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日子。从那时起，历经了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全面的抗日战争，终于宣告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蒙受外国侵略一百多年的耻辱，终于得到洗雪；中华民族的历史，终于掀开新的一页。
消息传来
那年的8月10日或者11日，我正在一个区的游击队帮助工作。傍晚，团部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了一封急信。当时通讯员一面擦着满脸的汗水，一面笑着对我和区队的队长、指导员说："好消息，快看！快看！"听他这么一说，队长赶紧把信拆开，一看，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这个消息，在当时，确实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信里不但讲了日本马上就要投降，还讲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即举行反攻，去收缴敌人的武装。命令明确指出，对于一切拒绝投降的敌人，坚决予以消灭。同时，团首长也命令该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待命接受战斗任务。
看完信，我们三个人差点要跳起来，都说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大家。于是立即集合部队，向大家传达。信一念完，场上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一片欢腾。大家叫呀，跳呀，说呀，笑呀，有的挥动双拳，有的拼命鼓掌，有的举起双手，高呼"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不少战士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搪瓷碗，代替锣鼓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随后，大家纷纷涌向我和队长、指导员，要求赶快开赴前线，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
很快，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不大一会儿，村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到部队集合的场地，和指战员们一起欢庆胜利。场上三五成群，欢声笑语。有些人高兴地拉住战士跳起了秧歌舞，还有些人激动得爬到草垛上面放开嗓子直叫。有的老奶奶一面用手轻轻地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一面不停地自言自语："总算熬到头了！""总算熬到头了！"还有不少男青年当场要求参加新四军，去和日军作最后的一战……
是啊！整整八年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流淌了多少血泪？经受了多少苦难？这下好啦！天终于亮了！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而侵略者也终于得到应有的报应！这一切怎么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又怎么能不令人激动万分！
回想起来，这种喜悦的心情，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曾经享受过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几次当中的一次。除此以外，一次就是1949年的1月10日，那是淮海战役结束的一天。而那一天，标志着解放战争的大局已定，革命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再一次就是1953年的7月27日，那是朝鲜停战协定生效的一天。那一天，标志着经过将近三年的浴血奋战，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终于被我们打败，抗美援朝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当时，那种高兴、激动、感慨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混在一起的心情，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长期战争的人才能够完全体会得到。
第二天，我按照团首长的指示和告诉的地址，返回团部。又过了一天，部队就奉命向被敌人侵占的如、黄公路挺进，执行接收敌人投降的任务。
横扫如黄线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出于险恶的用心，竟然下了一道命令，只准日伪军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维持现状"；同时要八路军、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这个荒谬的命令一下达，各地的日伪军就有恃无恐地拒绝向我们投降，等着国民党军队来接收他们。对此，我们当然不答应。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举行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如、黄线挺进，对驻守那里的日伪军采取行动。
