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雄主,很多人更是把他当做千古一帝,说过的很多话都脍炙人口。比如那句十分霸气的:寇可往,我亦可往,如今攻守易形了!汉武帝继位后,对内政治上强化改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推行一系列主张,如盐铁官营等,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大汉的国库充盈,为汉武帝推行开边兴利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保障。他对外打击匈奴,开拓西域,扬国威于四海。如果按照公孙弘的说法,咱们这位君主是大有为之君,只要人力之所及,他都想做到极致。当汉武帝与卫青、霍去病等人讨论如何对付已经逃往漠北的匈奴残部时,大家都认为很难,认为这样的劳师远征后勤保障是个大问题。那汉武帝怎么说呢?“不就是人马做墙,黄金铺路吗?”
汉武帝有这个底气,那是因为他重用商人出身的神童桑弘羊来打理财政,大汉的国库充盈,足够支撑他讨伐匈奴的大业。战争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一种手段,背后的胜负手是经济基础,加强将帅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帅,加上充盈的国库,让汉武帝有了足够的底气。但是在这些风光背后的,却是百姓们哀鸿遍地,白骨累累的悲惨生活。到了汉武帝统治晚期,大汉已经出现类似于秦末的情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也就是说“亡秦之迹”已经出现了。
汉武帝是有调整国策的最佳机会的,并不需要等到最后,但他太自信了,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尽管已经出现了“亡秦之迹”,但他还是坚信大汉不会重蹈前秦的覆辙。一个人如果太过自信,是要栽跟头的,就算是汉武帝也是一样,毕竟他也是人。在最后为刘弗陵安排辅政之臣的时候,除了谨慎的霍光外,推行“开边兴利”国策的桑弘羊也在其列,这说明到了最后,汉武帝也没彻底放弃“开边兴利”的念想。当理想变成了执念,就无法接纳任何反驳意见,希望就变成了灾难。
刘据,作为汉武帝的长子,加上当时刘彻的子嗣不多,因此开始的时候,他是被刘彻寄予厚望的。刘彻希望刘据能够和自己一样,成为“开边兴利”的有为之君,但当他发现刘据是个守文之人时,内心难免失望起来,尤其是在汉武帝的子嗣多起来以后,储君的选择余地变大了,汉武帝对于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就开始逐渐疏远起来。因此,对于汉武帝疏远卫子夫和刘据的这个变化,不能简单说成是卫子夫年老色衰失宠的问题,本质上讲是父子二人的政见不同,但汉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疏远而并没有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想好要怎么做。
动太子刘据和卫子夫,就意味着和卫氏决裂,当霍去病和卫青都在的时候,汉武帝是没有这个打算的。为什么呢?因为卫青、霍去病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尤其是霍去病,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杀死了关内侯李敢!但李敢死后不久,霍去病就去世了,至于霍去病是怎么死的,史书里没有详尽的记载。
但霍去病去世后,卫青也被边缘化,汉武帝刻意培养李广利和李陵,启用这些年轻将领,就是要摆脱对卫氏的依赖。当卫青病重的时候,汉武帝专门和卫青说了一番话,其内容就是让卫子夫和刘据安心。他说:“你可以去告诉太子和子夫,让他们放心,大汉天下需要守成之君,而太子刘据就是最佳人选,他一定可以成为合格的君主,让他们不要受到他人蛊惑!”汉武帝这个说法,在不久后,就被证明只是为了安抚卫青的谎言,卫青死后的十六年里,表面上看太子和卫子夫地位稳固,汉武帝出巡,太子监国的时候,也常有发生,似乎一切的表象,都在为刘据的继位做准备。
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处心积虑的要把卫氏连根拔起,用的办法还是巫蛊。汉武帝先是让公孙贺做丞相,公孙贺吓得跪倒在地,大声说:“陛下饶了我吧!我是个粗人,干不得这个管理的活儿!”潜台词是什么呢?凡是做丞相的人,基本上都不能善终,汉武帝让自己做丞相,并不是看重自己,想到的可能是要收拾自己。事实确实如此,汉武帝对于公孙贺没有手软,借着大侠朱安世的案子,把公孙贺、公孙敬之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全部处死。
有人说汉武帝和刘据间的矛盾,是奸人作祟导致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很多人口里的奸佞小人江充,实际上是支持汉武帝开边兴利的人,严格上来说他只听命于汉武帝,是个类似于张汤的人物。你说他和太子有矛盾,史书记载里是刘据违反了礼制,江充面对太子的恳求,坚决执法不徇私情,他还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的特别褒扬。江充诬陷太子,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背后没有人指使,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如果没有巫蛊之说,就没有更换太子的理由,卫青死后到巫蛊之祸爆发前,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铲除卫氏,连卫子夫的两个女儿也死于非命。
江充被安排作为绣衣使者入宫,就是要查到实证的,查什么实证呢?当然是卫太子刘据利用巫蛊诅咒皇帝的实证了!有了汉武帝的这种安排,江充在太子宫挖出人偶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否则江充就会被以办事不力的理由收拾。刘屈髦就复杂点,他对付卫太子刘据,有汉武帝的安排,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刘屈髦和李广利是儿女亲家,而李广利是昌邑王的舅舅,他当然想借此机会,让自己的外甥上位了。
当江充已经步步紧逼,令刘据没有了退路的时候,太傅石德的话,揭露了问题的本质,他说:“陛下有可能都不在了,奸臣们借机发难,太子难道忘了公子扶苏被逼自杀的事情了吗?如今您已经没有了退路,为今之计,只有兵行险招,诛杀奸佞之臣,让后带兵救驾平叛!”太傅石德的话,关键在于储君之位的变化,不管江充背后的人是谁,目的都是搞掉刘据,更换皇位的继承人。为了自保求生,刘据只有起兵反抗这一条路可走,这时候的刘据体现出了自己的血性,他不再是那个父亲眼中的羸弱之人,而是变成了一个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储君!
他先是假传圣旨,诛杀了绣衣使者江充和将军韩说,黄门苏文看情况不妙就逃跑了。而后找到母亲卫子夫,用皇后的印信打开了武库,武装支持自己的人,随后他持节到了北军,想取得任安的支持,随后在京城和刘屈髦的部队展开了血战,这每一步都不多余,都体现了刘据的能力。但任安尽管曾经受过卫青的知遇之恩,在刘据找到他的时候,他选择按兵不动,直接导致刘据势孤,在和刘屈髦的较量中,处于了下风。卫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自杀,卫氏一族则被族灭,巫蛊之祸落下了帷幕。在这个过程中,卫子夫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她的印信,刘据就无法打开武库。面对汉武帝的步步紧逼,卫子夫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选择支持儿子刘据做奋力一搏!
因此,汉武帝刘彻和戾太子刘据之间,根本的矛盾是“开边兴利”和“守文”的国策之争,而跟随汉武帝推行“开边兴利”的人占了上风,毕竟他们背后的人是皇帝。这种状况在霍去病、卫青去世后,就愈演愈烈了。巫蛊之祸的本质,就是江充这些秉承汉武帝意志的人,用巫蛊这种非常的手段,摧毁以刘据为首的“守文”政治势力的一次绞杀行动。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