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保密局特务与妻子吵架后半夜去值班，竟侦获我党重大情报网

1947年的北平，一个平凡的夜晚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的一名报务员，因为与妻子发生口角，失眠难耐。他随意戴上耳机，打算用工作消磨这个难熬的夜晚。谁知这一个偶然的举动，竟揭开了一个惊天大案的序幕。这个深夜的发现，不仅暴露了中共在北平的重要情报网络，更牵出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隐秘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报如此重要？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人真相？

一、意外的发现

1947年7月的北平，正值盛夏，闷热的天气让人难以入眠。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的报务员张明（化名）与妻子因为一件家庭琐事争吵，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

深夜11点，张明来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保密局北平站。值班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几盏昏黄的台灯亮着。他打开了美军援助的最新型号无线电侦察设备，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情报截获设备，不仅能接收电台信号，还能测定发报方位。

原本只是想打发时间的张明，却在凌晨2点17分听到了一个异常的电波信号。这个信号不同于其他已知电台的发报特征，显得格外谨慎和专业。更重要的是，这个频率并未在北平站的登记簿上出现过。

张明立即向值班的科长赵容德报告了这一发现。赵容德曾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受过专业训练，还参加过美军电讯专家的培训课程。他当即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个地下电台。

天刚蒙蒙亮，赵容德就调集了两辆安装有方向测定设备的吉普车。这些车上装有最新式的美制DF-301型测向天线，能够对可疑信号进行全方位侦测。

保密局的特工们分成两组，在北平城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第一组从西单一带开始，向东延伸；第二组则从东单开始，向西推进。他们采用了交叉定位的方法，通过不同角度的信号强度变化来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

经过整整三天的秘密侦测，他们发现可疑信号最强的区域集中在京兆东街一带。这里是北平城内的高档住宅区，许多达官贵人的府邸都坐落于此。

但是，要在这片区域内精确定位一部秘密电台并非易事。特工们发现，每当他们靠近信号源时，发报就会突然中断。这表明对方很可能有专门的观察哨，一旦发现可疑车辆就会立即停止发报。

在接连几次的侦测失败后，北平站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白天采用伪装成市政检修车的方式在街道游弋，夜间则派人悄悄潜入各个院落进行近距离侦测。

就这样，特工们开始了一场隐秘的＂猫鼠游戏＂。他们每天变换不同的伪装身份在京兆东街一带活动，从送报的、修鞋的到卖菜的小贩，都成了他们的掩护。经过反复测算和比对，他们最终将目标范围缩小到了顺天府夹道附近的六百至一千米之间。

但是，这个范围内至少还有上千户人家。如何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找出电台的确切位置，成了摆在特工面前的一道难题。常规的搜查方式显然行不通，任何大规模的行动都可能打草惊蛇。

正当谷正文为此发愁时，他想起了一个特殊的人物——＂飞贼＂特务段云鹏。这个决定，让整个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机...

二、特殊的掩护

京兆街二十四号的宅院在北平城内可谓是名门府第。这座宅院原本是清朝大臣的府邸，后来经多次转手，如今的主人竟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和她的丈夫袁永熙。

袁永熙在北平市民政局担任科长，每天按时上下班，事事循规蹈矩。他与陈琏的婚姻看似再普通不过——两个年轻人相识、相恋，然后步入婚姻殿堂。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住进了京兆街二十四号的宅院，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陈琏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当时担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在国民党内部，陈布雷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不仅是蒋介石的文胆，更是蒋的心腹重臣。陈布雷为女儿选择的这门亲事，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够门当户对。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表面上平凡的民政局科长袁永熙，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南系＂的负责人。＂南系＂是中共在北平的重要情报系统之一，专门负责收集国民党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在这座宅院里，袁永熙和陈琏的生活看似平静。每天清晨，府上的佣人会准时打开大门，打扫庭院。袁永熙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陈琏偶尔出门购物或走访亲友。这种平静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惊心动魄的秘密。

宅院的西厢房被改造成了一间书房，实则是秘密电台的所在地。电台由四名地下党员轮流值守：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以及另一对夫妻——报务员孟良玉和译电员李毓萍。他们白天扮作府上的佣人，夜间则开展秘密的情报工作。

这个地下电台的位置选择可谓巧妙。京兆街二十四号不仅地处北平城区要地，更重要的是，谁会想到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女儿家中，竟然藏着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层特殊的身份掩护，成为了最好的保护伞。

陈布雷的名声成了这座宅院最好的屏障。即便是保密局的特务发现了可疑迹象，也不敢贸然行动。在当时的北平，没有人敢轻易得罪陈布雷这样的实权人物。正是这种顾虑，让秘密电台得以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安然运转。

宅院里的日常活动也经过精心安排。每当电台开始工作时，佣人们会有序地进行各种家务活动，以掩护电台发报时产生的细微声响。府上经常会举办些小型聚会，这不仅符合陈琏的身份，更方便了地下党员与外界的联系。

在这座宅院的掩护下，中共的地下电台成功运转了近一年。它成为了连接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的重要纽带，源源不断地传递着高价值情报。这个隐藏在权贵府邸中的秘密电台，正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那个意外的夜晚...