8月14日下午，我们首先包围了该线中段的分界镇。这里驻着伪军一个营，总共三百多人，由一个副团长率领。一开始，这帮人很狂妄，说是上面有命令，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要我们离开这里。针对这一情况，我军一方面抓紧战斗准备，一方面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同志轮流上去喊话，反复给敌人讲形势，讲政策，要他们丢掉幻想，消除顾虑，赶快投降。同时命令他们必须在明天上午之前缴枪，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宿无话，第二天吃过早饭，接着喊话要敌人马上答复。开始，敌人还想采取拖延战术，说是让他们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说。看来不施加点压力不行。于是团长命令把那两门分区奖励的土炮架起来，瞄准炮楼打了三发炮弹。由于距离很近，三发炮弹倒是发发命中。可是因为终究是土造的，材料不过关，因此三发当中只有两发爆炸，而且威力似乎不是很大。不过尽管如此，敌人还是害怕了，马上从炮楼的枪眼里伸出了一面白旗，表示愿意向我们投降。后来经过谈判，午饭之后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三百多人在副团长率领下，整队离开据点，到指定地点集中。至此，加力镇获得解放，大反攻首战告捷，两门土炮也首次立功。
下午，我另外一个同志负责去处理这批投降的伪军。本着"凡是愿意留下的，交给司令部分配到各连，凡是不愿留的，发给一定的遣返费，让他们自己回家"的原则，我俩分别和伪军逐个谈话，征求意见。当我刚谈完一个还没有来得及喊下一个的时候，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又肥又长的破军装的伪军主动站到了我的面前。一看，是个孩子，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
"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郭家宝。"他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回答。
"在那边干什么的？"
"号兵。"
"希望回家是吧？"我想这孩子一定很想回家。
"不！"回答得斩钉截铁。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我又问。
"我没有家。"这次他说得又慢又轻。
"父母亲呢？"
"家里穷，生病之后没钱治，早就死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那你怎么办呢？"
"留下来！"
"新四军的生活可是很苦啊！"
"我不怕！"他显得一脸的倔犟。
看着他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当即同意他留下来，下连去当司号员。他一听让他留下，挺认真地向我鞠了个躬，然后赶紧站到留下来的那一边。巧的是，半年多以后，我又见到了小郭，并且还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第二天，部队挥师东进，把一个叫做芹湖的据点包围了起来。这里驻着伪军一个排，由一个连长负责指挥。由于受到两侧的据点都已经被我攻占的震慑，加上兵力又很单薄，所以这股敌人的气焰比较小，和其谈判也比较顺利。当天上午敌人就放下武器，随后便拉到附近的一个村庄等待处理。真是无独有偶，前天投诚的人员当中有个小孩子，今天却来了个"小老头"，就是那位连长。他姓马，30多岁，是个老兵，而且是个老炮兵。正好我们刚缴了两门迫击炮，没人会用，于是就想到了他。经过谈话，没有费多少口舌，他就答应留下来。有了武器又有了人，团里马上组建了一个机炮连，由他担任教官。后来，在几次战斗当中，他指挥机炮连打得很好，成了全团无人不知的马教官。他叫马金龙，大家又称他为神炮手。
拿下芹湖以后，我们又配合兄弟部队继续扫荡如、黄线。到了8月18日，全线除东西两头的如皋、黄桥以外，其余大片地区先后宣告解放。接着，部队奉命回头向西，攻打黄桥镇。
当时正是盛夏季节，火红的太阳晒得身上火辣辣的，人像被放在蒸笼里面似的，闷热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为了防止敌人跑掉，指战员们顶着烈日，冒着高温，沿着公路一路小跑步。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湿透了衣服。有不少战士中暑，有几个战士跑着跑着突然倒了下来。可是大家不顾一切，仍喘着粗气，坚持着奔向黄桥。可惜的是，尽管我们赶得很快，敌人逃得比我们更快。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逃离黄桥，跑到泰州去了。
于是，部队进入黄桥的队形，从原来的战斗队形，临时改变为游行的队形，成了一场临时组织的入城式。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集中全团20多个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他们一面走，一面吹号，军号上系着的红绸布在阳光下显得更加艳丽。紧跟在后面的是机炮连，两门土炮的铁轱辘在石板路上发出隆隆的响声，成了军号的伴奏。再后面便是团部机关和各个连队的同志。这些刚刚打了胜仗的指战员，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以胜利之师的气势出现在黄桥人民面前。黄桥是革命老区，著名的黄桥保卫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时，群众一听说我们来了，一下子都涌上了街头，夹道欢迎四军，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欢迎的群众看到战士们汗流浃背的样子，马上跑回去抬来一担担茶水，再次拿来当年用来慰问我军的著名的黄桥烧饼慰劳我们。一时间，军号声、炮轮声以及群众的欢呼声混在一起，成了一曲特殊的大合奏。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团根据新四军军部关于加强大反攻力量的指示，奉命由地方部队上升为主力部队，番号也被改为苏中军区独立旅第十三团。
攻打靖江泰兴日本友人赎罪
