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印刷术初起时代的区别

中国印刷术意外导致了一些书籍的失传，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本是一大进步，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它在客观上也给文献历程带来一定的问题，即印刷图书淹没了古代写本。

写本被“淹没”，并不是指印刷术出现以后，印刷就完全取代了抄写。事实上，北宋时期读书人得到印刷的书籍的比例并不甚高，南宋时很多文献也还是写本形态；在明中后期以前，抄写尚较多存在。而即使是十六世纪以后印本占据了绝对地位，抄录之本也一直是藏书、读书的重要角色。

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如此，印刷术不可能快速、彻底地淘汰抄写。

写本被“淹没”的真正含义是：印刷的出现使绝大多数最为重要的、印刷术以前的写本书籍被制作成印本书籍，原有的手写复制方式被印刷方式所取代，导致原有写本的物质之身逐渐消亡。

当印刷术成熟之后，图书生产、复制的形式由抄写转向了印刷，越来越多的古代文献通过印刷化身千百；书籍一旦付诸雕版，由于形式（单位、大小、数量、格式、编排等）统一、字体规范、文本相对精确、复本众多、便于阅读、携带、收藏，很容易取得“定本”的地位，写本形态便失去了需要。宿白研究认为：“据考证元大德间（1297—1307年）荆溪岳浚刊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记廖氏取校的二十三种版本中，无一写本，可见南宋末期即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末（1279年南宋亡）写本《九经》已退出历史舞台。《九经》写本的没落，即给刊本书籍开启了畅通的大门。

此后，已是刊本书籍逐步流行的天下，写本只能局促于尚无锓梓（qǐn zǐ）的少量书籍的范围之内，而日渐衰微。

这就是说，南宋以后，人们所读的重要书籍大多都是印本形态，社会上传布的为阅读服务的书籍已经很少写本。于是，写本被印本“淹没”，或者说是“化入”印本了。这当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大约在十五到十七世纪的明人那里基本完成。当清人意识到“明人好刻书而书亡”而开始追逐宋本和早期抄本时，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欧洲则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印刷较晚出现，再加上“印刷肇始之初，并未带来骤然或彻底的转变，至少就一般性的特征而言，当时的文化开始时几乎未受影响”[［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使得欧洲中世纪的手抄本直到十五世纪才面临选择，而那个时候的保存条件已远非中世纪可比。

欧洲以商业出版为主，书商当然是把当时最多人感兴趣的著作优先列入考虑，从而不可能将成千上万的钞本全部印刷，这一方面固然让一直都未印刷的手抄本容易散亡，另一方面也使教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手抄本的传统并使之又延长了一些时间。总体上说，欧洲的印刷并没有像中国印刷术那样立刻就全面取代了手抄这一生产形式，反而意外地保存了较多的古写本。

中国的册叶书是雕版印刷催生的，印本一开始就是册叶书形式。在西方由卷轴到册叶的变化过程中，因为书籍形式变换时间很长（四五百年时间），稀有古籍反而能被有心人特意保留下来。中国书籍形式在百余年内迅速改变，稀罕冷僻之书可能就有不会被转移到册页本形式，而其卷轴又终将朽坏无存。

中国的一些文献得不到刊印而停留在卷轴形式，那么这些以落后的书籍制度为形式的书籍就不仅没有得到大量的复制，而且在阅读、携带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弊端，它们的消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印本淹没抄本必然意味着文献的亡佚——很多抄本因为未能及时刊印而逐渐消亡。

除了晋末至南北朝以外，宋代、明代这两个印刷发达时期恰是前有积累文献亡佚较多的时期：隋以后幸存的早期典籍多亡于前一时期，而唐宋时尚存的典籍多散佚于后一时期。

如重要的文献方面，《汉志》所著录《尚书大传》四十一篇，宋世已无全本，至明遂残。刘向《洪范五行传记》，《隋志》《唐志》著录为“《洪范五行传论》”，亡于宋。三家诗中，韩诗约亡于南宋。《世本》十五篇，散佚于宋。《汉志》著录《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亡于南宋。其他方面，隋志“史部”之古史以下，绝大多数亡佚之书，皆发生于唐中期至北宋。集部书籍可能最为典型，凡是宋人未能刻出的别集，大多有较大散失。至于明代，又经过一次重新选择和再编辑、再刊刻，宋刻别集的原貌又有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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