三、关键的转折

当保密局北平站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毛人凤时，这位保密局局长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仅仅几个小时后，毛人凤就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保密局的几位核心骨干。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毛人凤在会议上说，＂但行动必须谨慎，不能打草惊蛇。＂ 他当即任命了自己最信任的助手、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全权负责此案。

叶翔之接手后，首先调来了保密局内最精锐的侦查人员。他们不仅配备了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还专门准备了多套便装和伪装工具。叶翔之给这些特务下达了严格的命令：＂监视必须24小时不间断，任何可疑情况都要立即报告。＂

8月24日凌晨4点17分，监听人员突然发现京兆街二十四号的秘密电台再次开始发报。叶翔之接到报告后，立即调动早已部署好的突击队。这支队伍分成三组：一组负责包围整个宅院，一组负责切断所有可能的逃生路线，主力突击组则直取西厢房。

凌晨4点45分，叶翔之一声令下，突击行动开始。特务们借着黎明前的黑暗，迅速突破了宅院的围墙。当时正在发报的李政宣和张厚佩夫妇甚至来不及销毁密码本，就被特务们制服。在隔壁房间休息的孟良玉和李毓萍夫妇同样被逮捕。

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整个宅院的其他人都还在熟睡。当特务们闯入主卧室时，袁永熙和陈琏才惊醒过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搜查，这对夫妇表现得异常镇定，但这并未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在搜查中，特务们缴获了两部电台、多本密码本、大量情报文件，以及一些用于隐藏文字的特殊药水。这些物证清楚地证实了这里就是中共的重要情报据点。

但是，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随后的审讯中。面对特务的逼供，报务员李政宣很快就崩溃了。他不仅供出了自己掌握的所有情报网络信息，更可怕的是，他还暴露了许多同志的身份。

＂李政宣的背叛是灾难性的，＂叶翔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他提供的信息帮助我们摧毁了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多个地下组织。＂

李政宣的口供为保密局打开了一扇大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特务们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北平到保定，从普通党员到高级干部，一张巨大的搜捕网开始在华北地区展开。

这场突袭行动的成功，不仅打击了中共在华北地区的情报网络，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更多隐藏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这场行动随后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多个城市的大规模搜捕行动...

四、连锁的反应

随着李政宣的叛变，一场波及华北地区的大搜捕行动迅速展开。首当其冲的是北平市的地下情报网络。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董剑平于8月26日凌晨被捕，随后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也落入特务手中。特务们按图索骥，甚至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石羽、力易图等人也未能幸免。

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陷入瘫痪。就连一些与地下党有零星联系的普通群众也难逃厄运。一位给地下党员送过煤炭的煤店伙计，也被特务们抓了去。所幸贝满女中的教员陶凤娟因为送戏票给陈琏的举动，没有引起特务的怀疑，得以将消息传递出去，使部分同志及时转移。

第二个遭受重创的是保定绥靖公署的秘密策反组织。这是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地下组织，成员多为中高级军官。9月初，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副主任余心清、军法处少将处长丁行相继被捕。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刚从前线回到保定，还未来得及与家人相聚，就被特务们带走。

这些军官的被捕，直接导致了一个重要的起义计划夭折。当时，余心清等人正在秘密策动绥靖公署司令孙连仲起义。经过多次接触，孙连仲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将为解放军在华北战场带来重大转机。

第三个遭受打击的是空军系统的地下组织。在南京空军总部受训的飞行员赵良璋突然被捕。赵良璧是一位经历特殊的军官，他曾在印度接受训练，因不满美国教官的傲慢态度而提前回国。1946年初，他在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情报科任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一直在为党组织提供空军内部的重要情报。

这三个系统的相继被破坏，给中共的地下工作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仅在一个月内，就有超过八百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这些人中，有的是多年的老党员，有的是刚发展不久的新同志，有的是支持革命的普通群众。

特务们的搜捕行动一直持续到深秋。在这期间，许多同志虽然及时转移，但也有更多的同志被捕入狱。这场打击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许多重要的情报渠道被切断，多个策反计划被迫中止。

然而，在这场灾难性的打击中，仍有一些关键的地下组织幸存了下来...

五、胜利与悲剧

在这场严酷的斗争中，一些地下党员凭借机警和智慧，成功避开了敌人的搜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赵炜的巧妙脱身。1947年10月，赵炜奉命前往北平给蒋介石送交作战计划。在北平期间，他得知蒋介石此行是为了表彰破获共产党电台有功的特务段云鹏。赵炜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回到沈阳后没有立即返回单位，而是设法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到了解放区。

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个重要的情报据点因此得以保存。赵炜到达解放区后，立即向组织汇报了敌人的部署情况，为接下来的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两周后，他受到了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亲自接见，此后被安排在大连情报处工作。

然而，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像赵炜那样幸运。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崞、赵良璧等五位同志英勇就义。就义前，谢士炎写下了一封遗书，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五位同志的牺牲，成为了这场斗争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在这场风暴中，袁永熙和陈琏夫妇的命运颇具戏剧性。由于陈布雷的斡旋，他们获得保释。建国后，两人都在团中央工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工作做出了贡献。余心清因未被证实是共产党员而幸免于难，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而当年的叛徒王石坚和尹家明却选择了投靠保密局，后来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他们的背叛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

至于那些在胡宗南部下潜伏的地下党员，他们的命运则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1947年7月，胡宗南将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送往美国留学。这个决定无意中让这三位重要的情报人员躲过了这场灾难。他们在1949年6、7月间陆续回到解放区，此后都在外交部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场始于一个偶然的夜晚的打击，给中共的地下工作带来了沉重损失。八百多名同志的被捕，造成了多条情报渠道的中断。但是，正是这些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道路，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8年秋，当五位同志在雨花台就义时，解放军已经在东北和华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年后，当熊向晖等人从海外归来时，新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