如、黄线战斗之后，部队在黄桥一带稍作休息。一天下午，分区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日本人。分区交代，这位友人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我们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对敌人喊话。分区并且交代，把他安排在政治处，平时和战时都随政治处一起行动。他的名字虽然记不起来了，但是他的模样至今我还能够回想得起来。中等个头，微黑的脸，瘦削的身材，大约十八九岁，讲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他到了以后，我们对他很客气，各方面尽可能给予照顾，以便他能尽快适应我们部队的生活。可是他却一再表示要和我们一样，不要搞特殊。头两天，相互之间还有点拘谨，慢慢地就比较随便了，后来不但说说笑笑，有时还打打闹闹。因为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差不多，都是20岁不到的小伙子。闲来无事，大家还唠唠家常，谈谈各人的过去和将来。他告诉我们，他家住在北海道，1942年读中学时被征召入伍，随即被送来中国。刚到部队，对这场战争稀里糊涂，是非不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当看到伙伴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残暴行为时，对帝国政府一再宣称的"圣战"开始发生怀疑。特别是有一次下乡扫荡，在一个村庄外面，看到几个军官和士兵，对一群手无寸铁躲在芦苇丛中的老百姓，先是用刺刀刺，然后又用机枪扫射，以此练习刺杀并从中取乐的情景时，他受到很大刺激，心里感到煎熬。所以被我军俘虏以后，对我军干部给他们讲的课，不但觉得很新鲜，而且觉得很有道理。加之又看到我们这里军爱民、民拥军的大量感人的事例，使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前途。他说，自从懂得了这些道理，就报名参加反战同盟，决心为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出一点力。
他来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团奉命去参加攻打已经被兄弟部队包围的靖江城。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本来团首长规定，白天好好睡觉，以便夜间行动。可他怎么也不肯睡，从房东那里找来一块硬纸板，精心制作了一个喊话筒。并且反复询问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喊话？怎么喊话？……
夜里10点钟左右，部队抵达靖江以后，我们就和这位友人一起爬到靠近城墙的一间屋顶上去喊话。尽管当时已经知道城里没有日军，但他仍然坚持和我们一起上去，并且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通过现身说法，对伪军进行教育。开始，我们一喊，敌人就开枪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我们要他把上身放低些，可他为了能让对方听得更清楚，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举着话筒大喊。喊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仍然不肯投降，我们火了，便警告敌人，如果再不投降，就要用大炮轰了。随后，团长命令机炮连的同志，推着前面说的那两门土炮，在石板路上来回走动，有意让它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大家笑称，这是兵法三十六计之外的又一计，叫做真真假假计。军事威慑加上政治攻势，又加上潜伏在城里的我地下党员趁势进行的策反工作，守城的500余名伪军终于在天亮之前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靖江城随之获得解放，两门土炮也再次立下功劳。战斗结束以后，日本友人和我们一样兴奋不已，又唱又跳。为了表示庆祝，他还特地拿出专门发给他的津贴费，到街上买了一包糖果，和大家一起享受胜利。
大概过了四、五天，分区发来电报，要友人返回分区。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难过，要求我们把他留下。大家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庙小，容不下你这个菩萨。他听不懂，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向他解释以后，没想到他第一次板起面孔，显得很生气。吓得我们赶紧说明，不是我们不想留你，而是估计上级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你去完成。听我们这么一说，他的脸色才由阴转晴，稍稍露出了笑容。过了一会儿，他含着眼泪深情地望着我们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十多天，是我有生以来活得最有意义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我总算有机会为中国人民做了点事情，也为自己赎了点罪。"临走时我们把他送到村头，大家都依依不舍。这一别就是70年，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样？如果他还健在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像当年在靖江城外的屋顶上拿着话筒不停地喊话那样，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反对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东山再起的倒行逆施，而不停地奔走呼号。
9月8日，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泰兴，参加攻打泰兴城。这里驻着伪军第十九师，大约4000多人。敌人仗着人多，又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作屏障，加上靠近泰州，因此很顽固，不肯投降。也因此我们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把它打下来。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团出了两位战斗英雄，一位叫殷根宝，一位叫丛远宽。
