均显示了中国当时在天文计时等领域的重大科技贡献。

秦汉时期，中国在医学、造纸、纺织等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医工”青铜盆、甘肃简牍博物馆藏的纸地图、新疆出土的“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和缀绢晕裥缂花毛织袋中可以体现出来，充分表明中国在实用科技领域内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也体现了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强盛。

秦汉的文物，形象地阐述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秦朝的理性精神和楚汉的浪漫主义交织出现，多样化的实物显示出高超的技术工艺和科技水平。

在政治制度方面，汉朝主要承继秦朝的制度，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却较多的保存了楚地的乡土本色，南北文化的相辅相成与相互融合成为两汉时期的根本特征。而在审美领域，秦朝凸显了一种有机整体的美，是古典理性审美观的体现。

汉朝艺术虽然缺乏对精致细节的刻画，追求的却是力量和气势，从而构成一种“古拙”的外貌。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又加强了中原与异域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充分展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