殷根宝担任二连的班长，他率领全班同志，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利用吃饭桌蒙上湿棉被做成的土坦克作掩护，冲过一片开阔地，再冲过浮桥，然后通过竹梯迅速爬上城墙。在墙顶上，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当殷根宝看到两个敌人端着刺刀同时刺向战友黄勇的危急关头，他一个箭步上去，首先捅倒了一个敌人，接着一个反转身，刺刀直插正杀向自己的另一个敌人。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敌人终于溃退了，我军随之通过这个缺口涌入城内。战后，他被评为战斗英雄。一位音乐工作者还专门为他谱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战斗英雄殷根宝》。这首歌曾在团里广为传唱，影响很大。不幸的是，殷根宝同志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留下了不朽的英名。
而丛远宽是警卫连的班长，也是突击队的队长。他带领突击队两次攻击受阻之后，第三次改变战术，把竹梯放得低于城墙头，使敌人的手够不着去推翻我军登城的梯子。当他爬到离墙头还有半人高的距离，迅速掏出两颗手榴弹，拉掉弹弦，在即将爆炸的一瞬间，扔向了敌人。随着两声巨响，他趁势翻上城头，抢过敌人的一挺机枪，立马向两边的敌人猛烈扫射。他的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不知所措，慌忙向城里逃跑，丛远宽和突击队的其他同志也紧跟着追了过去。战后，他也被评为战斗英雄。
当时，我们政治处的几个同志跟着部队进了城，执行团首长交待的搜寻伪师长蔡鑫元的任务。此人作恶多端，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要把他抓住，绝不能让他跑掉。在一个大巷子里，经过群众的指引，我和另一个同志找到了蔡住的房子。一进去，只见卧室里面一片狼藉，乱七八糟的东西散了一地。显然这家伙已经逃跑了，于是赶紧出来到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但是，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他会藏在什么地方呢？难道让他跑了？我俩正在着急，忽然接到一个连队的报告，说是蔡已经被他们抓住了，马上就押送到团部去。这下，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这家伙看到大势已去，便化装成伙夫，混在一群伪军里面，企图一起逃出城去。想不到被其中的一个伪军认了出来，随即报告了我们。至此，该师4000多人全部被我歼灭，泰兴城成了苏中地区又一个被我军解放的县城。蔡鑫元这个民族败类也在经过公审之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战斗结束以后，部队移到一个叫姜堰的小镇休整，在这里度过了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节日中秋节。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来很多慰问品，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战利品。军民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重镇盐城东台休整看戏
10月中旬，我们团奉命北上，去解放苏北重镇盐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行军，部队到达战场。这里由伪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防守，全部兵力将近一万人。战役开始之前，伪军长赵云祥在我地下党的争取之下，思想一度有所动摇，准备率部起义。但是当蒋介石抛出任命他为第二路军第一军中将军长的诱饵以后，随着其身份由汉奸摇身一变而为国军之后，他的态度也马上跟着大变。为此，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争取，一面采取强攻。
该城的南面有个小镇叫伍佑，驻了伪军一个师，是防守盐城的南大门。要打盐城，必须首先拿下伍佑。于是10月31日夜，我军首先对伍佑发起攻击。我们团奉命由西向东，朝镇中心攻击前进。敌人的抵抗比较顽强，每前进一步，总要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我们打到一条河边，这里有一座石板桥，桥的东头有一个土木结构的碉堡，敌人固守着碉堡，并从碉堡里以密集的火力封锁着桥面，使我们无法通过。团长看到这个情景之后，便命令机炮连用八二迫击炮来摧毁这个碉堡，为部队前进开辟通道。这两门炮还是在如、黄线上缴获的，打了几仗之后，已经没有几发炮弹了。团长命令马教官一定要瞄得很准，因为全靠这几发炮弹解决问题了。马教官接受命令之后，不声不响地站到火炮的后面，竖起右手的拇指，时而闭起左眼，时而又闭起右眼，对着碉堡仔细地进行瞄准。然后又跑到火炮的两侧，用同样的姿势，反复着上面的动作。几分钟之后，他向炮手们下达了操作的口令。等炮手们操作完毕以后，他一声不吭地望着团长，等着团长指示。看到团长一点头，立即发出"放"的口令。随着一道火光和一声"轰"的声音，炮弹在前面爆炸了。大家睁大眼睛一看，爆炸点紧挨着碉堡，但是没有直接命中目标。这时大家都很着急，因为又少了一发炮弹了。然而马教官却显得很沉着，他朝前方看了看，又竖起大拇指仔细瞄了一下，便要炮手对方向稍稍作了一点修正，然后果断地下达了两发炮弹连续放的口令。"神炮手"果然名不虚传，两发炮弹爆炸之后，碉堡顶上马上露出了一个大窟窿，里面的机枪也不响了。战士们抓住机会，迅速越过石桥，向市区冲了过去。
在我军几个方向持续几天的打击之下，敌人顶不住了，决定放弃伍佑，于11月3日向盐城方向突围。可是刚刚离开伍佑不多远，就被我们在运动中全部歼灭。
伍佑一解放，部队立刻挥师北上，兵临盐城城下，把盐城团团围住。改编没有几天的第一军，成了瓮中之鳖。蒋介石赏给赵云祥的中将军长，也成了一只空心汤团。这时赵云祥再一次动摇了。于是我军一面对该城四周逐次组织攻击，一面由潜伏在该部任副官和参谋的两位共产党员趁机对他进行策反。经过一番教育和斗争，11月10日，赵云祥终于率所部起义，宣告参加新四军。起义之后，该部被编为华中解放第四军，赵云祥还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
这次战役我们的收获很大，不但使伪军一个军起义，还接收了一个由几十个10岁左右的孩子组成的京剧团。这帮孩子来了以后，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被称之为"娃娃剧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们为部队演出了400多场戏，为活跃部队生活、鼓舞部队斗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十几个当年"娃娃剧团"的娃娃如今已是白发的老人，聚在一起回忆70年前的往事。这很有意义，也很难得。作为盐城战役的参加者和"娃娃剧团"的热情观众，我和他们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因此由衷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娃娃"精神长驻。
战役结束以后，部队随即移师东台，进行休整。在那里，我们看了由苏中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大型话剧《甲申记》。这是一出总结历史教训的戏。当时，由于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一些人包括我们部队里的少数指战员，产生了"松口气、歇歇脚"的麻痹松懈情绪。他们认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从此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因此开始追求安逸和享受，有的甚至想着尽快复员回家，享受"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此时，重温李自成因为骄傲、腐败，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很有教育意义，能起到警示作用。大家看过之后，都表示要以此为戒，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绝不当李闯王和刘宗敏。尤其是刘宗敏，更成了一个令人不齿的反面典型，深深地印在了大家的记忆里。
这种运用戏剧、音乐等文艺手段进行思想教育的做法，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记得早在1944年的时候，三分区文工队就曾经演出过一出苏联的大型话剧﹣-《前线》，也曾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戏的主题也是批判骄傲自满。剧中有个爱摆老资格、固步自封的典型，叫做戈尔洛夫，是前线的一个高级指挥员。《前线》演出之后，一时间，"戈尔洛夫"成了骄傲自满的代名词，如果有谁骄傲了，马上就有人提醒他别当戈尔洛夫。另外，剧中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叫客里空，是个记者。他爱说大话、空话，甚至弄虚作假。后来大家凡是碰到类似的人和事，就称之为客里空。可见此剧影响之深。
从当年这两出戏的演出，联系到当前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两点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是，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本来在理论上很清楚，在实践上从上面说到的两出戏演出的效果，也已经得到了清楚的回答。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有一些所谓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罔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去反映忘我奋斗的人民群众，不去反映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去讴歌正气，批判邪气，相反却热衷于编造无聊的戏说，甚至颠倒黑白的胡说。热衷于传播色情，鼓吹享乐至上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毒化了社会的风气。这些，特别对缺乏足够辨别和抵御错误能力的青少年危害更大。由此，我觉得现在必须大声疾呼，希望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争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绝对不要去炮制腐蚀人类灵魂的"毒化剂"。再一个问题是，当年《甲申记》和《前线》中警示的享乐腐化和骄傲自满等等现象，今天在一些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身上也是相当严重地存在，并且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腐蚀了党和政府的机体，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加以纠正，势必会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命。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断然刹住这两股歪风。
在东台休整期间，不知道家里怎么知道我们部队驻在那里，派了武陵大哥来部队探望。兄弟见面之后，在高兴之余他顺便跟我说："当初你出大哥来部队探望。兄弟见面之后，在高兴之余他顺便跟我说："当初你出来当兵是为了打鬼子，如今鬼子已经打跑了，你也可以回家继续读书了。"因为父母亲本来一直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将来当个教师或者医生什么的。另外，他还误认为我之所以出来当兵，是因为对父母亲曾经议论过的婚事不满，因此答应我回去以后想找谁就找谁。因为他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作了这样的猜想。经过我反复解释，他终于理解我的理想和追求，并且表示要不是因为他自己是老大的话，也真想留下来不走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武陵哥各方面一直不是很顺利，心情也一直不是很舒畅。对此，现在回想起来，我总为自己当时没有能在思想上给予他更多的帮助，或者干脆动员他参加革命队伍，而感到后悔和内疚。
华中受降的收官之战
12月中旬，我们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打高邮城。高邮位于扬州和淮阴中间，紧挨着大运河。这里驻着日军11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是日军盘踞在我华中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可以说是锲在我华中地区的一枚钉子。拔掉了这枚钉子，华中根据地就全部解放了，同时也为下一步把华中和山东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清除了一个主要障碍。
这次我们团的任务是首先扫除扬（扬州）、泰（泰州）线上的几个小据点，然后负责阻击可能从扬州和泰州增援高邮的刚刚进驻那里的国民党军队。战役于19日夜间打响，次日凌晨，我们就抓到了十几个从邵伯逃出来的日本兵。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狂妄顽固了，我们稍一攻击，他们很快缴枪投降。20日，扬、泰线被我军全部控制，两地的国民党军队刚一露头遭到我军痛击以后，再没有敢出来增援。于是，兄弟部队就无所顾虑地按部就班地对高邮城实施攻击。
在我们扫荡扬、泰线的时候，兄弟部队于19日夜间同时对高邮城发起攻击。在扫除了外围据点之后，25日夜进行总攻。这里的敌人不像邵伯的敌人那样，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还是进行了一番抵抗。第八纵队的指战员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冒着倾盆大雨，对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一齐发起总攻。第六十八团（也就是后来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第二 O 一团）在遭到敌人子母堡群火力严密封锁、前进受阻的情况下，一连战士戴文祥，英勇机智地迂回到敌堡的侧后，利用死角，连续打下七个地堡，为大部队前进扫清了障碍。后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26日凌晨，我攻城部队终于会师于日军的旅团司令部，迫使敌人缴枪投降。
战斗结束之后，我军在敌人司令部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受降仪式。代表我方接受日军投降的是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日军表示投降的是驻该城最高司令长官、独立第九十旅团旅团长岩崎大佐。有意思的是，我军一攻入城内，粟裕司令员就跟随部队进了城，并且在夜幕下悄悄来到受降现场，在另一间房子里观看了受降仪式的全过程。仪式一结束，他又悄悄地离开现场。这一切不但日军司令不知道，就连主持受降仪式的韩念龙同志也没有发现。直到三天以后，粟裕司令在接见日军军官的时候，讲到这件事，人们才知道了这个有趣的情节。岩崎大佐听说以后更是惊讶不已，当场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感动之余，还连忙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弯腰献给粟司令。他边献边非常认真地说："谨将这把祖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仰大名的中国将军。"真的是不打不相识。此时，他对粟司令和我军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
高邮战役是华中战场受降的收官之战，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还创造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记录，就是在一次战役当中，俘虏日军的人数最多﹣-931人。加上外围战斗俘虏的，总共1000余人。
至此，受降任务基本完成。从1945年8月15日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像国民党军队那样，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地"接受"过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为了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实，应该把这个情况如实记载下来，以便从这里看到一个怪现象，那就是：蒋介石和日军，一方面都视对方为仇敌，势不两立；但同时又都把我党、我军看作是共同的敌人，因而有时又联起手来一起对付我们。这种怪现象可以说是历史前进中的一股逆流。但是，逆流终究是逆流，它永远也阻挡不了主流的奔腾向前。
总之，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还是第一次取得了完全胜利，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也从此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